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索作品《綠蟻安睡的大地》
原住民所持的理由是:此高原乃綠螞蟻安眠之地,螞蟻入睡時會做夢,在夢境裡,他們的祖先於焉誕生。假若此地遭破壞,其祖先的發源地也就跟著銷聲匿跡,這對他們而言無疑是個巨大的生存危機。
「那個工程師瞭解了這些事情之後,變得無法去說服這些原住民搬離該處,我當時看了這部片衝擊很大,驚覺原來別人是這樣思考事情的,跟我們從小到大被灌輸要發展、要前進的價值觀很不一樣,而且他們有一套很完整的邏輯,一點都不落伍,且自成一格。」看完這部電影後,劉紹華的心房悄悄地開了一個洞,透著矇矇矓矓的光。
某天,壓根聽都沒聽過人類學的她,在書店意外瞥見李維史陀的鉅著《憂鬱的熱帶》,竟站在那兒,像勤奮的螞蟻似的,搬運著厚重的字塊,從書的這頭,一字一句運到她那猶未充分開採的腦袋瓜;不知多少時光過去,半本書悉數進了她的腦內。於是,「人類學」三個字如旭日般緩緩浮升,就此命定了她的未來。
過去,劉紹華曾任職媒體,跑過不少災難新聞,爾後更以聯合國衛生教育的特派員身分,駐留柬埔寨,出入於疾病與罪愆之間。2002至2009年間,劉紹華經NGO引介,因緣際會進入中國,展開愛滋病的田野研究,2005年更長居四川涼山利姆盆地一年,總計歷經20個月的田野資料蒐集與考察,寫就《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一書。
說起話來豪氣爽利的劉紹華說,從事此一研究的初衷無非是為了替這群活在邊野的涼山兄弟們「翻案」、「去污名」,將他們置放入一個更廣敻的脈絡當中,省視海洛因氾濫與愛滋病蔓延的可怖災難,實則根源於沛然莫之能禦的現代性與全球化浪潮。利姆村的故事化成了一個具體而微的縮影,大至50年前台灣的社會轉型、小至個人在社會與文化變遷中的轉換,皆可在涼山兄弟們的探險與流徙裡得見。
劉紹華的奶奶是她生命中第一位教會她趁年輕時要勇敢出去看看這個世界的人。因奶奶裹小腳,自小她就得幫奶奶洗腳、剪除結痂的皮,常聽她不斷如此耳提面命。劉紹華說,這必然是奶奶的人生體悟,正因她沒有那樣的機會,遂將此一盼望慎重地交付給她。「我覺得很感慨,其他人都不會跟我講這種話,可她一個裹著小腳、這麼老的人,卻一直跟我說,有機會要出去看一看。」
初抵涼山時,劉紹華聽聞有間民宅鬧鬼,當下決定要去一探究竟,果真,親眼目睹一顆小石子從角落裡飛射而出。她見鬼了這件事很快傳開,當地人似乎也開始把她當作「自己人」,並賜予她「不怕鬼的台灣漢人」的稱號。
許多人得知她入駐荒瘠且災厄頻傳的四川農村,不免問她會不會怕,「我根本不會怕啊!因為當他們已經把我當自己人的時候,每個人都在照顧我。」一個漢族女子隻身穿渡於中國少數民族的屬地,彷彿每一雙眼睛都緊緊跟隨著她,自動形成了一道天然的保護機制。
劉紹華曾在一篇文章中反思「研究者」與「介入者」雙重身分的倫理困境,在學術與情感的天秤上,究竟如何取捨?做為研究員,如何能夠與報導人保持一定情誼,同時又維繫身為學術工作者的客觀視野與條理分明?劉紹華特別強調「冷眼熱心」的律則,「我們的心不可能是冷的,當你要去做這種牽涉到人的研究時,你一定得是熱心,可是你真的必須冷眼。只有在冷眼的時候,拉出距離,這個世界比較需要的一些不同面向的剖析才可能出來。」否則,「熱心熱眼」或「冷心冷眼」都做不好學術研究。
「如果不是以前當記者、駐紮柬埔寨的生命經歷,我想我沒辦法做這個研究。」過往的歷練使她養成了「冷眼熱心」的能力,「即使我用冷眼去看,我的熱心也沒有變冷。」對她來說,《我的涼山兄弟》就是一本生命之書,不只是他們的,也是屬於她自身的。
2012年5月,她重返涼山,卸下了研究者的身分,「我跟幾個兄弟的互動讓我非常高興,我覺得我們終於平等了!」長年以來,多是她主動提問,他們負責解惑;這回,見過世面的他們開始向她拋出許多問題,探尋人際之間的差異。
「看見差異、理解差異、甚至是替差異考量其生存空間,這是我們做為主流社會一員很重要的責任。」劉紹華以充沛智識與人道關懷發奮立書,終於讓他們的生命廣被認識。
劉紹華作品
延伸閱讀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