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丘光(櫻桃園文化總編輯) 翻譯/熊宗慧
今年六月底我飛到久違的莫斯科,這次的任務之一是採訪《把我埋在牆腳下》的作者帕維爾‧薩納耶夫,我離開俄國十三年,腦海中也沒想太多俄語該怎麼說比較體面,就大剌剌地撥電話給他了。他講話很快,幸運的是,我竟然都聽懂了,至少我自以為如此,他很體貼地約在最不容易迷路的莫斯科市中心,在普希金廣場旁的「金字塔餐廳」,基本上只要不是重度路癡,都可以輕鬆找到。
薩納耶夫寫作之外還拍電影,他的電影多半走通俗動作片路線,《把我埋在牆腳下》這本關於他自己童年的小說,題材上也見通俗,而字裡行間充滿文學風采,獲得了文學獎和評論及讀者的一致推崇,就是這麼耐讀才會長銷八年到今天。這樣一位不同風格的多元創作者,的確很讓人好奇他的創作背景是怎麼成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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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維爾‧薩納耶夫(圖/櫻桃園文化提供)
Q1.我們知道您也是電影導演,最近的一部《超能遊戲者》獲得不錯的票房也已經拍了續集,請問拍電影和寫小說您比較喜歡哪一樣?
薩納耶夫(以下簡稱「薩」):我比較喜歡拍電影。因為這是集體合作的東西,這工作必須每天與人互動,儘管工作時常常睡不飽,但是在拍電影的過程中我比較有一種和諧的感受,相較於我現在正在寫第二本小說,常處於沉重的心理狀態中,每天只能面對四面牆壁思索,說實在的,寫作是一種自我壓榨。
Q2.從風格上看來,感覺您寫小說像是注視自我,而拍電影像在關注大眾,您畢業於知名的全俄國立電影學院編劇系,談談您是怎麼從寫劇本到寫小說?
薩:哈哈,事實上我是先寫小說,後來才寫劇本的。我畢業後開始寫《把我埋在牆腳下》這部小說,1996年發表在雜誌上。因為電影學院並沒有教我們如何寫劇本,只是教我們寫作的基本原則,而且都是依照蘇聯電影的寫作規範,當我畢業時正逢蘇聯瓦解,我們這群編劇系畢業生被迫得和西方電影劇本比較,那時候電影院大部分都放映西方片,俄國電影想要突圍上院線,就得想盡辦法讓你的劇本好萊塢化。所以我是自己後來看書學寫劇本的,風格因此比較傾向美國好萊塢電影。
Q3.來談談文學,您喜歡哪些作家?
薩:整體說來我喜歡經典文學,十九世紀初俄國黃金時期的作家像普希金、萊蒙托夫等,然後是二十世紀初白銀時期的詩人和作家,外國作家則喜歡巴爾扎克、福婁拜。
Q4.因為我自己翻譯過契訶夫的小說,想知道您喜歡契訶夫嗎?
薩:呵呵,喜歡,但我更喜歡杜斯妥也夫斯基、布爾加科夫這類型的作家。
Q5.嗯,我可以體會您這條文學傳統的脈絡。那麼當代俄國文學呢?
薩:當代的俄國作家像普里列賓、佩列文等都很不錯,但對我而言,他們的作品不那麼像我所認知的文學。當代小說比較單純在說故事,或許某些讀者很感興趣,另一些則不,某些故事寫得好,另一些卻又不成功,然而,文學的本質應該是要回答人生最重要的問題,例如,為何而活,該如何活,如何與人相處。當我們十歲左右學會了閱讀,從書本中得知該如何與人相處,並透過他人的生命認識真實的生活,繼而創造自己的生活,這就是文學。當前的小說中我較少看到這樣的作品。
Q6.聽您這麼說我便能理解,《把我埋在牆腳下》確實朝著您所認知的文學路上走,我讀完覺得,書中的阿嬤很可怕但又教人同情,您讓讀者不自主去思考這中間的問題所在,並試圖尋求創造新生活的可能,是這樣嗎?
薩:大致上是如此,謝謝您的理解。我想再強調的是,現實生活中沒有所謂的百分之百的好阿嬤或百分之百的壞阿嬤,通常都是好壞摻雜在一起的,人性上的善惡交融這一點在我的小說中很重要。
Q7.或者說,如果每個人都記得對方的好,同時容忍壞的一面,那麼家庭幸福就可以期待了是吧。我還很好奇,在以前的蘇聯時代或現在,小說裡的那種阿嬤常見嗎?
薩:那樣的阿嬤現在似乎是比以前少,但仍然可以看得到。小說中的阿嬤是以我自己的阿嬤為原型,她經歷過那段恐怖的二戰時期,戰爭在她身上烙下印記,我也必須說,並不是每個人都那樣的,我阿嬤的妹妹,經歷了同樣的戰爭,或許她沒有失去孩子,她完全是另外一種性情,非常和善又樂觀,所以說不能完全歸咎於戰爭,應該說每個時代的社會制度和家庭因素多少都會產生那樣的阿嬤。
Q8.最後,您想對台灣讀者說些什麼?
薩:首先我很高興,台灣讀者將會讀到這本小說,並很好奇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因為對我們俄國人來說,凡是跟中國或跟台灣有關的,就是非常有趣但又是另一個世界,因為完全是另一種文明,另一種風俗,另一種人情。我也很好奇,這本描寫這麼絕對的俄羅斯式,甚至蘇聯式家庭關係的書,台灣讀者會怎麼來理解和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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