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王權的誕生： 斯基泰與匈奴，早期遊牧國家的文明
富察：
用考古學而非文獻學來研究和分析草原王權，八旗出版的「興亡的世界史」21卷本中，其中《草原王權的誕生》一書由精彩分析。但不同的是，本書作者認為，東歐大草原上出現的王權造成了古歐洲的瓦解。古歐洲之所以在西元前4200至4000年左右瀕臨崩潰，至少部分原因是草原居民的「劫掠」所為。
育誠：
傳統歷史學家多半認為草原牧民與定居的農業社會之間的關係主要是暴力的，不然就是寄生性的，或者兩者兼有。「野蠻」草原牧民「逐水草而居」而缺乏定居者的「美德」，無法自給自足，只能靠劫掠他們「文明」的鄰居，否則就無法生存。
然而，本書指出，這些看法既不精確亦不完整。游牧民的平均飲食水準可能優於中世紀的歐洲或者華夏地區的一般農民。草原文明擁有高度技術的鍛治業，能夠開採礦石，製造金屬工具和武器。對本書涵蓋的史前時代而言，儘管蘇沃羅沃—諾沃丹尼洛沃卡時期（約西元前4200年）的草原文明確實頻繁劫掠多瑙河下游的鄰居，但整體而言他們更趨向整合與貿易，與他們的鄰居長期維繫著相當和平的關係。
富察：
這就不得不提出一個問題，草原游牧民是如何實現擴散其文化並整合了其他文化。事實上這也是本書作者的扣問，他的答案是馴化馬匹。為何說馬匹的馴化推動了史前文明的演化？
育誠：
作者認為，人類馴化馬匹的原始動機在於食用，在西元前4800至4600年間，位於窩瓦河中游的赫瓦倫斯克文化的墓葬遺跡中，便明顯可見到馬匹被畜養的痕跡。在人們逐漸習慣將馬當作家畜之後，或許有人發現有一種馬特別溫順，便試著騎上馬背，一開始也許只是在鬧著玩。但人們很快就開始認真看待騎馬這件事，並首次將之用於管理畜養的牛、羊、馬等。更重要的是，騎馬這件事，讓草原因此發展出相應的社會組織文化——例如匈奴的中央及左右翼。這個過程對人類的文明發展非常重要。
富察：
我們必須把馬的馴化視為一種古代游牧民發明的新技術，就像萊特兄弟發明了飛機。此外，草原社會也引進並改造了另外一種技術，大概在西元前3300年，可能發明於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有輪車技術被引介至大草原。早期的有輪車是牛拉動的實心輪，移動相當緩慢。游牧民改進及發明了車輪條輻，並由馬匹來拉動，從而得以讓牧民和帳篷、食物和飲水一起長距離的移動，一舉深入河谷之間的大草原，長達數周甚至數個月。
育誠：
結合馬匹與有輪車這兩種交通工具，徹底改變了東歐大草原的經濟模式，讓廣大的草原地帶得以有效開發，大片的荒野也開始形成聚落。作者認為，其意義如同汽車的發明對於現代社會所產生的意義。
富察：
作者比較馬車與汽車，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對比。交通技術的革新是推動人類社會和政治生活變革的最重要因素。私家車的出現，讓現代社會（主要指美國）發展出郊區、購物中心和高速公路。傳統家庭結構也因此而逐漸轉型，交通方便促使人們的生活更加便利，關係也不再如傳統社會般緊密，年輕人更可以自由地四處移動，享受高度流動、刺激性的社交空間。最後，擁有交通工具，更是個人社會地位和身分認同的有力象徵。
育誠：
作者更分析了馬車的軍事用途。馬匹與有輪車的結合，歷經千餘年的發展，到了約西元前2100年左右，開始出現以追求速度為目標的馬戰車。我們在中研院史語所的博物館中，可以看到殷墟出土的商人馬戰車，根據本書導讀者、故宮博物院的研究員吳曉筠老師的研究，商人的馬戰車是沿著歐亞草原一線，經由蒙古和山西而引進到安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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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察：
馬戰車是堪比今日航母和戰鬥機一樣的軍事發明。不只需要先進的工匠，還需要訓練精良、身體強壯的駕駛者。因為他必須分別駕馭每一匹馬（最少二匹，最多可至八匹以上），同時得學習在每次轉彎時控制重心，以確保車輛不會倒退與彈開。這種具備高度組織性的騎馬戰鬥模式在古代社會所向披靡，很快地隨著歐亞大草原傳播開來。劉仲敬提出了「草原海洋」和「草原時代的鴉片戰爭」這樣的類比，馬戰車就是當時的「船堅砲利」。
至此，史前時代的草原文明歷史便可銜接上我們所熟悉的古代世界史，從古代希臘、埃及、美索不達米亞、波斯、印度直到東亞的商王朝，都可見到象徵著軍事力量和榮耀的馬戰車文化。馴化馬匹、騎上馬背、發明馬拉的四輪車，這些史前草原文明所推動的重大技術變革，與現代社會的汽車、飛機相同，對人類歷史都造成了同樣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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