願意瀏覽本文的讀者，相信有不少人曾聽過英國哲學家兼歷史學者柯靈烏（R.G. Collingwood）的名言：「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無國籍》（Statelessness: A Modern History）一書印證了這句話的真實性，並且試圖以「無國籍人士」在現代主權國家體系當中的地位變遷，尤其是從忽視到不得不正視乃至最後成為一個正式的法律概念，來把握整個二十世紀的國際社會發展史。若套用柯靈烏另一句關於柏拉圖思想的名言來說，作者米拉・西格爾伯格（Mira L. Siegelberg）企圖把兩次世界大戰前後的國際政治思想史，當作是關於無國籍人士該具有哪樣的政治地位和法律人格的冗長註腳。
筆者完全同意台灣人權促進會施祕書長在中文版推薦序中所指出，「無國籍人士」對當前國際現實乃至港台政治困局的現實意涵，故不在此贅述。本文旨在簡述本書的學術原創性以及書寫作為一種政治行動的意義。首先必須指出的是，出版於2020年的本書原著其實脫胎於作者2014年在哈佛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乃政治思想史領域深具影響力的「劍橋學派」（Cambridge School）大將、英國思想史家大衛・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無國籍》既是該學派近年的代表作，也標誌一種轉向。
▌政治思想研究的三種方法論
國內泛稱為「政治思想」學門，其實包括了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學和政治理論，在英國乃至英語世界當中分別以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倫敦政經學院為代表。二戰後的牛津大學以相當抽象的分析哲學為主流，貶抑思想史研究。這正是柯靈烏那一句名言的歷史脈絡。他呼籲思想史研究的重要，也藉此指出思想史研究的進行是藉由想像偉大政治哲學的心境和感受，來把握文本的真正意思。這種方法以他的術語來說即是「重演」（re-enactmeent）。當年，在牛津真正聽進柯靈烏這番話的人似乎只有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他一方面從事過往政治思想家（例如馬克思和維科）的研究，試圖從他們的文本內容重建出一套概念一致、邏輯連貫的系統性理論，一方面致力於從最抽象的思想層次（亦即概念）來把握時代的精神。將自由區分為「不受干涉」的消極自由和「自我做主」的積極自由，並藉此來理解冷戰雙方的爭議所在，就是柏林根據柯靈烏建議的一種實踐。此舉開創了深具歷史感的概念分析，也奠定了延續至今的「批判式文本重建」政治思想研究方法，兩者都是政治哲學的基本訓練與主要工作。
相較於看重偉大思想家的著作及其文本，並試圖從中建立一套系統性抽象理論，費邊社（Fabian Society）創立的倫敦政經學院自始即以推動社會改革為宗旨，因此對偉大哲學家的文本並沒有執念，也不認為政治思想研究該以文本或歷史本身為目的。從創校之初開始教授社會民主理論並提出反戰論述的羅素（Bertrand Russell）到本書所多次提及、從哈佛返國並深刻影響大西洋兩岸以及印度和民國時代無數知識份子的拉斯基（Harold Laski），「政治思想」對他們來說就是一種以各種政治理論的建構來直接回應時代問題的政治行動。此外，作為全球最早的國際關係研究重鎮，倫敦政經學院也發展出了著眼於「國際社會」（International Society）的發展，並借用政治思想家與國際法學者──例如洛克（John Locke）或葛老秀斯（Hugo Grotius）──的理論願景來理解國與國之間的互動及實際接受的規範性原則（包括法律與道德乃至政治考量）之研究方式，在國際關係上獨樹一幟，通常稱為「英國學派」或「國際社會學派」，成員也包括本書提及的劍橋學者赫伯特．巴特菲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
