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現代社會需要山岳文學？臉譜 Meters 系列這十本書，既是一場探問，也是一種回答。
在世界最高的兩座山峰聖母峰、K2還沒有被英國印度半島大三角測量隊發現之前，十九世紀黎明的歐洲社會裡，山岳與人的關係已發生了一場微妙的質變。
中世紀以降，山，一直是歐洲社群裡神祕與恐怖的象徵，民間傳說認為：山區內裡深藏各類從天氣、地形、魔怪到噬人動物的驚駭物事，人們應該敬而遠之，更別說進入山裡，冒險地去攀登它。但到了啟蒙年代與浪漫主義的交會時刻，對很多社會中堅而言，山岳雖仍有其神祕的特性，然則他們並不害怕它，原本巨大景觀君臨而下的怖懼，此時開始摻揉進一種美學的亢奮，人們魚貫走入禁地，並逐漸領略到山岳具備一種人格養成的教化本領。比較入山前後，人的智識和情感雙雙獲得一種自我肯證過的長進，而德國哲學家康德在其《判斷力批判》一書中所指涉的「崇高」（sublime，或譯「雄渾」）概念，更為這種美學體驗賦予了前衛的合法性。
德國畫家卡斯巴．大衛．佛烈德利赫（Caspar David Friedrich, 1774~1840）創作於1818年的畫作〈霧海上的浪遊者〉（Wanderer above the Sea of Fog），是這時期心態史轉變的一個寫照。在這幅作品中，一位身著長擺軍裝外套的男子，拄著一支木質長杖，一腳踩踏在嶙峋高起的岩塊上，另一隻腳穩住身體的重心，與插入石頭的木杖構成了三點平衡。男子背向著觀眾，我們只見他一頭金髮細絲糾結，顯然是經過一番勞動，方才來到足下的山頂。觀者不見他的面容，因為畫家用意是讓我們細看主人翁眼睛所見的風景，正前方遠處左側有一座三角形的山峰，右側則有著一座高聳的石塔，它們與金髮男子之間，隱約可見近處仍有幾處較低的岩稜蔓延，頂上有孤樹挺立，其餘的則是一片蔓延的霧海，模糊了事物和影像的邊界。之所以這麼佈局和安排，當然，畫家更深的意圖是要我們揣摩這位登山者在一覽蒼茫全景之時，他的內在胸壑是什麼？
佛烈德利赫的畫作〈霧海上的浪遊者〉，1818年。（圖片來源 / wiki）
論知名度，〈霧海上的浪遊者〉或許是僅次於羅浮宮巨畫〈自由領導人民〉的浪漫主義時期作品，佛烈德利赫的「後向人物畫法」（Rückenfigur）捨棄掉觀者對人物臉孔的偏執性著迷，開啟了內心風景的形上學透視點，日後也成為畫家的風格印記。然而，藝術史告訴我們，畫家的創作不是孤立的破格之作，他是隱約感覺到社會裡情緒的湧動，然後用一幅畫作將大家有感受卻仍說不出來的集體心思，一舉「表現」出來。
往後不到半世紀，由英國登山者發起的阿爾卑斯山攀登浪潮席捲了全歐洲，世界登山史也自此拉開序幕。1865年聖母峰與K2兩大巨蜂接連地被發現、標定與高度確認，進一步將技術攀登帶入高海拔山岳的遠征競賽，登山者一方面成為世界知名的冒險家，一方面也變成一顆越滾越大的靈魂，成為探索自然與人文之間無比張力的最尖銳——經驗哲學家。
新教主義的改革，在西歐基督徒競競業業的求取來世獲救的此世作為中，賦予了個人與上帝直接溝通的權利，而信徒在一次次屬靈經驗的感性亢奮中，慢慢地發現己身不只是一位信徒，原來也是一具由經驗構成、配備創造力、想像力和行動潛能的主體，這和天主教拘泥於教會代理的抽象與形上般的經文解釋，並墮落成贖罪券「Coupon Inc. 」的虛假世界和愚人宿命，有著截然不同、重新讓人著魅（enchanted）的力量。
面對著工業化、都市化社會生活所必然內蘊的重複、呆滯、瑣碎、去意義化，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山岳攀登者重新由冒險故事中帶回神聖和超越，而幾乎不假言詮地，任何一個都市人進入山間，就很容易地感受到康德與尼采所說的身心蕩漾，發生在自己的身上，像〈霧海上的浪遊者〉裡那位主人翁一樣。當大眾消費市場裡有人開始一邊冒險一邊寫作，就有人一邊閱讀一邊想像，這是非虛構類山岳文學逐漸成為一個顯要文類的時代背景。
