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長、台大政治系教授黃長玲（攝影/ 汪正翔）
「不是都已經補償了，還有什麼要做的嗎？」「國民黨不倒，臺灣不會好。」解嚴將近30年，卻彷彿才過去沒多久，一切都沒有論定，在臺灣提到「轉型正義」，人們的立場往往針鋒相對。另一方面，那也像是真的過了太久，久得我們只剩下鮮明的標籤，而想不起那個時代的細節。
解嚴後，塵封多年的政治受難者故事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激起同情與憤怒。我們記下一個個名字，和他們相遇；但讀完故事回到當下，那些相遇與我們的聯繫又變得模糊。他們還是他們，過去的還是屬於過去，我們很快離開了那充滿不安與懷疑的時代，確認了正義在哪一邊，「無奈的歷史悲劇」或者「徹底清算獨裁者」，答案在模糊之中一下清楚了起來。
關於正義的問題，答案總那麼清楚，清楚得那麼模糊。
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
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三冊套書)
這或許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的困境與可能之所在。不像《無法送達的遺書》是說給讀者的故事，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出版的《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更像是工具書，總結目前為止轉型正義的工作，如各國比較、口述史檢討、檔案開放、受難者賠償等。書中沒有清楚的結局，只有片段的線索，它要說的故事，還沒有完成。
因為那個故事不只有受難者，也包括加害者、旁觀者，和島嶼上的每個人；不只包括事情是怎麼發生的，也包括知情的、知道一部分的、不知道的人們怎麼經歷這些事；不只包括真相，更包括去認識它跟我們的關係何在，真相才具有意義。這使得這套「階段報告」沒辦法給出一個階段性的回答，但也讓它從最基本的磚瓦開始，試著釐清那個時代的複雜。
像是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長、台大政治系教授黃長玲說的，她很難想像會有讀者從頭到尾一次完整地把三冊看完，但是，每一場新書講座卻總是來了滿滿的人。
「萬惡的國民黨」所不能解決的事
對戒嚴體制的共同記憶，儘管立場分明，卻有著類似的效應：一種記憶無感於政治的壓迫，另一種則聚焦於政治的抗爭，但兩者都不追問生活的細節，然而少了細節，對體制的反省也失去了落腳處。
民主化以來，國家體制處理的主要是228事件，228在很短的時間裡造成重大傷亡，臺灣人毫無心理準備，傷痛很深。白色恐怖則是長期威權統治下的個別加害，一個一個家庭被摧毀，造成更大的隔離跟傷痛，但是對一般人來說並沒有感受到。
黃長玲說，「這幾年出現很多1970、80年代的懷舊文字，但是對壓迫不太著墨，這種鄉愁式的文字，也表現出那時我們對政治的壓迫很無感。比如，民歌對很多人來說是年少時期溫暖的回憶，跟著求學戀愛一起成長。多年後我去聽民歌演唱會，聽完我跟朋友說：那時候的歌聽起來多麼清新有希望，在這之外的社會現實卻無法被呈現。」
帶著希望想像未來的社會，卻不曾感到現實和政治的壓迫──怎麼去理解這樣的人們呢？黃長玲認為，「在民主化之後的體制下，採取一個『覺今是而昨非』的態度是比較容易的，也許用一句『那時候就是無知』便能回答。但那時的人是不是就這麼無知？懷抱希望的人是否也曾想過，要生活在什麼樣的社會裡？ 」
長期分裂的政治取向，讓我們在臺灣常用標籤看人，也失去對生活的可能與豐富的認識。黃長玲問，「我們能否做到，不去美化也不只是指責，盡可能對那個時代公平？」後見之明其實並不存在，比起當時的人，我們能做更多的只是現在知道更多了，就用生活的細節抵擋標籤，也用更大的社會現實去質疑生活的侷限。那樣或許更能夠面對光譜兩端之間曖昧的明度，然後詢問在行動與不行動之間的人們，當你站在那裡，你的責任是什麼？
「我有時開玩笑，國民黨的教育很成功，在『萬惡的共產黨』之下，所有的東西變得很簡單；那今天把『萬惡的共產黨』換成『萬惡的國民黨」，好像所有臺灣的事情都很簡單了。」黃長玲強調，「但我們得避免這種單薄的觀點，而是去理解當時的歷史、當時的社會、當時的體制。」
（攝影/ 汪正翔）
沒有找出兇手，每個人都因此受苦
無辜者的試煉
阿嘉莎．克莉絲蒂的推理小說《無辜者的試煉》有這樣一個案件：探險家讓青年搭了一程便車，隨後便前往南極。他回到英國才發現，該名青年因為沒有不在場證明，被判決殺害母親，死於獄中。當探險家說明實情，青年的家人卻沒有一絲喜悅，反而陷入苦惱──如果不是品行不良的小兒子殺的，那會是家族中的誰？
簡單直接的答案是最好的。我們也許可以試著忘記具體的人事，將威權體制歸之於獨裁者，當作一切都過去了；但當你放棄面對彼此之間的不安與懷疑，放棄確認到底誰做了哪些事，我們就不可能互相信任。這便是何以《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從最嚴格的轉型正義「定義」開始，否則很多東西將會被混在一起，被簡化，使我們無法踏出第一步。
