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人靜，讀完最後一個字，我闔上黃亞生教授的《中國模式的終點》（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想起了明朝鄭和下西洋的盛景。
那是東方最後一次主動擁抱世界的時刻。此後五百年，我們目睹了西方的崛起，那是工業革命的轟鳴，是殖民帝國的擴張，也是中國千年帝制的殞落。直到二十世紀後半葉，從日本的經濟奇蹟，到亞洲四小龍的騰飛，再到中國的改革開放，東方才再次站上了世界舞台的中央。
然而，歷史從不是簡單地重複。站在2026年的門檻上向前眺望，面對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黃亞生教授在此關鍵時刻，為我們解讀了一個更複雜、更深刻的東方圖像。
中國模式的終點：從科舉帝制到數位威權，揭露中國式治理制度的宿命
黃教授的學術背景令人矚目——MIT史隆管理學院教授、季辛吉中心訪問學者、世界銀行與亞洲開發銀行顧問。但更重要的是，他擁有一個獨特的視角：出生於中國大陸，受教於哈佛，祖父是中共建黨五十七位元老之一，父親卻是文革受害者。這種身份上的張力，賦予了他既能深入理解中國體制，又能保持批判距離的難得能力。
2024年黃教授來台，他毫不避諱地指出，中國過去的發展模式——重基建而輕民生、重城市而輕農村、重國家控制而輕市場機制——已經走到了盡頭。從2018年的恆大危機到2023年碧桂園暴雷，這不僅是房地產泡沫的破裂，更是整個中國發展模式的崩解。
最令我震撼的，是黃教授對土地制度的分析。在台灣，「田僑仔」這個詞，指的是因土地增值而致富的農民，這是一個經濟體如何分配發展紅利的縮影。反觀在中國，因為土地公有制度，最大的獲利者成了政府和開發商，農民被系統性地排除在財富分配之外。然而，沒有財產性收入，就沒有真正的中產階級;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內需市場。這個邏輯鏈條如此清晰，卻又如此殘酷。
習時代最大問題，對政治控制過度執著
黃教授的預測既審慎又大膽。他認為，中國未必會重蹈日本「失落的三十年」的覆轍，因為中國擁有日本所缺乏的創業精神、產學緊密結合的體系，以及相對成熟的創投產業。但前提是，中國必須做出正確的政策選擇。
這裡的「正確」，指的不是技術性調整，而是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包括土地所有權的鬆綁、私營企業的真正尊重、法治精神的確立。
然而，中國威權體制的本質使這一切變得極其困難。正如黃教授所言，習近平時代最大的問題不在於個人能力，而在於對政治控制的過度執著。打壓阿里巴巴、摧毀補教產業、三年動態清零——這些政策的共同特徵，是將政治控制置於經濟理性之上。當企業家失去信心、官員失去信心、老百姓失去信心，一個經濟體還能靠什麼支撐?
黃教授提醒我們，鄧小平的偉大之處，在於他認識到自己的局限性。「不管黑貓白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這句話聽起來簡單，實則是對意識形態僵化的根本突破。一個獨裁者能夠承認「有些事情我不知道」，這需要何等的智慧與勇氣。而這，恰恰是當今領導者最缺乏的品質。
東方再崛起，不能建立在威權和掠奪上
這本書的價值，不僅在於對過去的分析，更在於對未來的警示。黃教授認為，中國還有一個黃金機會窗口，但這個窗口正在迅速關閉。美國無論是誰當政，對中國的遏制都不會停止。在這個背景下，中國唯一的出路，是抓緊時間進行真正的改革，而不是表面的政策調整。
歷史從不等待猶豫者。東方的再次崛起，不能建立在威權控制與掠奪性發展之上，而是必須依賴制度創新、市場機制與人民的真正富裕。
這本書，是黃亞生教授作為一個紅色家族後代、作為一個國際經濟學家、作為一個世界公民，對自己祖國最深刻的關切與最誠摯的建言。他給予的不是廉價的樂觀，也不是絕望的悲觀，而是一種清醒的認知。
東方會再次崛起嗎？黃亞生的答案是：取決於領導者的智慧，取決於制度的變革，取決於每一個關鍵時刻的抉擇。只不過，歷史不會給我們第二次機會。而這一次，我們能否做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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