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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尖銳利爽,步步刺突「正常人」的道德良心──專訪《抱殘守缺》編者宋玉雯、蔡孟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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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蕭如君)

「精神病患」這個標籤,令一個人在生活上復原、自我完善的條件被截斷了,長期被困在診療制度裡。……「標籤」,其實是指你認同還是不認同這個劃分?對於「正常」與「不正常」的劃分,讓我們立刻面對一個道德與倫理的問題:這個「劃分」是公義還是不公義?我們要怎樣「處理」那些現已被劃分開去的人,要怎樣跟他們相處?這是個倫理問題,不是什麼學術上或精神分析的問題……--李智良‧《抱殘守缺》‧頁 127

抱殘守缺:21世紀殘障研究讀本

抱殘守缺:21世紀殘障研究讀本

情感如何拆解?情緒能否研究?21世紀以降,當西方學術搖著情感轉向、情緒政治的大旗,台灣學術圈也引介出版了幾部專書。從《憂鬱的文化政治》《酷兒‧情感‧政治:海澀愛文選》,兩書接連關注負面情感的政治性,試圖與台灣社會的壞情感接軌,新書《抱殘守缺:21世紀殘障研究讀本》更直指偏離常軌的核心──殘與障,從心靈至軀體,蜃樓出版專注於歪斜廢殘的程度近乎偏執。奇異的是,雖是學術作品,書中文字卻句句入心,讀來澎湃,迂迴纏繞不輸文學作品。

又鬱又殘,如此執著,不免令人好奇幕後推手的動力何在?編者之一宋玉雯直言:「從《憂鬱的文化政治》開始,我們一直對精神病文化的再現感興趣。就我而言,這個問題太切身了。母親的精神狀況不好,我曾休學兩年當看護,陪她住精神病院。身邊有這樣的朋友,自己年輕時也吃過藥……」這三本書確實都在為「神經病」探勘更複雜的理解向度,甚至質問分類標籤的效果及危機。然而,相對於精障的近身關係,當議題擴展至「殘障研究」,多少挑戰了編者們對於此議題的理解程度以及出版位置的合法性。宋玉雯說,「相對於精障,我對於殘障,特別是肢障這一塊其實不太能進入。打個比方,我們會談同志驕傲,但在認同政治上,面對肢障者,我們很難說出殘障驕傲……。不過,也因為這樣的理解困難,會更想做這一塊。」另位編輯蔡孟哲亦解釋:「我們幾個編者對台灣殘障實務界並不熟悉,更沒有在社福界工作過。我們並不在台灣的福利制度和國家政策的圖像裡。當初作這本書時,定位比較是從文化政治、文化研究的角度切入,帶入一些其實不算新、但台灣學界未曾出現過的思考方向。」

於是,《抱殘守缺》的編選途徑並非依著學術脈絡上的系統圖像,而是先由劉人鵬老師在駁雜書海中過濾出一批文章,編者們再一起選出自己最有感覺的篇章。相較於過去主流殘障研究將殘障視為個人身或心的疾病或缺陷,需要「治癒」和「康復」,本書則將注意力從生物轉向文化與社會。劉人鵬便在序中強調:「殘障研究要的不是寬容的弱勢邏輯,也不只是政治的利益代表,而是更全面的抗拒『正典王國』。」也因此,全書論述一篇又一篇顛覆多數「正常人」對於障礙者的想像和理解,尖銳利爽,也步步刺突讀者們的道德良心。

問起兩位編者最喜愛的篇章,宋玉雯推薦香港作家李智良與盧勁馳現身說法的〈他者的可見與不可見〉,「也許因為兩位對談人都是作家,這篇自有其文學性的敏銳度,這是一般學院論述出不來的。這場論壇並沒有事先套招,而是自然而然完成,顯然,這題目在他們生活中深植已久。」當然,本地經驗亦不容小覷,「我也喜歡何欣潔的〈與失敗同行〉,因為聲援過樂生,親眼見過院民們拿出殘缺的身體抗議,在抗爭現場真的是他們在教育我們。也看到他們發展出與自己的身體相處的一套方式。」而讓蔡孟哲驚豔的則是〈敘事的義肢與隱喻的物質性〉,「原來在許多文學作品裡,殘障一直都作為一個隱喻被使用,這個論點帶給我重讀文學作品時新的視野,我便以此看出陳若曦的〈紙婚〉裡對於殘障的隱喻的使用,寫出一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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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蕭如君)

除卻智識上的豐厚,這本論集雖不若前兩本讓人同心共感,卻也觸發他們過去與殘障者相處的經驗,宋玉雯苦笑說,「做這本書有一種感覺是,因為有這樣的朋友,但有時我卻不知道怎麼和對方相處,所以想從論述中學習一些東西,看看能不能在生活中有一些發想……不過,很難哪,還是很難。我們需要的其實是經驗。」蔡孟哲也坦承,儘管有參與「手天使」(台灣第一個替重度身障者做性服務的同志團體)活動的經驗,這本書仍難以帶來生活上的反饋,認識還是得從面對面開始,「在手天使的經驗裡讓我意識到對於各種障別的陌生。例如小兒麻痺與脊髓損傷一樣都是下肢不能動,其實不一樣。也許乍看都是輪椅族,但有些人其實有膝反應……」面對身體,無論知識如何向前,還是得回到日常生活。這或許也是幾位編者持續參與蜃樓論叢選編工作的初衷與目的。

臉書專頁中,蜃樓如此介紹自己:「成立於 09 年底,透過翻譯引介不同的論述畛域,同時也將側重於(中文)創作,出版品不限地域、書寫形式與範疇,務求完善翻譯、編校與印刷等出版環節,盡可能降低讀者閱讀時的險阻。」台灣的學術出版向來深藏象牙塔頂端,不是題目遠離現世,便是文字詰屈聱牙、難以下嚥。宋玉雯與蔡孟哲雖然謙稱參與蜃樓論叢編選的作品多是因緣際會而成,並無一定規畫和走向,其內容與品質卻也默默伸展出一條學術出版的另類之路。蔡孟哲解釋,這幾本論叢獨特的編輯手法,或許就是讓這批作品得以溝通社會的原因:「這幾本書的作法是,選文後,會盡量放入課堂中與學生一起閱讀、討論,或者開辦研討會,甚至邀請作者(如海澀愛)來台。透過這些討論,其實有助於文章的溝通性,若有學生指出看不懂的部分,我們便會考慮是否增加編注,或修正譯文,思考文章的脈絡是否適合台灣的時空環境。」

面對學術出版,宋玉雯的答案則深邃也巧妙:「大家都會想像要打破體制的禁錮,但體制和反體制其實一塊的,併肩而行,相互生產。我對學術出版的想法是,其實我們可能比較是嘗試在與反體制的那一部分對話,我們參與編選的書比較是小眾裡的小眾。比較好的學術出版是要打造一個新的、不一樣的體制狀態,可是常常只是取代了舊的體制。但我覺得更好的學術出版,應該是看到這個體制與反體制一起走的狀態,發出另一種聲音。我們並不會把自己看得太高,知道自己畫出的軌跡也就是某種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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