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懷寧街轉入一個像柵欄的大門口，就是二二八公園，整齊的灌木叢圍籬規規矩矩的呈現一種單調的風情。只有杜鵑在春天會以各種紅色和流蘇樹如雲朵般的燦爛白花，才吸引一些人來拍照。巴奈曾形容「這個城市樹木和草皮都長成差不多的樣子，一切都被管理成要死不活的僵硬。沒有生命力的一種整齊」。
巴奈和那布的帳篷靠近捷運台大醫院站一號出口，後面是公園公廁。這七年來，有少數來到這個公園的人，是專程為了來看巴奈和那布。也有少數心懷支持的朋友們只為了看一眼「傳說中的帳篷」，經常是經過，卻因怕打擾她們而不敢和她們打聲招呼。
如果不是二○二一年六月，那布的一通電話，我也不會在過去兩年半成為二二八公園及這頂帳篷的常客。那是我退休後的第一個初夏的下午。當我手機上顯示是「那布」來電時，我以為發生了什麼事，因為我一向都是和巴奈彼此聯絡。電話中，那布第一句話就是：「妳退休的閉關期過了嗎？」
然後接著說：「妳能幫我寫一本書嗎？」
我不記得他是說「我」還是「我們」。我當下的回應是：「怎麼可能？我怎麼可能有資格寫原住民的書？」他誠意的試圖說服我，要我去台北當面聊。
我急忙訂了機票上台北去澆熄他的期待。去到帳篷。天氣不算炎熱，我們就在帳篷外，坐在野營用的折疊椅，巴奈在旁邊鋪了瑜伽墊在拉筋。那布說了很多，特別是「內本鹿」。我多次參加過他們從內本鹿下山後的分享交流會，對這個行動，我不算陌生，但我仍惶恐的拒絕。那布期盼殷切，我聽了很久，想到自己退休後曾計畫當志工。
「也許我可以以志工身分幫你做訪談記錄，好嗎？你可以當資料庫。之後，你再看找誰來寫，但不會是我寫。但即使是訪談，我也會很慢很慢的做。我不要有任何壓力。」
他立即回應：「妳儘管慢慢的、慢慢的做，不要有任何壓力。」能「慢慢、慢慢的……」實在太符合我的退休心情了，而且我也本有意在退休後多閲讀一些關於原住民族的書，我答應了。
之後，我平均每一至兩個月上台北，去帳篷開始訪談錄音、做筆記，像早年當記者一樣。那布及相關學者的訪談進行了近一百個小時。剛開始巴奈只有幾小時，錄音稿請了年輕朋友先打出聽寫稿，我再根據筆記做大修正。然後再分批印出來讓他們看。
半年後，多半在旁邊聽的巴奈說：「妳應該和他們一起上一趟內本鹿，妳才會有真實的感覺。」
喔。這事情很大條。同事和朋友都知道，我一向體力很差，是「洛基」（弱雞）。在一串「不可能」、「絕不可能」……的哀嚎中優柔寡斷、來回掙扎。去過內本鹿的陸君萍在我一再追問下，直言：「也許妳先用一年的時間先試著鍛鍊一點體力吧。」
退休時就想強化健康、多運動的我，台東朋友彥芬，幫我介紹一位優秀的重訓教練，我開始做起體能訓練。四個月後，我深蹲的背槓從二十公斤做到了四十公斤，加上每週四次四十分鐘的慢跑。內本鹿的隊友蘋果和巴奈陪我去爬了兩次都蘭山，出乎我意料之外，她們說我只要加強登山杖的使用，「應該上得了山」。半年後，我竟然走在回內本鹿的路上。
內本鹿之行原來預定來回共三十天，一共有三隊。我們是「老弱婦孺隊」，最後因為隊友受傷，我們只走了六天，就下山了。有一次，一位很知己的朋友問我：「妳對那個山有什麼印象？」我看著她，竟當場怔住了。
我看到的是「貧瘠」、「經過毀滅的」，只剩「斷垣殘壁」、「面目猙獰」的蕨類……的野山。那布第一次上山曾以「驚嚇」來形容他的感受。上山的第一天，我們走了五公里。第二天下起大雨，領隊決定暫棲紮營地。第三天雨停了，我們才繼續走。
我們幾乎都是在爛泥巴地上行走，年輕的隊友要我用很大很大的大外八方式走。夜宿的紮營地很簡陋，但只要紮營總會篝個火，可以煮飯，也讓人感到溫暖。再往上的路聽說才是挑戰的開始，更為難行。
若問我印象如何？「很不美麗的野山」應是最容易的回答，但我卻突然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內心有個自己都不曾感受過的糾結。
上凱道之前，那布很希望每年巴奈可以同行，回到內本鹿。（攝影／劉曼儀，出自《巴奈回家》)
