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０二三年，「洪範書店」的葉步榮先生整理出版了兩本書『瘂弦書簡Ｉ：致楊牧』與『楊牧書簡Ｉ：致瘂弦』，在「編校後記」中，葉先生寫著：「瘂弦和據初見於一九五九年（那一年瘂弦二十七歲，楊牧則只有十九歲），六十多年的交往（到二０二０年楊牧去世），情同手足，魚雁不斷。早年曾互勉：『如果不能做偉大詩人，願做偉大的朋友。』大詩人，一輩子的友情，他們都做到了。」

然而我看到的，不是單純兩位詩人間的友誼，更有具備高度歷史價值，兩位戰友在台灣的特殊環境中，為了文學與文化奮力並肩作戰的那一面。

『楊牧書簡』中所收的第二封信，原信紙上洋洋灑灑寫了六頁的長信，就是和瘂弦討論『創世紀』詩刊的。楊牧當然關切『創世紀』刊登了哪些人的哪些作品，然而引發他在金門寫長信的動機，卻是來自一個念頭──建議將原本的「詩雜誌」轉型為「文學藝術雜誌」，以便「吸引讀者，讓讀者因買小說而買詩，收到潛移默化的效果──這有點像天主教在教堂裡發救濟麵粉．．．」

兩本書簡跨越三十七年時間（一九六０－一九九七），有一個明確貫串的主軸，那就是關於文學編輯工作上的討論。這段時間中，瘂弦先後擔任『創世紀』、『幼獅文藝』、『聯合副刊』等主編職務，不惶多讓，楊牧也實質參與了「新潮叢書」和「洪範叢書」的出版事務，而兩人合作創辦（加上葉步榮與沈燕士）「洪範書店」後的種種安排討論，更是佔了書中最大的篇幅。

「洪範書店」在「五小」之列（其他四家是「純文學」、「大地」、「九歌」、「爾雅］），見證了台灣文學出版的風華年代，讓人津津樂道的是在連鎖書店崛起前，郵購仍然是書籍主要銷售管道之一，加上報紙副刊強勢吸引了眾多讀者，於是這幾家品質有口碑的出版社，往往只需在報上刊登新書資訊廣告，劃撥訂單便源源湧入，立於不敗之地。

不過顯然在當時的文學出版現場，情況沒有那麼輕鬆。往來信件中所示，約書稿就有多重困難，「台北出版社把幾位狀況好的作家拉得很緊．．．作家一旦被拉住，我們就很難約書。．．．作品好又有好票房的作家不很多，依目前情況，大概不到二十個人。」（瘂弦）而能約到稿子的作家，卻又可能遭遇各種困難。其中一種是作家對於版稅的要求，另一種是作家之間的恩怨牽扯，還有一種則來自政治檢查的干擾。

像是洪範要爭取顏元叔連載中『離台百日』出版時，卻發生了這樣的事：「『離台百日』的連載在『中華日報』刊出後，劉紹銘（筆名「二殘」，也是洪範的作者）曾寫信給顏元叔，『曉以大義』，認為『離』文有待再加斟酌的地方很多。本來自善意，那裏曉得顏昨天給劉一信，信中把劉罵了一頓，不但不聽勸告，反而對劉表示憤怒，說『離台百日』與『二殘（遊記）』都是混稿費之作，劉有什麼『資格』批評他的『離台百日』？」

像是楊牧在專欄文章中批評無名氏就讓瘂弦為難，信中特別懇勸：「你我在台灣有事業（指洪範）．．．不宜樹敵，應該廣結善緣。當然寫專欄就得批評，不溫不火的文章，是鄉愿的流水帳，誰會去看？也有愧知識份子善盡言責的職守，這我完全瞭解，但我希望你以後為文最好最好不要針對某一個人，而應向不良的現象、落後、保守的觀念開刀。否則多開罪一個人，就會使步榮和我的工作多一重困難。」

稍早之前，瘂弦另外一封信轉達林海音要將楊牧為『八千里路雲和月』寫的序文刪去一段的訊息，顯然瘂弦同意林海音的判斷，「．．．倒不是因為『三三』值不值得罵的問題，而是好好一篇文章中突出了一塊，很別扭，顯得文章不夠大氣了。」

兩人「在台灣有事業」，但楊牧長期住在美國，受人情與政治拘執的程度，明顯和瘂弦不在同樣等次。瘂弦信中抱怨：「張系國的書有嚴重顧慮，昨天高信疆說有關單位已下令禁止他作品的流傳，公事他親眼看到的。」「聯合報馬各也收到禁止張文流佈的文件，所以你的『序』，他們決定不登了。書呢，因為箭在弦上，非印不可，否則洪範會被拖垮。．．．我不明白張在海外搞那檔子『破政治』幹什麼？搞不出名堂來的。有那個精神，還不如回台灣共同建設這個地方。」

還有更誇張的事發生在處理王文興書稿時。

楊牧和瘂弦之所以能有「一輩子的友情」，很重要的因素是兩人的文學品味始終很接近，特別是瘂弦極為瞭解並遵種楊牧的評價判斷，並在這方面受楊牧相當的影響。早年兩人都對台灣現代詩過度的「現代性」發展感到無法認同。楊牧信中說：「『創世紀』大體說來，仍走的是老路子──我覺得可以用『腐敗的現代詩』來形容，．．．表面上奮勉鷹揚，實則仍（在現代的蠱惑下）死氣沉沉，惹人厭煩而已！．．．古代的東西固是陳舊了些，但比『現代』的東西和氣些，有趣得多。記得洛夫為文曾說：『我最大的享受是讀現代詩』，我有時覺得我最受罪的是讀今天台灣的現代詩。」

瘂弦則應以：「在文學看法上，也許我受了你的影響，也許是我本身趨於成熟，我反對莫名其妙的新．．．」「來信提到現代詩，冠以腐敗二字，我有同感。老實說我早已厭煩了這一堆的腐句，而渴望獨到具有性情的作品，但是沒有，人人都在造句子。．．．我們是不是新得太過分了，矯枉過正的象徵主義和技巧主義已把我們的詩刊搞得不像樣子。．．．如果這樣下去我寧可回到艾青和田間。」

後來，他們兩人都極為欣賞王文興在小說上獨樹一幟的成就。楊牧甚至在信中興奮地告訴瘂弦：「最近『文星』為王文興出小說集，文興居然找我寫序，認為我是天下最懂得他的小說的人，使我大為迷惑。寫詩的人為小說集寫序，荒唐之至。」一點都不荒唐，楊牧多麼認真地寫，他另信告訴瘂弦：「昨晚發了瘋，寫文章到天亮，為王文興的小說觀辯護，這是文興還不知道，純粹是『士為知己者死』的心情。」而楊牧給王文興的評價是：「十年之內我們將會看到這一代最嚴肅最大規模的小說家竟是到處挨罵的王文興。」

王文興還不只挨罵。楊牧為『傳統的與現代的』文集寫的「後記」提到了王文興，要發表在瘂弦編的『幼獅文藝』時，卻不得不被刪節，瘂弦解釋：「．．．『家變』（王文興的長篇小說）部分，教育部因語文界的抨擊不贊成官辦雜誌對『家變』再加宣揚，救國團也有『指示』（此點請勿公開為文），文藝作品具有如此大的『社會注意』，堪稱空前絕後。」後面的信又特別強調王文興「在語文上（不是文學上）惹出亂子」，這種氣氛、這種集體環境，真是難為了要在運用語文的文學上有所創新的作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