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上總是在發呆。不知是哪本書提過，三月生的人早上的幾個小時必須獨處。我的生活的確如書上所言。早上要是有客人來訪，那天一整天就什麼也做不了。早上應該花幾個小時沉浸的事全部進入腦海，直到午後才獲得解放，筋疲力竭。然而那種時候我不過是當訪客的聽眾。二十五、六歲之前，氣候或當天天氣不曾對我造成任何影響。然而到了這把年紀，連身體的小地方都會受天候影響。可以說人過了三十歲，命運便受天候左右。基本上我收到委託都會答應，卻幾乎交不出稿來。以前不太會發生這種情況。自從天候影響身體以來，交不出稿的情況日益嚴重。我認為凡是有人委託，便應當感謝對方的好意，接受委託。然而接受委託並不代表非得寫不可。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寫不出來時逼迫作家動筆形同剝奪對方的生命，要是不惜殺了對方也要索討稿子，代表一開始的好意邀稿已然成了利慾薰心。
我要是接受委託卻沒動筆，日後往往會遭到低俗的雜誌匿名捉弄。但是我不交稿的對象都是傷風敗俗的雜誌。要是遇上精神崇高的記者，儘管當下寫不出來，交不出稿，等到寫出自己滿意的稿子時必定會寄給對方。因此匯集優秀文章的雜誌，背後想必有位品格高尚的從業人員。唯有人格高潔者方才辦得出好雜誌。某本雜誌曾經委託我寫稿，每個月三顧茅廬，我卻一整年都寫不出來。每次看見那位記者，我總是鼓起勉強動筆之心。然而對方為我做到這般地步，我卻勉為其難寫出了無趣的稿，反而是對他失禮了。我因而內心痛苦不堪，愈發寫不出來，於是一整年都交不出稿子。但是一年之後，我一完成當年最為心滿意足的稿子便立刻拿去找他，暗忖著終於還清長年以來積欠的債務。
有些人會說「什麼樣的稿子都好」。然而要是什麼樣的稿子都好，我也不必特意留意天氣變化來寫稿了。我可是沒辦法那麼驕矜狂妄，明明年紀輕輕還敢什麼稿子都寫就直接交出去。要是作品中一不小心出現了前後關係不明的句子，任誰瞧見了都會想作者必定十分心痛，竟然任由這般差勁的文句面市。我也不是不明白記者的苦心，但那是對方的苦心而不是我的苦心。我的苦心要是受對方的苦心影響，則會留下稿酬也難以消弭的不快感受。
寫小說時，要是沒在截稿日前一週完成便無心交稿。剛完稿時無法以客觀的眼光審視，聽聞他人批評則立時怒髮衝冠。然而寫完放進壁櫥裡一星期便忘得一乾二淨，再拿出來看才逐漸發現缺點何在。但此刻截稿日已迫在眉睫，沒空修改了，只能修修助詞和助動詞便交出去。忍耐一星期全是白費工夫。一星期後悄悄從壁櫥裡拿出來重新看過時，倘若湊巧客人來訪或家人呼喚，客觀的眼光又驀地被打斷。這下子也看不下去，得再花上一星期才能重拾客觀角度。這種事真做起來便沒完沒了。我巴不得做這種沒完沒了的事做到沒完沒了。要是能無視雜事投入修改，我肯定幸福得像個孩子。
然而人要過日子，生活需要錢。所以之於我們而言，生活更重於藝術——又冒出了對自己發表意見的習慣。但是如果此等意見如此重要，我可不想過這種日子。理論與情感一如普羅藝術，變得支離破碎。究竟該以生活為重還是藝術為重？要是就此認定，命運便也隨之定案。我不想限制自己的命運。人生只有一次，要是不想輕易決定自己的命運，唯一的活路便是兼顧生活與藝術，跛腳前進。拖著跛腳前進的節奏音階所響起的旋律時而清澈、時而混濁，作品便由此而生。其中夾雜著天氣與雜誌記者的舞動。例如眼下我身處的房間教人熱出一身汗，室外卻突然雷電交加，下起傾盆大雨。我因而打了噴嚏，不由開口說「真是涼快」而不願再拿起筆來。當全心全意投注於寫作時，壓根兒忘記裡頭有多麼炎熱。但是當我打了噴嚏，感覺到涼意時，便打算感受這股清涼。你看，文氣必然就此起了變化。文氣起了變化，我的命運想必也會隨之改變。這麼說來，我總會感受到風的威力。風的威力巨大，能夠改變人類的意志。風在不知不覺中夾帶雨吹進房間裡，害我坐立不安。我非常討厭風，因此可說本質是愛好和平的（正當我想確認那份愛好和平之心時，那位雜誌記者冒雨奔來）。走到會客室迎接對方。他坦率勇敢，年輕善良。為了要我交出一篇無趣的小說，這三個月以來已登門拜訪六次。
我一天寫一張稿紙，總算寫了五張。為了這位記者，我打從前天便坐在書桌前，卻因熱氣而腦袋無法運轉。對方畢竟來了六次，我也不想草率行事。對方說正宗白鳥交不出稿，所以來了我這裡。要是正宗白鳥這樣優秀的作家和我在同一本雜誌上發表文章，就算交出無趣的作品，壓力應也不至於這麼大。但是記者經常遇上以為絕對會交稿的作家交不出稿子而另一位作家又寫不出來的困境。可寫不出的時候，怎麼樣都寫不出來。我便在家中打轉。明明不想上廁所，回過神來時卻發現自己已經躲進廁所裡。唉！來這種地方是要做什麼呢？又走了出來。這下又用頭撞格子紙門，發出呻吟聲。寫這些東西究竟有什麼意思呢？不過是些勞動的紀錄罷了。
※本文摘自《死線已是十天前：日本文豪的截稿地獄實錄》，惑星文化，七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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