無論你是不是醫生，相信不少人熟悉希波克拉底誓言，或脫胎自此的日內瓦宣言，作為醫生宣誓詞，其中除了「我鄭重地保證，自己要奉獻一切為人類服務。」或者「病人的健康應為我的首要的顧念。」之外，文字中帶著一種對於人性的神聖維護。但即便如此，即便盡了一切力量，「盡可能地維護人的生命」。對於醫生最難的一種想法，就是接受人皆有死；而作為醫生，本就是一個靠近死亡的工作。

這本書的作者Pauline W. Chen（陳葆琳），父母是來自台灣的移民，在哈佛畢業後進入一學名校西北大學唸醫學院，之後的外科五年訓練在耶魯大學完成，期間獲得最佳住院醫師教學獎，到國家癌症中心受訓，在UCLA完成肝臟移植手術訓練之後，也得1999年UCLA的最佳醫師獎。

但這麼一位醫生，寫下了她認為作為一個醫生，最終最難，也永恆不只的最終測驗，其實正是在施行診斷甚至手術的關頭，一方面得在情感上保持距離，精準發揮醫生救人的職責，另一方面作為一個懷抱健全人道心腸的人，自然會有的同理心與充沛的同情心。

當代醫學的進步，從十九世紀末之後，不只進步越來越多，而且連進步的速度也越來越快，就作者Pauline W. Chen專精的肝臟移植來說，在1970年代，即使只以一年存活期來計算，也只有四分之一的病人能夠撐得過；但以她受訓的方式作移植，超過80％的病人能度過至少五年存活期 。

醫學更形專業之後，就如同所有其他的專業一樣，自然會產生一種更符合效率的思維方式與職場運作；是的，作為醫生也可能就只作為一個職人而已，既然維護病患的生命與健康是目標，當總有達不成的時候，當人卻一直不能長生不死，作為醫生，實在不能不作下判斷，專業地放下這一個個即將死去的病人。好把自己的精力與精神，專注於拯救其他尚有可能的病患。

這樣的思維甚至也可能會被覺得有某種合理性，尤其當執業與施作的「對象」，被抽離出與自己相同的「人」之後。

波赫士曾經以最簡單感到不解的口氣說過：「作為人，怎麼可能不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但作為醫生，當妳執刀劃開眼前這個人的身體，取出器官，你怎麼可能不把思緒集中在更乾燥技術性的層面上？

在這本書中，Pauline W. Chen寫到了一個令她一度混亂不能自己的故事：在她已經開過八十幾次肝臟移植手術之後，有一次她上了手術台，準備將捐贈移植的肝臟從一位腦死的對象身上割下來，當她一見到這位手術對象，是個與她年齡相仿，同樣為亞裔的女人，她忽然彷彿與自己的身體感受重疊，好像是穩穩執刀劃開自己的身體，不容質疑地執刀摘下自己的心臟。

這樣的經驗讓她領悟，也同時值得分享給我們所有人：這最終的測驗，並非在於選擇必然人性，或者減低病痛或者必然精準專注治癒；面對人終有一死的真正 無法超克的必然，無論是醫生甚至病人，在救人的人性，與治病的效率，這兩者之間永恆的拉鋸，才是真正的最終試煉，必須永遠小心翼翼地付出，小心翼翼地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