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殖民文學」一詞在台灣通行了快二十年，但它到底是指甚麼？我沒有一個現成的答案，但我想不妨看看著名後殖民文學研究學者薩伊德（Edward Said）特別關心甚麼。
文化與帝國主義
也就是說，光光盯著「後殖民文學」這個詞並不能讓人頓悟這個詞的意義，而要先留意「帝國主義國家（第一世界國家）vs 殖民地」這兩者之間的「權力關係」。認識兩造的「權力關係」，才能夠了解後殖民研究如何看文學。
（帝國的）「態度與指涉」對於同志文學的關心者，可能也會帶來啟發。遇到「同志文學」這個詞，總要回應「同志文學是甚麼？」「某書以異性戀為主線，以同性戀為副線，那麼算不算是同志文學？」
接到這些問題的研究者，通常就會擬出同志文學的定義（但總有太多不符合各種定義的特例），或是列出同志文學的多元代表作（但列舉作品永遠是掛一漏萬的）。這種回答問題的方式固然具有教育意義，但我們可能可以跳出這些既有的問答模式。
不妨試想，對同志文學有興趣的人，是不是只在乎「符合某些定義的作品」，還是也關心「態度與指涉」──即，「（在文學中）同性戀遭受甚麼樣的態度、被怎樣指涉」？如果也關心「態度指涉」的課題，那麼，文本作者本身是不是同志、文本中的同志人事物比例有沒有達到夠高的百分比、文本對待同志的態度是否保守，就通通不是問題了。或者反而該說，這些「不是問題的問題」反而帶出同志文學的討論空間。
且舉個「不符合同志文學定義」但絕對跟「態度、指涉」有關的例子。台大台灣文學研究所梅家玲教授的《性別，還是家國？五O與八、九O年代台灣小說論》議及台灣文學呈現了傳統家庭的崩解，並且特別以白先勇的《孽子》與杜修蘭的《逆女》為例，然後接下來討論黃櫻的短篇小說〈賣家〉。小說主線是一對母子投身「賣家」的過程：賣家是名詞，指這對母子；也是動詞，指「把住得好好的家轉手賣給別人」。梅指出，她們家庭破碎、為人夫為人父的男人不在場，起因是男人的同性戀外遇。
黃櫻，本名黃鳳櫻，作品不多，代表作就是在1988年獲得聯合報文學獎短篇小說第一名的〈賣家〉。〈賣家〉比1990年的《失聲畫眉》、1991年的〈童女之舞〉 還早獲得全國性的文學獎）。〈賣家〉收錄在陳雨航編的《七十八年短篇小說選》。在編者序，陳完全沒有用到任何關於同性戀的字詞，只說〈賣家〉是關切社會現象的小說之一；在〈賣家〉文後的「評介」，陳指出小說結尾的母親告白讓人不寒而慄、小說中的「家」徹底崩潰了，但也沒提及同性戀。
2004年的梅家玲直指〈賣家〉的地基是爸爸同性戀一事，1989年的陳雨航則完全不說（或，「不指涉」）同性戀。與其說編輯經驗豐碩的陳看不到〈賣家〉中的同性戀（不大可能看不到，因為文本明寫了同性戀），還不如說陳看到同性戀而不願說出來、以便在讀者面前賣個關子。陳筆下的「社會現象」、「母親恐怖告白」、「家崩潰」，可能都是「暗暗指涉」同性戀的模糊字眼。陳可能期待讀者親自閱讀小說後，親身感受到同性戀帶來的震撼。
在文本之內，同性戀遭受了某些態度：妻子對前夫的同性戀表示憤恨（畢竟她因此失婚）、覺得賣床的男子讓她作噁（大概她看到享受床墊的男性就聯想到前夫跟男人同床）；同性戀也被指涉了：這篇絕大部份呈現異性戀夫妻生活（異性戀夫妻組合們，是賣家的買主）的小說中，只不過偶爾但心痛地提及同性戀。不管這篇小說算不算是同志文學，它究竟為同志文學研究帶出議論空間。
在文本之外，同性戀也遭受了不同的態度、指涉：梅家玲直接討論它，而陳雨航曖昧暗示它。與其說這兩人對於同性戀的友善度不同，不如說她們的態度被不同的時代制約（一個在2004年，可以在學術書中大方談同性戀；一個在1989年，選擇在小說選集裝神秘）。態度與指涉方式的轉變，就是同志文學研究中值得觀察的變數。
膜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比較文學博士。作品曾獲聯合報文學獎中篇小說首獎與極短篇首獎等。著有短篇小說集《感官世界》、中短篇小說集《膜》，以及評論集《晚安巴比倫：網路世代的性慾、異議與政治閱讀》，編有文集《酷兒啟示錄：台灣QUEER論述讀本》、《酷兒狂歡節：台灣QUEER文學讀本》，並譯有小說《蜘蛛女之吻》、《分成兩半的子爵》、《樹上的男爵》、《不存在的騎士》、《蛛巢小徑》、《在荒島上遇見狄更斯》等多種。現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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