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德.戴蒙在《動盪》中探討了一個歷史學家長年思辨的議題:一個國家的領導人,究竟能為國運、甚至世局產生多大的影響力?一九三一年希特勒曾經發生嚴重車禍,如果他因此喪命,二次大戰是否就能從歷史抹除?抑或不論國家的領導人是誰,歷史皆會朝大致相同的方向發展?
書中舉了七個國家為例,在多數的例子中,領導人確實發揮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不論是好是壞):芬蘭巴錫基維、凱科寧兩位總統與蘇俄斡旋的手腕,締造了兩國自二戰以來的長年安定;西德布蘭特總理的外交政策,為之後的德國統一開啟契機;美國小羅斯福總統不顧孤立主義者反對,毅然決定參與二戰,之後更成功帶領美國擺脫經濟大蕭條;而智利的皮諾契特政權,則是使國家處於長達17年的軍事鎮壓與虐殺暴行。
雖然有關領導人影響力的大哉問尚未有定論,但可以確定的是,在探討國家危機的議題時,領導人的角色不容忽視。身處在一個可以民選總統的國家,柏拉圖的這句名言格外真切:「不關心政治,就等著被糟糕的人統治。」書中所描繪的國家危機,在當前的政治氛圍下有如一記警鐘,如果對自己身處的國家、世界不夠關注,我們都有可能淪為悲慘歷史的推手。
除了領導人的角色,賈德.戴蒙也挪用危機心理治療的12個因素,剖析國家能否成功化解危局,當中不乏值得我們省思與借鏡之處。其一是「友邦的援助」,芬蘭在與蘇俄的冬季戰爭中落得孤立無援的下場,乃因原本同一陣線的盟國眼看無法藉由戰事取得礦產或其他附加利益,拒絕出兵援助。國家現行的外交政策,是否真能為我們贏得友邦的忠誠?國防實力是否在外患來襲時足以自保?芬蘭也因與蘇俄有長長的邊境接壤,對蘇俄的外交策略深受「地緣政治」所影響,領導人必須擁有高超的斡旋手腕才能維持兩國安定。我們雖有海峽環繞作為緩衝,但以現今的軍事科技來說,「地緣政治」依舊是我們必須考量的課題。
陳家仁
時報出版商業線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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