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還是三年前，2009年7月21日，希拉蕊抵達了曼谷，準備出席東協區域論壇。她身段優雅的走下飛機，同時把自己化身為國家的象徵。她的第一句話是：「美國回來了」。

雖然美國從來沒有離開東亞，不論是政治結盟、經濟合作，還是軍事佈局--它的小鷹號航母曾開駐到新加坡樟宜基地，這裡是遠東十字路口。日本的橫須賀生活著近萬名美國海軍士兵，此外，韓國的龍山和烏山也都駐紮著大量的美國空陸軍。但是，眾所周知的是，911事件發生後，美國的戰略重心一度傾斜到近東，陷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十年。

然而長期以來，美國人都意識到東亞對自己的重要。二戰時，他們在這裡打過仗，也在這裡遭到襲擊。冷戰期間，他們在此捲入兩場最大的熱戰--韓戰和越戰。現在，返回的時機似乎也對，中國正咄咄逼人的崛起，東海和南海國家擊掌迎接曾經的敵人美國。菲律賓說，美軍可重新使用兩座前美軍軍事基地，它們位於呂宋島──蘇比克灣海軍基地及克拉克空軍基地。越南和新加坡也頻頻頷首致意。雖然中國反對--南海問題必須地區化，而不可國際化。美國的手伸得太長了。

不過這只是中國官方的觀點，美國智庫認為，他們的軍事之手並不堪比經濟和價值之手。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學者奧斯林說：「如果你在華盛頓，當你環顧全球的時候，你在想，對於美國國內的經濟、貿易等方面的增長來說，哪裡有最大的機會？哪裡有促進民主的機會？哪裡有與年輕人接觸來幫助推動社會變革的機會？我認為這個答案是亞洲。」換言之，船堅砲利和價值互為表裡。

甚至，美國人認為，他們的總統也是具有亞洲地緣關係的總統。確然，美國歷史上，似乎還沒有任何一位總統的亞洲情結，或亞洲關聯性比歐巴馬還深。歐巴馬曾說，太平洋周邊地區影響了他世界觀的形成。2009年11月，他訪問亞洲時，尤其討論到了這一點：「我是一位美國總統，出生在夏威夷，而年少時在印尼生活過。我的妹妹出生在雅加達，後來嫁給一位加拿大籍華人。我母親在東南亞的村莊裡工作了將近10年，幫助婦女購買縫紉機或是接受教育，使她們有可能在世界經濟中獲得立足之地。」結論是：他的人生經歷就是這個歷程的一部分。

圍堵中國的崛起，是很多人解讀美國PIVOT（轉向）的動機，當然，中國人尤其這麼看。當這個世界只有零和遊戲規則時，這種看法顯然有一定道理。然而，運轉這個世界的規則，絕非只有一種。前面的描述，我們至少看到，歐巴馬的地緣認知、美國的價值系統和經濟需求，也是轉向亞洲的必然之因。轉向其實是尋求新的平衡，因應新的平衡。歐巴馬最大的人格特質即是：他在追求進步價值的前提下尋求協調和平衡，在國內，他平衡左派和右派；在國際，他協調東方和西方。在編輯《橋》這本歐巴馬傳記時，我印象深刻的一個觀點是，「歐巴馬是個譯者。在他的政治生活中，他一直是那個最後的譯者。作為一個擁有雙重種族身份的人，他能夠理解他所生活過的兩個世界：他作為一個非裔美國人的認同，以及他母親和外祖父母的白人世界。」同樣，返回亞洲，平衡太平洋兩岸的國家事務，也是這一內在邏輯使然。--雖然，歷史是弔詭的，陰謀論偶爾也會成為現實：為了提防家門口的敵人，我們迎來了遠方的怪獸。

最尷尬的是台灣。在現實政治的邏輯裡，它腹背夾擊，裡外不是人。2011年，美國在亞太地區進行的軍演達到172次，幾乎平均每兩天就有一次。2012年6月2日，美國國防部長潘尼塔說，到了2020年，美國海軍會將60%的船艦部署在亞洲。現在，台灣要偏向西方，還是東方呢？還是騎牆搖擺？它想擁抱陸地多些，還是轉身跳入太平洋？它面臨著政治和經濟上的背離，在價值和安全上，需要美國支持，它的經濟，卻更多的依賴中國。兩大強權的競合和權力變化，必然影響台灣的政策取捨，台灣要怎樣謹慎敏銳的因應呢？

關於這方面的論述很多，不管是華府的智庫，還是台北的基金會，其根本論述都是如何尋找到台灣的戰略平衡點。還有人把它數字化：在中國與美國兩強之間，到底台灣是要採取「二八」、「三七」、「四六」或是「五五」的比重，才是符合台灣整體國家利益最大化的戰略平衡點？

我自然沒有答案，因為在台灣的政治語境下，「整體國家利益」本來就是個紛紜爭議的東西，被政黨的不同利益所左右，出發點不同，利益最大化的方式也不一樣。在前提就錯置的情況下，無論是二八，還是五五，都只能是數字遊戲而已。

但，台灣可以扮演譯者，它也應該是中美之間最好的譯者。這也是歐巴馬的角色特質，在《橋》一書中，作者借卡珊卓?巴慈之口說：「他扮演譯者的角色。他與來自兩個世界的人們都有過最最親密的接觸，他們的人性和缺點在那些時候表現得淋漓盡致。他的職責就是一個譯者，把一方的處境說給另一方聽。」

把一方的處境說給另一方聽，台灣可以做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