在高中校園舉辦的座談會上，最容易引起共鳴的是戒嚴時期留下的髮禁、服儀規定。有同學問，為什麼不是從戒嚴的「共同記憶」來談轉型正義？對此，黃長玲說明，「國際上用『轉型正義』這個概念，是比較狹窄的，聚焦在威權統治對人權的侵害；在臺灣，這四個字被普遍用在威權體制留下來的習慣，包括學校的制度到原漢不平等，但定義到那麼寬，將很難說清轉型正義是什麼。」
過去對政治案件研究的不足，形成了各種刻板印象，例如常見到這樣的辯護：如果沒有國民黨，臺灣會被中共赤化，也沒有日後的經濟發展，白色恐怖是歷史上的不得不然。黃長玲說，「但研究發現，許多槍決是韓戰爆發後、國民黨政權相對穩固時下令的，它並沒有因為危機不再迫切而變得比較溫和開放。我們透過最基本的人權案件的整理，便得以檢視當權力不受限制時，它做了哪些事？」
與此同時，許多受害者也才得以認識自己的歷史位置，並且開口。政治案件中，外省籍占了四成，遠超出人口的比例，這使我們不再只從族群角度去認識白色恐怖，認為只是外來政權壓迫本省人。黃長玲的父親來自山東，她說，「澎湖731案是山東人永遠的痛，有個朋友認識30年了，從來沒有提過。有天我在email上順帶寫到省籍的比例，朋友馬上回信說：『我家裡也是。』」
案件事實的重建與整理，使得刻板印象得以打破，各種立場不再無所交集，而有了機會──也將不得不──去面對彼此。黃長玲說，「我常常想起克莉絲蒂小說裡的話：沒有找出兇手，所有人都因此受苦，每個人都被同等的懷疑。釐清責任對大家都有幫助。」
我們從沒有真正的機會去問
把轉型正義的範圍收到人權侵害，便不易連結一般人的記憶；將整個戒嚴時期的統治作為課題，又難以做出知識上有效的討論。在認識白色恐怖的兩難之中，《記憶與遺忘的鬥爭》隱隱指向一條路：這個兩難其實是一個過程，我們必須從嚴格的定義出發，同時記得這只是起點。
儘管新書的出版是因雜事太多、資源太少才拖到今天，但作為「階段性」報告，卻也凸顯出這轉折：總結在個別政治案件上的研究之後，走向對整個戒嚴體制的思考。白色恐怖時期，國家暴力「官僚化」、「日常化」的特點，有待從這些案件出發，進一步叩問社會的共同記憶。
書中，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員黃丞儀的文章〈戒嚴時期法律體制的未解難題與責任追究〉展現了極好的嘗試：如果正義原則並不放諸四海，如何說戒嚴時期的惡法不是有效的法律？他的回答是：黨國體制的法律和機制違反了最低限度的自然法，破壞法律適用的公平性，法律被貶低為政黨排除異己的手段，進而侵蝕法治國家的核心意義。1991年大法官對《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釋憲──宣告軍事審判案件確定者，解嚴後不得上訴或抗告。黃長玲說，「這便是以『法的安定性』為名，封閉了重新檢視戒嚴時期法律的空間，結果只是成全了『不法的安定性』。」
戒嚴統治的面貌，既包括現代國家的法治外衣，也包括威權國家的暴力侵害，而被統治的人們有著雙重乃至多重的記憶。於是，當談及《國安法》第九條，黃長玲說的既是「分裂」的共同記憶，也是「失去討論機會」的共同記憶。
她分析，戒嚴下並不是沒有法律，但只是rule by law，維持統治穩定；在民主國家，rule of law則有著積極性，要維護人的自由平等尊嚴。「當年的釋憲，讓我們失去分辨兩者的機會，也沒能共同體會到：憲法是人民跟政府簽訂的契約，政府應保護人民的權利，過去40年被摧毀的，今天必須還給人民。我們從來沒有一個真正的機會去面對，中華民國憲法的價值是怎麼被摧毀的。只是說：『喔，現在解嚴了、民主化了，我們有憲法增修條文。』」
（攝影/ 汪正翔）
黃長玲說，「在那個失去的機會中，將有人跳出來，說你按照法律判我，但這法律並不合理，也將有體制一方的人跳出來，維護法的安定性。這樣社會就有機會聽到各種觀點，有機會去思考法律或國家體制和個人的關係。」在那個沒有發生的討論中，不僅指出國家暴力在哪裡，也讓這種統治的複雜性被討論、被聽見，然後讓人民選擇自己要的道路。
一個邀請
這樣，到了尾聲，我發覺筆記上草擬的第一個問題其實問得並不完整：「對政治學者來說，總會覺得在解嚴初期我們錯過了某個時刻，但就歷史學的角度來看，時間越久越少利害衝突，更可能客觀地面對過去。你怎麼看？」透過訪談，我們得到的答案或許是，今天我們有了機會打開塵封的檔案，傾聽一度禁錮的口述，然而那些事情並沒有隨著時間變成客觀的過去，那個時刻一直都還在等待開始，那故事一直都還在等待完成。
那也像是黃長玲不是結論的結論：「就『絕對的標準』來說，這本書可能永遠也沒有出版的一天，會一直想還缺什麼、還沒有做什麼。」但是這本書更接近一個邀請，讓沒有發生過的討論發生。「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發覺自己家族長輩曾經牽涉到政治案件，或許有一天也會有年輕人發現父親是在體制的那一方，甚至願意告訴我們背後的事，那麼，欠缺的這一塊就有可能補足。」
聽著她謙遜卻不失堅定的聲音，腦中不禁浮現這樣的景象，很多年後，我們也會像從今天看著解嚴初期嘆息一樣，看著《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出版之後的種種，不同的是我們想著，那時有去做這些事，真是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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