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情很像一片片非常可愛的藥布，可以癒合任何男女的痛處，缺點是貼得太久容易受傷，所以只好偶爾拆下來，抽離一陣後想貼再貼；如此反覆進行，不斷地撕開、貼上，撕開又貼上，慢慢成為習慣動作之後，也許愛情便能呈現我們想要的所謂永恆。──王定國
誰在暗中眨眼睛
書中的篇章大多有關男女感情乃至於生命的不堪，然而語調淨是內斂含蓄。王定國說：「相較於生命的粗暴，我想，溫柔是用來對抗的，就像赴戰場的前夕坐下來抄寫心經。但這麼說還不真切。其實我是個故意不太重視故事的人，不喜歡過多的敘述，也很少使用對白，我只讓人物小聲說話，用眼睛面對各種衝擊。我自己應該也是這樣的人，才那麼著重於較為內斂又低調的東西。」
溫柔是一種對抗，也像是一種旋律，不僅字句間有著音樂性的節奏，角色也成為一段段樂句。王定國談及文字的音樂性時，說：「我對自己的文字非常嚴格，必須感覺到可以悅耳地朗誦，才有勇氣寫下來。讀者如果在這本書中發現到文字的音樂性，請不要懷疑，那是因為我確實想在文學中兼顧音樂的節律。不同的是，一名作曲者可以隨時在自己的音樂中歇息，寫小說卻沒那麼幸運。我重視小說人物的安頓，也希望我的讀者可以從陶醉的閱讀中聽見某種難忘的尾聲。」
倘使文字如同音樂，《誰在暗中眨眼睛》的旋律是低迴的。我們可以與一些同樣處理「不堪」的小說名家相比較 。如瑞蒙‧卡佛，他彷彿站在不堪的當下，報導一起命案的現場；費茲傑羅則是在故事的結尾讓一切急轉直下，從當下直接跳到多年以後。可是在王定國的小說中，不堪卻總是過去式，是已經蒙上灰塵的舊物，然後在某一個瞬間被翻攪，所以真正不堪的不是過去，而是令人不堪的某物，一層一層地被掀開。
對於這既非冷然的遠觀，又非戲劇性參與的敘述角度，王定國是如此描述：「敘述的語調也許是低微的，該沉重時卻又聽得出它是來自丹田的悲傷。我覺得這樣的方式可以和讀者促膝長談，雖然說的是別人的故事，作者也抽離了現場，但作者人格畢竟是無處不在的，最後還是會以無形的方式現身。這幾乎就是我和一部社會心理學較勁的時刻，當讀者慢慢陷入這種情境時，他或許也會感到無助，但他應該也有信心，相信這位作者一定會告訴他什麼，哪怕只是小小的尾音也會低迴不已。」
（照片／王定國提供）
但是，這種救贖是透過很隱微的方式，這裡有個例子。小說中提及一些台灣傳統婦女，她們受制於舊日的觀念，面對粗暴的男性，只能將痛苦深埋卻也未曾消失。相較之下，小說中的「現代」女性，看似更有希望。然而這種「能動性」並不直接。「相對於傳統束縛下的女性哀怨，我的女性人物應該較有機會走出框架，雖然還是賦與她纖弱的形象，但她擁有撥開簾幕的自主性，可以因她的命運影響他人，進而主導一則故事的形成。她可以走出來，未來由她抉擇，倘若她最後還是跨不過俗世的鴻溝，至少我讓她作為醜化男性的象徵。」王定國進一步解釋道：「其實我是藉由她們來對抗男性的，男性的粗暴在我這裡討不到任何好處。」
描述了許多感情的傷痛，不免有人懷疑王定國生命中勢必經歷過「大悲傷」。王定國說：「我在這裡回答，沒有。重複地說，我只為小說人物寫作，在寫作的路上我尋找他們，這些人有全世界相通的身影，不一定是親身經歷的故事才能進入我的眼睛。」如果說什麼是寫實的，那也是針對普遍意義的人，而非個別的生命 。「對人間事物充滿了過多的不信任感，才使我決定心甘情願地回頭寫我的小說。我寧願在人物、情節的鋪排中處處虛構，也不要在真實的世界裡做個虛假的人。大抵上，寫小說已經成為目前我在心靈上最迫切的需要，我在尋找各種救贖，卻並非因為自己犯罪，而是我對虛假的人間社會有我厭惡的方式。我關起門來創造人物，同情他們，想盡辦法讓他們成為我。」
這般寫作態度帶有一種使命感。「我喜歡我的寫作含有救溺的動機，文學上很多人說那是救贖，我到這個年紀還堅持著這種動機，是因為不想再等，對現代文學的走向有點不耐煩。我想，就讓我來吧，動筆的時候就是這麼想的，我希望後面還有這樣的作家。」而《誰在黑暗中眨眼》也不例外地帶有這種救贖的性質，與作家的前作比起來「《那麼熱，那麼冷》寫到的痛，是痛到骨頭裡面而成為無聲的吶喊；相較起來，這本眼睛之書接近療傷的本質，採取多面向的關懷，涵蓋了二十五種被輕忽的生命體驗，你可以說它是虛構的，但我的文字讓你感到真實。」
讀者能夠從書中看到什麼呢？王定國最後是這麼說的：「 這本書裡其實有些篇章散發著溫暖，它是黑暗之後的光，閱讀中的悸動往往也在這裡出現，文學的意義大約也是為了追求這種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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