我以為我已然了解這條路非常不好走，當我身歷其中，我對他們回家的路竟然艱困至此，有著很深的震撼，也明白了巴奈為什麼用「驚嚇」來形容。下山後，有好長一段時間，我的靈魂都好像還留在那裡。我常夢到那一大片泥巴路和那張因酒精而迷離破碎的臉。幾次半夜驚醒，回想夢中的淚，我終於知道，讓我說不出話的原來是壓抑在我心中的哀傷。
「重返內本鹿」背後是延平鄉布農族傷痕累累，受盡迫害和屈辱的歷史。下山後，我和內本鹿團隊的中生代領袖柯俊雄做訪談，他長期研究內本鹿和布農族的歷史，我鼓勵他應寫一本書，我也提到了若要把我做的訪談稿寫成文章或書的困難。柯俊雄回應我：「妳可以寫巴奈他們兩人的生命故事，因為他們的生命其實是很多原住民的縮影。」
這段話一直縈繞在我腦海。許多次到巴奈他們在公園內的帳篷，聽他們訴說一段段的生命歷程和對原住民族權益的追尋，聽他們的失望和期待。我告訴他們，如果是寫他們的生命故事，我願意嘗試。
巴奈那時剛好有比較多的演出，我幾乎「緊盯」著她的時間，找縫隙做訪談。有一天，我接到巴奈的訊息：「文章讓我哭得很厲害，唉。」當時她人在台東：「明天我們去『湛藍邊境』，好嗎？可以看海。」
有一回，她提到其中一小段寫到哥哥的往生，讓她沉到海底，讓她潰堤。接下來，她花了好幾個下午及晚上，很多很多時間讓我問問題、錄音。她自己也寫了許多文字。我知道，她終於「明白」這是寫她和那布的故事。
我是以「巴奈的粉絲」和她結緣的。彼此較為熟悉後，也習慣了巴奈自稱「凶巴巴」的氣場。經過這兩年半更頻繁及近距離的接觸，我才覺察她的心其實像「豆腐」，溫暖柔軟。只要姐妹朋友、年輕人碰到家事、情事、生活上的「坎」及低潮時，她就算連夜坐火車、轉客運，也會去陪伴、傾聽。一次又一次，當我們看著海，聽她敞開心胸談家裡的事，我恍神了一下：「原來這是我從未認識的巴奈。」
我也慢慢了解到她有一個絕對不能碰觸的底線，叫「尊嚴」。她的、原住民族的……她這麼長期的抗爭和堅持，其實為的就是維護她生命最重要的那條底線「尊嚴」。
巴奈和那布彼此始終相互支持，2017年。（攝影／林相如，出自《巴奈回家》)
這本書出版之時，巴奈和那布也即將離開二二八公園，回到台東，那天會是凱道及公園抗爭的第二六四四天。在初步定稿時，我被朋友問及：「這個抗爭運動能為原住民族帶來什麼影響？這本書的深層意義是什麼？下一步呢？未來的路是什麼？」
內本鹿隊友蘋果給巴奈的訊息曾提到：《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劃設辦法》很容易被標籤成那是「原住民族」的議題。但沒有人是局外人，每個人都生長在這個島嶼的土地上，也許越文明就越容易被異化成跟土地越來越遠。
原住民族人口只占台灣人口的百分之二，或二．五，是極小化的「少數」。他們的資源和力量用「極微薄」都仍不足以形容。過去四十多年，如果不是他們傾力發出聲音、不斷敘述他們的歷史和故事，文明的力量在台灣也越來越茁壯的社會氛圍下，「原住民族」很可能只成為一個「弱勢」、「先住民」的名字。
寫這本書時，蒐集和校對族名是一項艱困的工程。巴奈和那布用盡心力，仍不能確認百分之百的正確度。特別是老一輩的族人和較常使用漢名的原住民朋友。「錯誤」或「疏漏」是寫完這本書最大的不安。
一個需要進行「轉型正義」的族群，其實都是滿載傷痕、匍匐前行。法國詩人蒙田曾有一句話：「刺痛我們的，比撫觸我們的，讓我們感受更深，也令我們更警醒。」
「警醒」讓巴奈、那布、馬躍，及許多原住民族中生代和青年族群不敢懈怠。他們用歷經幾代受盡屈辱的敏銳和意志力，以不同的方式關注著不同的議題，直視著所有民主國家的憲法都高舉的「人權」、「公平正義」之旗。
東華大學的吳海音教授說得好：一群人用生命跨越時空的斷裂，歸返重建和天地祖靈共生的家！這才是讓人羨慕、感動和尊敬的文化。
巴奈回家：凱道.二二八公園的二六四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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