有趣的是，當深受柯靈烏影響的政治思想家歐克秀（Michael Oakeshott）主導倫敦政經學院政府系的時候，他雖然也強調任何哲學理論本身都具有歷史性，反映特定的時代精神與思維，但也主張政治實踐與哲學沉思基本上是兩個屬性完全不同的領域，因此既反對建構跨時空的普世理論，也不認為哲學能作為政治實踐的指導原則，尤其是任何想將抽象理論生搬硬套於現實的政治企圖。這種想法一反當時學校的主流，況且同期任教的同僚亦有積極參與社會改革論戰的波普爾（Karl Popper）和海耶克（Friedrich A. Hayek），但卻啟發了劍橋學派的早期成員，尤其是約翰・波考克（J. G. A. Pocock）。
波考克、昆廷・史金納（Quentin Skinner）和約翰・鄧恩（John Dunn）是劍橋學派的奠定者。撇開之間的差異，他們都強調政治書寫即是一種意識形態的鬥爭，也因此若想真正理解一位思想家的文本，就必須熟悉當時的語言與歷史脈絡，包括思想與政治上的各種敵友關係。這樣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不僅在六〇年代末期真正建立起劍橋學派，七〇年代中隨著波考克遠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任教而開枝散葉，九〇年代中亦有塔克（Richard Tuck）轉往大西洋另一邊的「劍橋」而有了哈佛連結。2004年開始在哈佛擔任歷史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的阿米蒂奇算是學派的第二代，受業於他的本書作者則是新一代的成員。
尤需注意的是，劍橋學派雖然壯大，但批評聲浪亦不間斷。主因是成員多半以研究年代久遠的單一思想家為主，史金納在1978年出版過兩卷的通史《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算是例外，也因此地位不可動搖。對他們的主要質疑是：政治思想史該以純粹理解死去的思想家在想什麼為目的嗎？這種研究能否為活著的我們提供政治的指引？
對歷史學者提出這類問題，或許有失公允，但他們虛心受教並作出回應。而主旨包括：
（一）政治思想史研究能讓我們知道沒有任何普世的理論可普適於世界，每個時代與社會都該致力於釐清自己的特殊問題並尋找適合的方法，而非模仿另一個時代或國家的政治制度；
（二）歷史脈絡的認識有助於理解政治哲學家的問題意識，既能更好掌握文本，亦可啟發對自己時代的問題之掌握；
（三）劍橋學派並不反對政治哲學研究，事實上後者的訓練有助於更好地理解前人。
不僅如此，關於學派屬性的反思也讓鄧恩從洛克的思想轉向更為宏觀的民族國家命運與民主發展的世界史研究，並關切現實政治。史金納則進一步將早年的歷史研究轉化為一套具有現實意義的政治理論，同愛爾蘭政治哲學家菲利普・佩蒂特（Philip Pettit）為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的代表人物，與自由主義分庭抗禮。此外，劍橋學派的成就也促成了這所八百年的古老大學在2004年成立了政治系。即使該系在史金納退休之後與既有的國際研究中心合併，政治思想史研究仍是該系的招牌碩博士學程。
▌「國際」轉向上的突破
不意外，「國際政治思想史」是劍橋學派此時的研究重心，而《無國籍》則是此一國際轉向的里程碑。說起「國際」轉向，事實上塔克於1999年出版的《戰爭權利與和平》（The Rights of War and Peace）已經開始，而阿米蒂奇於2012年出版的《現代國際政治思想的基礎》（Foundations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Thought）更是可媲美前述的史金納兩卷鉅著。不過，《無國籍》在兩方面與他們的研究有別。一來，本書歷史的視野相當貼近當代。「無國籍」不僅是始於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政治問題，此時估計有七千萬人流離失所，無國可回，乃當前國際社會必須面對的挑戰，且日益嚴峻。就此而言，本書的屬性已脫離了「純歷史」研究，反而更接近柯靈烏推崇的史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所說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之立場。
