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但以理）
「台北、花蓮，你在哪個城市比較不焦慮？」有朋友這樣問他。
「在兩個城市各有不同的焦慮。」他答。
訪問地點在台北的咖啡館，靠窗的位置，陳玠安穿著黑衣黑褲，手腕上有多款手環飾品，與其說是作家，更像是音樂人，他說話速度偏慢，對於使用的字詞很斟酌。雖然提起焦慮，在談話過程中，他最常使用的詞彙，其實是「希望」。
生長在花蓮，目前居住在花蓮，陳玠安有一定比例的生活在台北，跟大部分「台北外地人」一樣，有一天回顧過去，發現對兩個城市的記憶厚度，已經不知不覺地趨向平衡，甚至對台北的熟悉度，一日一日超越故鄉。
「我常常在台北花蓮之間往返，對城市有很多想像，也會有情感寄託，但是始終覺得自己有個『他者』的角色存在，帶有不可避免的疏離感。」帶上一點冷漠，他俯視這兩個最貼近的城市，有時候是窺探，深入探討旅程人性；偶爾會有拉扯，人在這個城市，卻覺得該身處另一個城市，陳玠安說，「窺探，俯視，還有真正的切身經歷，寫作主要是這三種狀態。」
不要輕易碰觸
用力磨過那些粗糙的斷面，祕訣不是不怕痛，而是不喊痛。儘管內斂地寫下那些深刻，走到第三本書，陳玠安開始意識到讀者的存在，以及自己對讀者可能的影響，「我從16、17歲就讀到比較人性黑暗面的書，比如說黑澤明，但我不覺得那些作家需要為我負責。」隨著他陸續收到一些來信，年輕讀者說想休學，或是有朋友在書展看到國中生翻閱他的書，「我會想，這樣對對方是好或不好？也開始覺得，要對讀者負責任。」他說，「我盡量把球控在中場。即使整本都很黑暗，情緒不是很開朗，但是有壓抑住，不要讓情緒越過去。」
讀陳玠安的文字，像在旅程中途插隊，情緒上若沒有辦法跟隨，就會有脫隊的危險，但如果讀者看過相似的風景，旅途就會平順許多，像是〈打包〉和〈咖啡館〉這兩篇，前者是分手後，赴前女友家收拾行李離開的記事，打包的過程有音樂，John Mayer唱著，「Friends, lovers or nothing / There can only be one」；後者是分手數個月後，兩人約在熟悉的咖啡館，對方還沒到，回憶卻洶湧而至。「你可能有過類似的經驗，感受可以呼應。我覺得跟讀者有點沉默的默契很好，不是說作者給什麼，就要讀者吃下去。文本丟出去，就是開放的，如果讀到一篇東西，讀者心中浮現一首歌覺得很適合，這樣我也覺得很開心。」
（攝影/但以理）
喜歡音樂的他說，這次已經刻意不要提到音樂，即便有音樂或電影作為書寫載體的狀態，心態已經截然不同，反倒在編輯過程上，像是一張專輯的完成。「編輯有微調，但大部分排序是自己調的，在比重上有注意，讓閱讀的Flow是漂亮的，讀的時候會有情感。」也像是音樂播放清單，文章裡的背景敘述，也為讀者提供實際閱讀時的曲目。
青春三部曲告一段落，接下來的方向，陳玠安說，「希望是小說，希望是寫一部搖滾樂小說。」從很年輕就認識台灣獨立音樂，從熱血沸騰，到衝擊，到幻滅，曾經覺得失去敏銳度，最近才又重燃希望，開啓新的想像，「現在的搖滾樂電影或小說都是比較負面的，我想寫不同角度的故事。」
如果給予這本書一首主題曲，會是哪一首歌？陳玠安想了想，說，「Coldplay的〈Fix you〉，」雖然是從黑暗中行駛而來的列車，仍懷抱光亮的可能，「我希望這本書能帶來慰藉或依靠，讀起來是暖的。」
〔陳玠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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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輕易碰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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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男孩攔下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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