上個世紀八○年代後，世界的高海拔登山與冒險愈來愈趨向個人化與美學化，活躍的登山者不希望繁複的補給、架繩與後勤支援稀釋或干擾了冒險裡的「純粹時光」（pure moment），他們以其強大的體能、受苦的意志和高張的神經纖維感知力，將攀登活動組織成一章章奧德賽式的個人史詩，與前輩們的大兵團圍攻法相較，他們多半二、三人成行，只攜帶極簡的裝備，快速地上、下穿越死亡熱區。在這類新族群的登山故事中，路線是否具備秀異的美學價值？攀登方式是否符合公平、本真和純粹的原則？成為全新的判準點，當然，愈熾熱的山岳文學，往往也伴隨著緊跟著而來的死亡和沮喪，這些殞落的片段和飛昇的影像如潮水般起落，更激進地揭櫫了人類與強巨自然（formidable Nature）之間的、普羅米修斯似的往復折磨和悲劇意義。
美國文化社會學者，同時也是一位健行旅行家的傑佛瑞．萊斯理（Jeffrey Rasley），在一趟尼泊爾的徒步周遊後有感而發，他說去山裡的人只有兩種典型：要不是「追逐著天使」，要不就是「逃離著惡魔」（他的原文是：Chasing angels or fleeing demons, go to the mountains.），這句話一聽起來就很迷人，彷彿說出了我們心中說不出的話語，但這也不妨礙我們進一步追問：那麼，天使是什麼，而惡魔又是什麼？
萊斯理和說出「山，就在那兒！」的喬治．馬洛里（George Mallory，上世紀二○年代遠征聖母峰而殞命的英國登山家）一樣，沒有解釋他話語裡的具體指涉，但看多了近世山岳文學的讀者其實可以合理的設想：「天使」指的就是人在高海拔登山時，所經驗到的神靈合一的狀態——山岳給攀登者拋出了各種困難，而登山家逐一地在命懸一線的當口破解開來；波蘭登山家克提卡（Kurtyka）將此「存有之瞬間」（moment of being）稱之為天地之間、獨一無二的自由時刻。至於「魔鬼」，它就是我們大多數人生活於其中，充斥著噪音、麻痺、癡呆、霸凌、欺騙、算計、因各種無深度強刺激而精神耗弱……的現代性都會，或再加上成長過程裡各種非自願性的壓力源、挫敗的童年等等。這也是在歐洲、美國或日本，有許多登山者選擇以簡陋的方式住在山裡，遠離塵囂，過著前現代社會半手工勞動的生活，他們的登山充滿著流浪與波西米亞式色彩，不只在攀登時刻，他們連吃喝日常過日子都嘗試接近天使。
登山者的故事，為什麼都市裡的非登山者要去讀它呢？
除開讀者也共享著萊斯理所說「惡魔」近身的現代性社會，逼使我們得時時刻刻想著如何超越，如何追求天命「天使」這一原因之外，另一個重要的緣由則是在抽象律則纏身的社會裡，我們的意識愈來愈沒有感觸，也愈來愈失去感動的能力。因此，如何讓枯竭的情感和思維重新地被人性裡的不懈奮鬥與勇敢所著魅，讓生活產生溫度與意義感，實在無比重要，而在閱讀世界裡，還能有哪一種文類，比山岳文學更適合擔綱此等任務？
這是西方社會裡山岳文學書的發展系譜，雖然它不再享有十九世紀呼風喚雨暢銷書的風神地位，但一定仍是書市裡真摯情感和嚴肅意義的出版骨幹，台灣從一個恐懼冒險的社會要精進到擁抱冒險的社會，應該也會有類似的突破與跳躍點。臉譜 Meters 山岳文學系列在出滿十本之後，即將劃下休止符，熱忱的出版與忠貞的讀者共同造就美好的戰役，也是該交棒的時候了，既然文明顛簸地滾動下去，故事就不會停止，那些雷電、雪崩、暴風雪也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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