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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高估的改革開放,被誤判的中國共產黨: 馮客《毛澤東之後的中國》新書講座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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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瞭解當前的中國,「真正的關鍵人物」並非鄧小平,而是江澤民──在本屆台北國際書展開幕日的講座上,專研中共歷史的歷史學家馮客(Frank Dikötter)向全場觀眾篤定地說。

馮客進一步解釋,即使中共官方所謂「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指的是鄧小平,「習近平真正追隨的人其實是江澤民」──不論是必須「走出去」投資外國,不能等待外資投資中國,還是必須透過愛國教育、在企業內設立黨委員會等方式控制社會,乃至必須對抗境外勢力祕密推動中國政權轉移,反制所謂「和平演變」的陰謀,習近平當前許多政策背後的思維其實都源自江澤民,而非鄧小平。

馮客是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新作《毛澤東之後的中國》甫在台灣出版,書中以以豐富的檔案資料為本,分析毛澤東死後的中國政治經濟發展,並挑戰眾多常見迷思,而「高估鄧小平的影響」正是迷思之一。

被高估的改革開放:農村早已自主去集體化,去集體化後則是回歸社會主義

高估鄧小平影響力的迷思之所以出現,主因不只在於人們經常忽略江澤民的影響,更根本的原因是誤以為「改革開放」真的是鄧小平一手推動的劇烈變革。但馮客在寫作這本書的期間,實際到中國各地的檔案館蒐集史料,意外發現鄧小平所謂的廢除農業集體制度,充其量只是將民間已經展開的作為「就地合法」。

「1971年林彪死後,鄉村民眾已經開始『去集體化』,包含將工具、土地奪回來重新分配,以及建立地下的工廠和市場。」馮客舉例,「所以1978年鄧小平上台之後開始與農民訂立契約,只不過是允許民間實踐將近十年的現況延續而已」。廢除農業集體制度是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核心,但這與其說是由上而下推動的變革,毋寧更像是由下而上促成的轉型。「鄉村沒有任何人在等待鄧小平讓他們活得下去」,馮客這樣總結這段民間「自救」的歷程。


除此之外,馮客還在更根本上質疑「改革開放」究竟是否真正代表中國進入新的經濟模式:「普遍的說法中,毛時代完全失蹤了,毛澤東死後就是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但其實,改革開放後的中國與先前仍有非常多延續性。」馮客分析,「在經濟上,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並不是要往前走,不是要從共產主義發展成資本主義,不是要讓國有企業轉型成民營企業;相反地,中國是向後走,是回到5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的經濟安排,是回到真正社會主義的經濟,讓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手上。」所謂的改革開放,因此不應理解成新經濟模式的開端,遑論是中國向西方的經濟模式靠攏,反而是回歸一條服膺共產主義理論的道路。

也正是因為如此,當被問到毛時代以後最大的改變是什麼,馮客立刻回答:「中國是從一個『集體化經濟』變成『社會主義經濟』。」他解釋,「集體化經濟下,所有人只要住在農村就會在人民公社,只要住在都市就會在國有企業;而到了後來的社會主義經濟,各種生產工具、也就是馬克思主義所稱的『生產資料』仍掌握在國家手中,但在工作、消費上,人們可以有一些選擇。」馮客強調,相較於毛時代的集體所有制,現今中國的經濟模型下,人民確實變得更自由,但「這只是相對的」,在最根本的原則上,中國在所謂改革開放之後,仍然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


仔細聽中共高層說什麼,進而看清中國已經走上死路


但是,「中國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中共無意西化、民主化」此一根本事實,卻長期被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政治菁英忽略。而諷刺的是,依照馮客的觀察,這並不是因為太多西方人太相信中共說的話,反而是因為西方人經常以為自己「比你們中國人更瞭解狀況」,因此就連中共領導人明明白白說過的話、做過的事都可以置若罔聞。

馮客具體舉例,趙紫陽就曾明確表態永遠不會採取西方的三權分立制度,江澤民也曾直接回應美國小布希總統的談話內容,表達中國不會因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就改革政治體制。但即使話已經說得如此清楚,西方菁英仍抱持「我們才懂」的心態。說到這裡,馮客以詼諧的語氣說:「他們態度就是『你們這樣說,但你們不可能真的這樣相信啦,哪有可能,我知道你們真正相信什麼啦』!」在這個邏輯之下,「江澤民都把軍隊、把坦克車派進天安門廣場了,我那時候人在北京,我心想『這總該算是明確的訊號了吧』,但他們仍然不相信。」換言之,是西方政治菁英的自負,才導致他們對中國的根本誤判。

而這樣的誤判在更早之前就已開始。談及這點,馮客語氣犀利,列出一個又一個時間點:1949年中共掌權,華府卻有許多菁英堅信毛澤東等人並非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只是要推動「農村改革」;1971年,季辛吉也以為中共本質上並非共產黨,而其實是遵循儒家的世界觀;甚至在天安門事件之後,柯林頓也仍認為中共終將走向民主化。正是因為看過美國政府一次又一次的誤判,所以當馮客被主持人問到「該怎麼理解中國政府」的時候,他毫不猶豫地回答,第一步必須是「仔細聽他們這些領導人說了什麼,以及黨的章程到底寫了什麼」。

馮客進一步指出,其實只要仔細聽歷任領導人的說法,就能瞭解中共無意放權,而只要閱讀中國共產黨的章程,更能清楚讀到黨的四項基本原則,亦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在顯示中共無意轉型。

正是在這個基礎之上,馮客才判斷中國的政治經濟發展已經走到「死路」。他分析,中共拒絕轉型之下,已經做了所有「簡單」的事,包含允許人民擁有少量土地、允許外國人租賃少量土地、允許國有企業在國內外股票市場上市等等。「這些簡單的做法都做了,但中國現在仍已喪失國內外的信心,他們還能做什麼呢?」馮客問到。

無意轉型,卻又無力在既有體制下提出新策略──馮客認為,這正是中國發展的根本困境。「所以我才說,中國已經走上了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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