以史為鑒，不在話下。當前的國際政局乃肇因於二十世紀初遍地烽火的革命與帝國的解體，才是重點。這一本「關於身分、人權與國家主權的近代史」，寫的既非已徹底過去的歷史事件，也不是那些事件如何像丟入湖中的石子那樣餘波盪漾，而是關於那一個我們以為固若金湯的現代主權國家體系及其締造的國際秩序，尤其是民族國家的政府乃對內最高、對外獨立自主的政治權威，國家才是國際法的行為主體，以及國籍乃政治隸屬與法律保障的根本基礎等各種信念，如何因為無國籍人士的與日俱增而持續受到在道德、政治和法律上的更大挑戰，甚至徹底崩解。
如此一來，無國籍問題對國際秩序的影響並不猶如湖面上的圈圈漣漪，而是埋藏在主權國家體系地底下的岩漿，終將衝破地表並重組整個國際秩序的地景。如果我們不想被其他的天災所淹滅，阻止某些人禍可以作為開始。掌握這一警訊，也讓我們看見《無國籍》與過往劍橋學派著作的另一差異，那就是，相較於「別想在其他時代尋找我們問題的答案」那一種相當不具體地一般性提醒，本書指向了格外明確的行動和理論建構方向。此外，它在內容上部分繼承了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關於「無國籍人士」的論點，但也提出了挑戰。鄂蘭的確是對此議題最早提出系統性論述的思想家，且她對於哲學家扮演國際秩序改革的倡議者亦有類似歐克秀的那種擔憂，深怕政治人物把哲學理論生搬硬套於現實之上。
姑且不論《無國籍》所提出與鄂蘭商榷的理據，作者無疑在此示範了一個有別於當前主流政治哲學家所傾向的那種去脈絡化的抽象理論建構方式。這是奠定在對既有的實際規範之理解，並據此來推測這國際法架構與政治秩序能否因應下一個可能危機，然後尋求補救方式的規範性（normative）理論。這種書寫似乎更加接近國際關係理論的英國學派，但內容上則更加細緻，畢竟，那不著眼於偌大的「國際社會」之上，而是更聚焦於這一個國際社會如何在國際法理論家與政治哲學家的爭辯當中，對無國籍問題做出因應，致使國際秩序所承認的行為主體有了改變。
▌從看見思想的變遷開始
也因此，本書也比阿米蒂奇那一本以全球化為理解脈絡、但主要內容仍聚焦於少數幾位思想家的通史，來得更為聚焦，且層次分明。本書涉及的論證層次主要包括了：（一）作為歷史脈絡的國際政治秩序；（二）國際法學者與政治哲學家關於的各種爭辯；（三）這些爭辯造成在國際法與國內法的改變；以及（四）根據上述三層次而做出的未來推測和規範性的政治判斷。
思想的力量，莫過於此。而歷史之如此轉變，當然可以說是一部思想史。筆者相信，對於上述四層次當中任何一個感到興趣的讀者，都能從閱讀本書過程中獲得相當大的知識喜悅。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是在上述第四個層次上對鄂蘭提出挑戰，而她的理據則是來自第三層次的證據。而本書在第三層上的書寫，無論是針對古典或當代法政學者的文本詮釋，抑或國際條約內容或判決書的解讀，都充分展現了牛津學者在意的文本重建能力。至於，本書提出的論點是否足以緩解鄂蘭關於哲學家的理想恐成為一場政治夢魘的擔憂，以及是否能反駁鄂蘭關於唯有國家的存在且能制定並執行法律，人權或最根本的「擁有權利的權利」才算具有實底的說法，本文則留給讀者去判斷。
毫無疑問，《無國籍》是一本國際政治思想史的上乘之作。雖然作者並未走向牛津的政治哲學理論建構，也不若倫敦政經學院學者那樣提出具體的改革方案，但本書確實突破了學派的局限及政治思想研究方法的藩籬，讓「無國籍」遠比柏林的二分法或牛津式概念分析更加立體且保留了思想的動態。當然，將該書置於政治思想研究領域的歷史脈絡中來提供一種理解方式的本文，是為了說明劍橋學派方法的書寫策略。欲完整掌握本書的書寫動機、內容及其學術上的意義，猶須某程度的國際史、政治思想史與政治哲學的基本知識。有鑑於此，筆者推薦同時閱讀克里斯．布朗（Chris Brown）所著的《當代國際政治理論》（Sovereignty, Rights and Justic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Today）。這是繁體中文唯一一本的國際政治思想史導論專書。相信這一個事實也反映了我們的政治思想處境及或許該做點什麼的方向。
無國籍：一部關於身分、人權與國家主權的近代史
無國籍：一部關於身分、人權與國家主權的近代史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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