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的孩子》導演鄭有傑與勒嘎．舒米（攝影/ 汪正翔）
老人的太陽已接近海平線了，你的身影應加速學習山與海的情緒。──夏曼．藍波安
在《太陽的孩子》裡，那位站在田中央，揮著棕櫚葉，溫柔觸撫稻米的女人就是舒米．如妮（Sumi Dongi），亦是這部電影的起點。她發起復育港口部落的水梯田，奔走四年多，修復水圳，讓休耕30年的梯田再度揚起稻浪。她的兒子勒嘎．舒米（Lekal Sumi）拍下這段歷程，製成紀錄片《海稻米的願望》，當時，勒嘎．舒米還用著漢名王亞梵。
勒嘎．舒米從小跟著父親在台南生活，退伍後才回到港口部落，雖是返鄉，卻異常陌生，「明明在家裡，卻覺得自己像觀光客。」他是部落裡唯一的年輕人，無業而焦慮，他試了很多方式親近部落，最後的解方，是攝影。「透過鏡頭，拉近了我與部落的距離，算是認識自己和原鄉文化的一個媒介，也因此認識更多人。」同時，母親舒米．如妮正在為海稻米奔忙，他跟拍兩年，從原本玩票性質的紀錄影像，輯剪成《海稻米的願望》。
而對鄭有傑而言，認識港口部落與勒嘎．舒米，進而將紀錄片改編為電影，也像一個返鄉與尋找自我的歷程。他在這部素樸而簡單的紀錄片裡，看見自己的初心。第一次看《海稻米的願望》，他便被族人們堅持復育的精神與勒嘎．舒米的影像感動得淚流不止，「透過觀景窗，勒嘎．舒米其實在找自己，每個鏡頭都是他溫柔的凝視，那是發自內心真誠的愛，並且還在尋覓愛的位置。那就是他，沒有人教他，就這樣從土裡長出來。」
簡單的原味如同一記響鐘，敲醒了鄭有傑逐漸落失的創作初衷。「就像他離開部落，為了得到周圍的認同，漸漸忘記真正的自己。我的創作過程也很類似，一開始什麼都沒有，作品最真，而後為了得獎或票房，我漸漸追求更好看或更吸引人的東西，但已經忘記當初創作的姿態。我想知道自己是否能回去那樣的狀態。」於是，這部以人與土地的關係為主軸的電影，滿載了兩位導演對於自我的尋覓與挑戰，一切故事，從人開始。
（攝影/ 汪正翔）
決定改編拍攝後，自認無法獨立完成此片的鄭有傑視勒嘎．舒米為合作的不二人選。訪談間，他們一人主述一人補充，節奏搭配得天衣無縫。顯然，這部片也在兩人渾然天成的默契下完成。鄭有傑說，「雖然我的經驗比較多，但拍攝過程其實一直在向他學習，一方面找回初衷，另方面，過去在都市拍片的經驗不適用於部落，他指引了這部片一些正確的方向。」鄭有傑不免擔心自己帶著漢人的自以為是詮釋部落的故事，從劇本開始，便不斷與勒嘎．舒米討論修改，「如果我自己拍，這部片可能會變得很悲情或帶點唯美，或為了賦予一些情懷而顯得一廂情願，雖不能說電影裡完全沒有這些元素，但至少，兩個導演可以設法平衡觀點，當我走偏，他可以提醒。」
原本並無明確分工的兩人，隨著工作開展漸漸磨合出各自的角色與定位，鄭有傑注重大格局，勒嘎．舒米則以部落的生活經驗對照電影中的各處細節，二者相輔相成，調理出舒緩的影像節奏。而所謂「生活細節」是什麼？勒嘎．舒米解釋，「例如，夏天的夜晚我們通常會在戶外吃飯和睡覺。我在意的東西看似渺小，但不可或缺，如果這部電影是一道菜，我就是裡頭的鹽巴。」
鄭有傑導的是電影，勒嘎．舒米導的是生活。
