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友間的文學相伴──讀楊牧、瘂弦來往書簡-獨厚心得-博客來獨書報-OKAPI閱讀生活誌 (2/2)

楊牧和瘂弦的文學、思想尺度差異，累積了一、二十年，在一封寫於一九七八年二月的信中爆發出來：「．．．我近來也覺得『聯副』相當保守。比馬各時代更保守。我自己有些悵惘，這是實話，不怕對你說。月前讀『聯合報』上陶百川先生論時政，他特別提到吾人不應過份的『自我檢查』，我真為此老先生支偉大心懷所感動，我願請你也想想這一點。此生能做的使社會進步的事，我們都有責任去做；更怎能在這種抱負上瞠乎陶老先生之後？光風霽月，與你共勉。」

然而在台灣必須面對的現實是：「葉步榮來信說，被警總認為文字不妥事，最好不要再發生，目前台北同業競爭激烈，有些書店（出版社）在市場上競爭不過我等，就用卑下手段來中傷陷害，所謂樹大招風是也。沈燕士已親自去警總與主辦者．．．見過面，得悉果然是有人投書檢舉的，據說，投書中傷我們的已有數起，我們不得不小心。」

書信往來的大部分時間中，楊牧的主業是留學生、學院教授，而瘂弦則是編輯，這當然也影響他們的態度與立場。

瘂弦很早就是一位自覺甚高的編輯。一九六七年的信中他就說：「這一年來，我對當編輯這件事看得較以前嚴重，特別是到美國以後（當時參加了愛荷華國際寫作班），眼界寬了，覺得過去的一些作為不夠成熟，因此『文藝青年』的氣息，已不是像我們這樣年齡（當時三十五歲）的人所應該有的了。什麼事都要負責任，假若我是那刊物的編輯，不管主編協編，那刊物上的每一篇文章，我都應該負責任，否則，就是對文學不忠誠，就是對自己信仰的一種污辱。」

他具備一種特殊的編輯條件，那就是為作者著想，而楊牧一直都是他最為在意，最為用心著想的對象。因緣際會，瘂弦從一份同仁詩刊的編輯，跳到了救國團系統中，先是接突然自殺的朱橋編『幼獅文藝』，進而統籌「幼獅」品牌下的各雜誌，還接任「華欣出版」的總編輯。二度赴美到威斯康辛州立大學得到了碩士學位，本來說：「．．．為人作嫁的編輯生涯，似不宜再繼續，如果混張文憑，結束老編生活，在台北找個二、三流大學做個專任教員，閒下來整理一下自己的寫作事業，是為上策。」然而還沒回台灣就被網羅到『聯合報』，主持「聯合副刊」，加入了由高信疆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掀起的副刊競爭大戰，成了台灣這頁奇特媒體與文學、文化密切糾結歷史中的一方要角。

在編輯職務上步步高升，擔當愈來愈重要的角色，卻使得瘂弦要能實現能夠自己負責、終於文學終於信仰的理想，也就愈來愈難。

首先他必須面對『中國時報』與高信疆的強大壓力。他告訴楊牧的真切感受是：「現在我好像在馬祖前線，對面是高匪信疆，是年青富有衝力的悍將，我拚老命實在划不來，他是學生輩，本來以師禮待我，現在看這老漢要搶小老弟飯碗，他只有改以『瘂賊老弦』呼之了。」

當時文壇盛傳瘂弦視每天早晨翻開『人間副刊』為莫大折磨，害怕又要看到高信疆推出什麼意想不到的轟動專題，因此罹患了「懼高症」。兩家報紙副刊的工作人員甚至必須玩起「諜對諜」的拉鋸，己方有什麼重大企劃要嚴格保密，以求震撼對手；倒過來，也必須用盡管道想盡辦法去刺探對方會有什麼樣的新計畫、新花招。

如此創造了台灣副刊空前、想必也絕後的繁榮熱鬧局面，而瘂弦確實飽受壓力，以致在信中對楊牧恨恨地告狀：「高信疆此人最近常常罵我，用語粗鄙，居心惡毒，我已不把他當朋友了。我是一個善體人意的人，凡事替人著想，但對高，實在令我作嘔。能使我生氣、『記仇』的人並不多，我一向忍讓，但他實在太過分；為了效忠老板，忍心陷害朋友。」

不過三年後高信疆離職去美，瘂弦收回了原本的「記仇」，說：「他不做了，我也感覺空虛無聊。這六、七年雖然我與他也有玩惱的時候，但朋友總歸是朋友。這人太好強了．．．」可以重新認做朋友，然而瘂弦卻絕對不願再和高信疆當對手。瘂弦在籌辦『聯合文學』時，聽聞：「信疆他們也要辦文學刊物，真煩人。．．．本來我蠻有興趣的，一想到跟高信疆纏鬥在一起，就覺得瑣碎，沒出息，沒志氣，無聊。莊嚴、純粹的理想感都隨之降低了。當然，我辦我的雜誌，但高一來情況就會亂（這人我太了解）。這一年多我與金恆煒（當時的『人間副刊』主編）相處，真如清風明月，舒服萬分。其實都編得不錯，各有各的口碑，文學上的事，誰能把誰打垮？」

後來證明，『中國時報』和高信疆並沒有要辦文學雜誌，他們辦的是綜合性的『時報周刊』。沒有高信疆來攪局，瘂弦投入在『聯合文學』的理想感，卻終究還是落空了。其中最早澆他一桶冷水的，正是摯友楊牧。

