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甘願的電影史：曾經，臺灣有個好萊塢
作者蘇致亨破解了哪些關於臺語片的迷思呢？迷思一：臺語片始於一九五六年的《薛平貴與王寶釧》，止於一九八一年的《陳三五娘》。錯！這種「斷代史」說法，會讓人看不見臺語片承先啟後的關鍵角色，也等同將臺語片時代定位為臺灣電影發展歷程中的一段「支流」。但臺語片在五〇年代中期興起後，直至七〇年代急遽衰亡前，總生產量達上千部，制霸臺灣影壇，國語片長期連車尾燈都看不到，毫無疑問應是「主流」才對。
迷思二：臺語片在七〇年代迅速沒落是自己不爭氣，太過「粗製濫造」所致。錯！臺語片末期的確有粗製濫造的現象存在，但此為結構性問題爆發出來的表面病徵，望聞問切找出內裡病灶便是全書核心所在。先前主流論述多云臺語片的終結是「自然死亡」、是「低俗」引來的咎由自取，作者梳理海量史料予以反駁，翻案證明：臺語片為「非自然死亡」，「低俗」乃人為製造出來的汙名。
迷思三：儘管六〇年代臺語片風華正茂，但那是商業領域上的勝利，討論臺灣戰後文化史不討論臺語片是很OK的。大錯！臺語片興衰起落的故事，正是幫助我們反省臺灣戰後文化史敘事主旋律的極佳個案。當你看到張英《天字第一號》的構圖，當你讀罷鄭義男《白痴之愛》的劇情梗概（拷貝已佚失，男主角陽明為《痞子英雄》導演蔡岳勳之父蔡揚名），當你看完林摶秋的《五月十三傷心夜》、《六個嫌疑犯》，應會大感訝異：原來六〇年代不是只有《劇場》那一掛文青，在吸納、反哺現代主義文藝思潮的養分，臺語影人同樣積極觀摩進取，融入創作中。這些跡證明明白白，但在既有戰後本土文化書寫中，始終被忽略。
為什麼會被忽略呢？因為臺語片被官方正史給邊緣化了。書送印後，四小時版《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剛好在Netflix上線。在欣賞這部「臺灣新電影」代表作時，我心裡不時冒出作者序言中的這段話：
我們看待臺灣戰後文化史的目光，已經停留在菁英視角，尤其是官方視角太久，若我們願意稍微轉移一下視線，將臺語片擺在正中央，全新的臺灣文化史敘事將隨之呈現眼前。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故事背景是一九六一年。如果我們熟悉臺語片的歷史，看到開頭小四兒和小貓王跑去片廠偷窺，你會知道那是臺製（臺灣省電影製片廠），應該也會想到再過不久，臺製將力邀林摶秋玉峯影業培養出的臺語片實力派玉女張美瑤復出。接著你應該又會想到，那一年，張英登門邀請白虹演出「天然禽獸裝臺語童話故事片」《大俠梅花鹿》，叫好又叫座，今日已獲深度影迷奉為臺灣「邪典」經典。最後，你應該一定會想到，迥異於《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沉重基調、陰暗結局，跟電影劇情處在同一時空的臺語影壇，隔年就要邁向百花齊放的全盛期，北投就是臺灣的好萊塢。曾經，臺灣有個好萊塢──多希望不用加上「曾經」。
盧意寧
春山出版社副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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