此外，片中許多情節來自部落傳統，比如阿公帶著孫子上山，並將獵刀綁在孫子身上，意味傳承。奇拉雅山（Cilangasan）是阿美族的聖山，百年前的族人為躲避清兵追殺在此躲藏。阿美族的年輕人必須在族中長輩的帶領下走一趟聖山。百年的歷史記憶在族人爬山走路、身體勞動的過程裡，一次次被重述傳遞。
勒嘎．舒米回憶起走聖山的經驗：「第一次爬山時有種感覺，也許以後再也沒有人知道該怎麼走這條路，那根本不是路啊，是記憶。我其實無法獨自找到這條路，要爬過很多次，很熟了，才知道怎麼上山。但若不走，路就沒有了。」離開部落，離開了山與海，為求生計，原住民進入都市接受了漢人的邏輯與價值觀，有幸回到部落的勒嘎．舒米反省了剝離傳統的狀態，「那些對我們而言是『別的東西』，並不是自己的文化，當這個社會要求你去獲得成就，讀更多書，自然而然就會忘了原本的東西。」
《太陽的孩子》除了以復育水梯田為故事主幹，也涉及東部土地開發、主流媒體崩壞、鄉村人口流失、行政體系卸責等議題。然而，面對問題，本片要突顯的並非議題，而是活在其中的人。雖不免有抗爭場景，兩位導演卻拍得謹慎而節制。
面對如此正向且激勵人心的故事，鄭有傑有意識地避免過度激情，儘管他有足夠的元素將這部片拍成主角Panay守護土地、拯救部落的女英雄故事。「我知道大家喜歡看善惡對立、克服困難後幸福美滿的故事，但那是神話，我們想拍比較真實的故事，Panay沒有解救什麼，她只是在一個平凡人能做的事裡，盡力去試。況且，這裡的故事與人本來就很美，我不需要加油添醋。」
電影原聲帶 / 太陽的孩子
熟悉鄭有傑作品的觀眾應該會發現，《太陽的孩子》少了凌厲的技巧，多了些質樸的天真。除了靠勒嘎．舒米把關，「緩慢而鬆散」的拍片氣氛亦是關鍵。由於片中演員多是素人，為了讓大家進入狀況，兩位導演選擇以半紀錄片的方式拍攝，電影裡僅出現30秒的片段，其實都拍了兩個多小時。為了讓演員們更放鬆，拍片現場很輕鬆，直接紀錄，沒有人喊action，「這種拍法，絕對比只拍30秒好。還有一個好處是，會獲得你沒有想過的東西。」看似揮霍，實則必經的過程，這是兩人的堅持，「如果我們在這裡拍片，卻只追求效率與成果，那跟觀光飯店有什麼差別？」
如斯態度不只展現在拍片現場，開拍前三個月，鄭有傑便讓工作人員進部落租房子，過生活，交朋友，「一切要從交朋友開始。我們的確是為了拍片而來，但得先互相認識，講明白自己是誰，來這邊做什麼，認識之後，下一步再說。」
（圖/牽猴子提供）
電影最末，水圳修成，泉水流過土地，稻浪翻飛，《太陽的孩子》約莫是近幾年對於土地最為謙虛與虔誠的電影。在部落，所謂入境隨俗不只是跟著族人做幾個簡單的「儀式」，短短幾個月，鄭有傑的身體似乎已留在這塊豐美之地，「拍片過程中，我一直感受到一種對於大自然、祖靈的尊敬，當我們誠心向祖靈報告，祂就是在，那是一種感受，我只能透過身體去學習和體驗，而不是透過腦袋。」
電影完成後，當初仍以漢名發表紀錄片的勒嘎．舒米也找回了自己的名字。在各地宣傳時，他總說：「這部片希望喚起人們對於土地價值的重新思考，復育的不只是梯田，而是人心。」在山河海水之前，除了吶喊與爭奪，我們還有什麼方式成為一個人？或許，這就是《太陽的孩子》最溫柔的提問。
《太陽的孩子》，9/25（五）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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