『聯合文學』在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創刊，楊牧隨即寫了一封長信給瘂弦，在信中羅列出十七條意見，「．．．所說的全部都是批評性的話」。除了第十七點說：「我覺得作品的內容或作家的『陣容』並無任何突破可言。整個看來，絕對是聯合副刊的換裝改扮，不但內容路線如此，聯副見不到的新名字也幾乎完全沒有。」其他十六點都是針對『聯文』創刊號上刻意設計的版面文字或圖樣呈現。這充分顯示了楊牧的編輯觀念與非常堅持的風格：文學是嚴肅的，文學內容是自證的，不應該有太多干擾閱讀的補充或解釋，添加的花樣愈少愈好。

這樣的觀念與風格，相當程度上落實執行在洪範書店的出版品上，有助於洪範維持文學純粹性與品牌識別度，然而對於八０年代正走向熱鬧喧嘩的台灣雜誌，已經不切實際了。

瘂弦主持『聯合文學』的時間不到一年，即使還掛著「總編輯」的頭銜，一九八五年九月號的「編後語」已經不是瘂弦執筆的了。但瘂弦並沒有告訴楊牧這項重要的職務變動，引發楊牧在九月十四日寫了一封語氣感慨且帶有怨懟的信。

信中楊牧遲來地回應了前面提到批評無名氏的那件事。「．．．我們後來不能像從前那樣推心置腹交談。我怕說太多了便傷害你的感覺與自尊，你更怕引起我暴躁的情緒，所以總以最大的友愛容忍著我，或者說「應付著」我。我痛斥無名氏一案最可見你的苦心－－我很感激，但也很傷心，因為即使天下人都以為我罵得公道，你前後對我的勸告證明你不以為公道必須爭取。你勸我為人為文要忠厚，但從頭到尾沒有談到『對』與『不對』的問題。」

這和瘂弦離開『聯文』有什麼關聯？楊牧的解釋是：「你有一顆溫暖和平的心，以為天下一切可以用容忍來斡旋，但你怎麼能保證天下人都和你一樣有那溫暖和平的心？在表面上你力能please everybody但英諺正是please everybody, please nobody，最後招致天下人不平的埋怨，因為人都是自私的，欲望都是無限的，而且大半文藝界的人都是盲目地以為天下第一的。你努力滿足大家的虛榮，努力在息事寧人，可是久之，這會使你失去個性與原則，而當一個像你這樣的地位的人，一旦失去個性與原則的時候，就是無以讓人傾服仰望的時候，則禍起蕭牆，最親近的人都可能反對你，出賣你，想踏過你去爭取他們自己的東西。」

『瘂弦書簡』中只能看到這年十一月十八日寫給楊牧的信，說：「很想寫封長信給你，但一直靜不下心來，每日應付完眼前面的一大堆工作，人困馬乏，回家只想睡覺。橋橋（瘂弦太太）去美近月，我也沒寫信給她（一個字也沒寫）。想起來心痛。」看來瘂弦並沒有正面回覆楊牧針刺般的表白，無從知道他的反應。

處女座的楊牧當然比瘂弦有個性有原則多了。他其實在編輯方面也有許多投入，這批書信透露了他對出版的心力付出。楊牧對於台灣文學出版最醒目的貢獻，是長年持續為洪範書店的書籍撰寫折口的介紹短文。現在我們知道了，他之所以能夠、也願意不署名地寫這種文字，那是因為這些書都經過了他的嚴格眼光挑選審核，他真正了解這些作者、這些書，是真正從編輯工作本位上生出這些精確且雋永的段落。即將出版的『楊牧全集』將首度將這些短文完整收錄，還其為楊牧作品的正當身分。

楊牧不只是詩人、散文家、學者，還要補上他編輯、出版上的努力與成就，才算鋪齊了完整的人生拼圖；瘂弦更是不能被侷限在編輯的角色上，他的詩作，雖然從頭到尾只有一本『瘂弦詩集』，卻已足為傳奇精品。而兩人書信中，多有對於文學創作的衷心信仰告白。

瘂弦說：「．．．學問也者，乃新品種的窮忙也，荒謬，沒有道理，無聊。想想當一首詩誕生時，什麼滋味比這更好，老實說，給個皇帝都不換。」楊牧說：「你到底寫了詩沒有？不要開玩笑，這是我們最值得驕傲的事，別的進步了，固然好，但是假的；只有寫了好詩，才是真榮耀真幸福。」瘂弦說：「．．要做偉大詩人簡直不可以沒有學問。這次來美，這方面對我的刺激是相當大的。我在語文上吃了很大的苦，其中也有羞辱，我在班上有一種沉默的傲氣，漸漸地他們已知道我不簡單。我不太看得起他們，覺得他們赤足散髮，只不過是一個架勢，內裏是空的。」楊牧說：「黃用．．．我們意見分歧愈來愈大；他上次居然說：文學很『脆弱』、『不實際』．．．他已經不是詩人了，因為他認為詩的價值在生物化學之下，這是不可以的！」

一九六九年九月，楊牧接到瘂弦從愛荷華寄來的信，信中竟然附上了他在愛荷華進修一年的成績單。楊牧立刻知道瘂弦的意思：「你的學業成績顯然令人感動，這個成績一定花了你許多時間和精力，也難怪你沒寄詩來，寄了許多Ａ來。」但楊牧終究還是要說：「好好寫些詩罷，再不寫詩，讀者都要把你忘掉了，你的心情也不會太好，這是很嚴重的。」

雖然瘂弦畢竟沒有寫出更多的詩，然而他和楊牧長時間護持著台灣的文學創作活力，不論是主觀的努力態度或客觀的成就，都值得後來者存記、感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