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陳佩芸）
文學不是一種昨天才在書店的暢銷排行榜架上出現的東西。它是久遠、延續的敘事傳統，它有它的宮廷反叛、起義和革命，它的犧牲者和受惠人。這是一個長久的、同意如何訴說現實，建構信任的過程。──波蘭作家奧爾嘉．朵卡荻（Olga Tokarczuk）
阿潑總是戴著鴨舌帽與黑框眼鏡，遮去半張臉，素樸低調，一開口，卻擲地有聲。坐定，她便開門見山談起散文的可能，從報導者到作者，阿潑依舊訴說現實，小心翼翼地檢視著文字的力量。
介入的旁觀者
《介入的旁觀者》收錄阿潑在鳴人堂與《中國時報》三少四壯集的專欄，及其他採訪心得、部落格文章、得獎作品等。書中五個子題，含括國內外各類時事議題，探問生命的脆弱與尊嚴，反思社會運動的可能與極限，觀察家國變動下人的生存，以及，文字與媒體的力量。這串寫作的契機來自政大台文所教授、「新時代散文」書系主編陳芳明的邀約，2013年，他們因移工文學獎相識，當時，陳芳明向阿潑提出書寫「公民散文」的邀請。這個機緣，讓阿潑重新思索文學的意義，中學時代的國文教育幾乎讓她失去了對於文學的耐心，直到大學後閱讀賴和與陳映真，她才感知到文學的力量。如此經驗，也支撐她相信自己「可以」寫散文。
雖然在評論網發表文章，但對於「評論」，阿潑其實謹慎並抱持戒心，「評論太氾濫了，面對時事，大家都會說點什麼，我也因此自我提醒：我為什麼有資格代替誰發言？所以，如果沒有當事人的聲音，我沒有下筆的信心。」於是，阿潑的文章總在文類的邊界上擺盪，非報導非評論，發言的，總是他者。她將如此習慣歸因於新聞學的訓練，「我從來不會出現在報導裡。」阿潑苦笑著憶起上本書《憂鬱的邊界》，當時，「我」的出場問題讓她吃盡苦頭，「書孵了三年，前面一年半都卡在文章裡竟沒出現半個『我』字，很難看，文藝腔又矯揉造作。」
經過上一本書的挑戰，阿潑多少放下了自我懷疑，她說服自己不過是個導遊，帶領讀者看見「我」所看到的風景。「這本的『我』更多了，但放得很小心，我比較像個遞麥克風的人。」雖然觸碰現實，但她堅持著拿捏距離，總是敏感於界線，尤其是內與外，「幾重距離讓我身在外圍，一是空間，二是時間，第三則是位置。這些距離讓我比較安心，得以書寫。」
於是，阿潑堅持書名中定得出現「旁觀者」。有趣的是，儘管旁觀，卻介入。原來，「介入」一詞為陳芳明建議加入，卻也捕捉了書寫者的幽微感受，「這書名帶來的矛盾感非常貼切地闡釋了我書寫時的感覺。我的確不可能全然旁觀，只要在場就已經介入了，在這個時代，如果不轉發不傳播，事件幾乎等於沒發生過，如果我的讀者轉發了文章，也就介入了我的介入。」
（攝影/陳佩芸）
去年底，阿潑辭去主流媒體的工作，卸下記者包袱，也卸下採訪與受訪的既定關係，如果採訪的對象決定了觀點的位置，阿潑似乎讓主導權交給緣分。面對異地，她選擇聆聽和參與，「做功課反而會成為先入為主的限制，可能為了要求證，就會失去當下最新鮮的故事。」阿潑在書中緩緩訴說著這些僅有一面之緣的人的故事，旅途車上，飯酒席間，她的直率與放鬆經常讓當地人滔滔聊起自己的身世，「一個陌生人與你發生了火花，願意訴說自己的故事，是件非常珍貴的事。通常，庶民的故事要問可能還問不出來，而且，可能因為我是台灣人，這些朋友對我好奇，也讓這個故事是台灣only。」
「這本書對我來說是個實驗，其實每篇都還可以再發展成一個題目，但都簡單帶過而已。」顯然，阿潑的記者性格難以滿足淺種的文字，「台灣不缺人寫散文，還是期許自己致力於非虛構的採訪寫作。」談起下一個寫作計畫，阿潑雙眼晶亮，題材是關於災難。因採訪與志工工作，阿潑走過災難後的日本東北、汶川與莫拉克風災後的部落，她觀察到一些奇怪的現象，儘管復原之路漫長艱辛，災民卻一直被定格於災難當下。「該怎麼恢復他們的主體性？當災難打斷日常生活，人總會為了恢復日常而努力，我想描述的是那個恢復的歷程，但我們留下的記憶，都還是他們最慘的樣子，若是你，你想要人生中最不堪的時候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嗎？」
在非虛構寫作產量匱乏的台灣，雖少前人帶領，阿潑仍努力前行，八旗文化總編輯富察亦曾在訪談中讚譽阿潑「是很有潛力的作家，經過持續討論後，很快就能抓到要點，發展出組織井然的時空關係，共構成一個談論他者、邊界、認同的文本。」儘管阿潑仍在報導與文學中擺盪，她筆下的故事卻隱隱回應了奧爾嘉．朵卡荻對於文學的定義：這是一個長久的、同意如何訴說現實，建構信任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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