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塚茱麗（Julie Otsuka, 1962-）。
（攝影/Robert Bessoir，提供/春山出版）
天皇蒙塵
起初，大塚茱麗是想當畫家的。但就在習畫之途遇到瓶頸後，她在空白的那幾年每天上咖啡館讀書，一邊打零工，萌生寫小說的念頭。於是她不僅重新去學校讀書，報名創意寫作課程，畢業作品還寫了她從沒想過會觸碰的戰爭題材。那是她母親與外祖父母的家族史，而其時她母親已有了初期失智症的症狀。這個畢業作品有一部分後來發展成《天皇蒙塵》的前兩章。《天皇蒙塵》在2002年出版後，大塚茱麗就以她充滿實驗性、如詩的語言備受矚目。
大塚茱麗是所謂的日裔美國人，她的父親是第一代日本移民（稱為一世），母親是第二代日裔美國人（稱為二世），大塚這代已經不會日語。對於母親一家四口1942-1945年在集中營的遭遇，大塚曾言母親在她小時偶爾提及「camp」，她還以為是夏令營。有意思的是，書寫猶太人集中營經驗的義大利文學家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在短篇創作集《週期表》也以隱晦的「營」字描繪無法描繪的集中營世界。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發，隔年４月起，美國西岸超過11萬名日裔人士以國家安全之名被陸續「撤離」到各安置中心、拘留營。大塚茱麗當時10歲的母親、8歲的舅舅，就跟著他們的母親一路從舊金山坦夫蘭賽馬場安置中心，遷移至猶他州的沙漠集中營托帕茲（Topaz）。而他們的父親則早在珍珠港事件當月，就被聯邦調查局從家裡逮捕，以有間諜之嫌拘禁。這就是小說《天皇蒙塵》緣起的背景。大塚母親其後對集中營的緘默並不特殊，許多國家的集中營或白色恐怖的受害家庭，甚至經歷過戒嚴體制的一代，在新的時代中都有「無法說」、「不能說」的現象。
猶他州的托帕茲集中營位於沙漠地帶，成排的黑色營房坐落在滿天沙塵中。（Francis Leroy Stewart攝，提供/春山出版）
托帕茲集中營的水塔，是這些被拘禁者的用水來源。（Francis Leroy Stewart攝，提供/春山出版）
必須讓緘默發出聲響，或許正是政治受難相關書寫經常具有詩意的原因。如果不如此解讀，我們將無法真正理解大塚茱麗，或者也將無法理解普利摩．李維、荷塔．慕勒（Herta Müller），甚至是郭松棻、蔡德本與蔡烈光的作品。（註1）他們的詩性起源不是來自文學系譜，而是對緘默的反擊。受難經驗無法言說的特質，一旦必須動用語言加以描述，意象與感受性本質上跟詩的原創性困難是很接近的。因此，詩意在政治受難的書寫，恐怕是一種必然。
而每個受難經驗往往皆獨一無二。比如饑餓或口渴，是集中營或監禁常見的主題，但這些身體經驗在每個作品都發展成奇特的文學性。《天皇蒙塵》的主角們被迫前往的集中營，置身於美國西部內陸的沙漠，貫穿全書的身體感就是「渴」，以及沙塵。男孩在床上無法入睡，「渴望有冰塊，一瓣柳橙，一顆石頭，一個物品，任何物品都好，讓他吸吮，讓他解渴。」沙塵暴時，晚上睡覺必須用溼手帕蓋住嘴巴，但早上醒來時，「溼手帕已經變乾，他口中都是粉筆的沙石味。」而他想像父親回來時，也是記得要倒一杯水給他。
在《週期表》我們則看到李維描述，「我們不正常，因為我們饑餓。……那是一種已附身一年的欲求，深入骨髓……」「營」裡的人們，在睡夢中時大動下顎，他們在「夢吃」。這樣的饑餓更成為慕勒《呼吸鞦韆》描述的天使，每個人在集中營都有自己專屬的饑餓天使，祂掌管著天平，認為你還不夠輕，這個天平像是令人呼吸都暈眩的鞦韆，「我會輕得跟我省下來的麵包一模一樣」，「如果饑餓天使想要來秤我的話，我會騙過祂的天平」。
阿多諾曾有名言，「在奧許維茲之後，寫詩是野蠻的。」但李維說，「我的經驗正好相反……我覺得詩比散文更適合表達我內心的沉痛。我說的詩，跟抒情一點關係也沒有……如果可以，我想把阿多諾那句話改一下：在奧許維茲集中營後再也不能寫詩，除非寫的是奧許維茲。」
只有詩才適合表達的沉痛，之所以如此書寫困難或難以言說的原因，並不在於它的恐怖，而在它的日常，甚至是「合法」。這也使這些經驗在現實中遭遇理解障礙，社會沒有能力討論，經常造成倫理當機的情況。義大利哲學家阿岡本在《神聖人》就說，現在要問的不是這個偽善的問題：「怎麼能對人施加如此殘暴之罪行？」因為如果只是祭出人權共識的話，每個國家的轉型正義問題會容易得多。不僅受難者會立刻得到補償、道歉，加害者或體制也會被究責。但顯然不是如此。
週期表：永恆元素與生命的交會
呼吸鞦韆
神聖人：至高權力與赤裸生命
《天皇蒙塵》當中很精采的〈陌生人的後院〉，大塚茱麗處理的正是受難家庭返回社會的過程。他們回來後，發現鄰居或同學對他們視而不見，或者只是輕輕帶過，彷彿他們不曾離開。社會仍舊正常運作，沒人在意他們的父親變成廢人，無人想知道他們在沙漠中發生了什麼（連他們自己也想忘記）。這些經驗蒸發了。換言之，他們的經驗不是「受難」，而是體制尋常的一部分。
阿岡本對此的解讀是，這種從十九世紀中葉出現的集中營或政治犯現象，正是「例外狀態」的常規化。原本國家以安全之名，以保護大多數人自由之名，對特定群體所進行的「保護性拘留」，需要懸置憲法或一般法律對人權的保障，才得以遂行。這使得集中營成為一個常規與例外、非法與合法再也無法區分的空間。進入集中營的人被社會排除，被剝奪國籍、身分，成為裸命，於是他們被如何對待都是可能的，「對他們實施的任何行動都不再顯現為一種犯罪」，最極端的就是殺人。
我們會發現，在所有這些作品中，「合不合法」是一個無法去問、也不用再問的問題。所有的人物只是活著，以及經歷一切。這些事件發生時，不僅沒有不被容許，也沒有不被原諒，正是因為集中營如此「正常」。所以即便蓋世太保狄爾斯（Rudolf Diels）宣稱，集中營「沒有做為制度專門地被創建，而是某一天，它們就直接在那裡了」，也不會讓人們質疑。正如《天皇蒙塵》當中那些草率興建的大型安置中心、拘留營，突然就出現了一樣，而所有的日裔人士也集體消失了，並沒有使社會震驚到無法運作。
阿岡本在最後寫道，「哪裡有一個大寫的人民，哪裡就會有赤裸生命。」
這提醒了我們，書寫這些裸命日常的作品，仍舊如此重要，除了更加靠近那不可言說的，更使我們警醒於體制本身的恐怖，而且我們總有責任思考這一切，因為我們並不總是安全的。
例外狀態(重譯本)
天皇蒙塵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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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此處指的是收錄在《讓過去成為此刻：臺灣白色恐怖小說選》中的郭松棻作品〈月印〉，以及收錄在《靈魂與灰燼：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的蔡德本作品《蕃薯仔哀歌》節選，與蔡烈光《陳年往事話朱家》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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