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木聖經》描述1959年傳教士拿單．普萊斯（Nathan Price）帶著他的妻子與四名女兒，來到比屬剛果。在拿單的眼中，這塊黑暗大陸滿是欠缺「救贖」的靈魂，而他，將以聖經教訓這些無知之徒。
他帶著並不情願的妻子與四個女兒赴任，卻未能意料，他們一家六口都在剛果留下了什麼，徹底地應驗了她們的姓氏──普萊斯，price，亦有「代價」之意。
最一開始，作者芭芭拉．金索沃（Barbara Kingsolver）就成功地以一種寫作上的策略叼住了讀者的興趣，她讓牧師的妻子以及四個女兒們輪番站上小紙箱，跟觀眾傾吐她們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視角在這五名女子中更易著。她們個性迥異，貌美倨傲的蕾切爾，渴望被看見的利婭，因殘疾而顯得特別的艾達，以及古靈精怪童言童語的露絲．梅。沒有一個章節是以拿單做為敘事者，但這五個女人開口閉口都是他又做了什麼，以及她們是怎麼想的。五個女人是情節的主要提供者，卻鮮少是故事的 protagonist（推動情節之人；主角）。
毒木聖經
文明的相遇與角力
閱讀《毒木聖經》的樂趣，主要來自兩種文明對於同一事物的迥異理解。以語言來說，在非洲的詞彙中，一個詞時常是多義的，而有時意思甚至悖反。拿單在傳教時由於不信任譯者，他以剛果語大喊：「耶穌是班加拉！」班加拉可解為「極其珍貴之物」，卻也有「毒木」的意思，拿單呼喊的腔調與發音，讓基蘭加村民始終以為傳教士的意思是「耶穌是毒木」。
而在阿納托爾、塔塔．恩杜等當地人與普萊斯家族的互動中，還可以發現到，當地文明對於「既成事實」之忍耐，也許是由於當地的氣候環境，食物的不易躉積，讓他們沒有餘裕，沒有必要，去發展對於事情的綿延與考究。因為他們可以分配的，只有明天，幸運一點，就包括後天。有句話是，先顧腹肚，才顧佛祖。對於住在基蘭加的剛果人而言，腹肚的安飽是他們一生中亙古深邃的命題。這種特質，起初時常被普萊斯一家人認為是某種愚緩的象徵，他們認為剛果人太短視，欠缺向內心考掘的靈性，註定成為「白種人的負擔」。直到大難降臨，他們才領悟到，這塊土地上幾乎是只要會呼吸的，始終在忍耐著他們的做人失敗。
有時特權的存在，是以一種「我不知道原來我做人這麼北爛」的方式呈現的。美國心理學家卡普曼（Stephen Karpman）於1968年發表「衝突情境下的戲劇三角溝通」，簡單來說，一齣戲劇通常有三角色：迫害者、拯救者跟受害者。而在遭遇衝突時，當事人往往習慣遁入某個角色，並且吸引旁人成為其他二角。《毒木聖經》帶來的思考很多元，但我認為在「權力」的辨識上，它抵達了一個高度是，用很簡易的方式指出權力的日常展演。在此，得舉書中一幕做為例證，拿單的妻小們剛來到基蘭加時，也打算複製父親的白種人上位者路線，在受害者的位置上坐好坐滿。這一點，可從災禍首次降臨時，利婭跟當地人阿納托爾的對話中找得端倪──利婭憂心忡忡，一直要阿納托爾安慰她，她希望大家可以分辨，即使有些白人對於剛果的作為很殘忍，但剛果人應該要有足夠的智慧去認清不是所有的白人都很過分。利婭不斷地向阿納托爾索取安慰，非得從這個當地人的嘴中，挖掘出她想聽到的意思（這點作為，其實與她沒人緣的父親並無二致），話鋒一轉，利婭控訴鄰近的剛果人都不願與他們說話。利婭入戲太深，她已繪製好迫害者的圖像，自己又一屁股坐在受害者的位置上，她伸出手，邀請阿納托爾進入這三角形，角色她也安排好了：拯救者。阿納托爾沒有別的角色可以演了。殊不知，阿納托爾不打算買單，他站在原地，輕輕地畫出另一座三角形，一轉眼，普萊斯一家又扮演渾然不同的角色了：
「塔塔．波安達正用船載著你的母親和妹妹。塔塔．雷庫盧耳朵裡塞滿了樹葉，卻還在划著槳，而你父親卻在教訓他，要他愛主⋯⋯你難道不知道，趁你們沒在看著的時候，瑪瑪．姆萬扎會把自己家的雞生的蛋放在你家母雞那兒？你怎麼能說沒人在乎你們？」（頁350）
阿納托爾把利婭給逼進另一個三角形裡頭，在那裡，普萊斯家族不再是無辜可憐的受害者，相反地，他們是給當地人帶來壓力與緊張的迫害者。他們一再仰賴剛果人的善意，卻又一天到晚靠夭剛果人不夠友善。剛果人即使覺得這家人「神煩」，但他們還是怕這家人沒吃飽。他們沒有發展出複雜或深邃的思考系統，他們不夠實事求是，不夠精，不夠文明，種種的「不足」讓他們選擇在普萊斯一家人很靠夭時，沒有把普萊斯一家人關進監獄或精神病院。書一頁一頁翻下去，我簡直要分不清楚，是誰比較野蠻了。
牧師之妻的救贖之路
在此，我想專注在奧利安娜這個角色上。她老是覺得自己該逃向更好的結局，但卻老是原地不動，於是愈來愈痛苦。她結婚，在短時間內生下四個小孩，隨著丈夫遷徙到蠻荒的大陸，每一天都為了讓「食材」可以順遂變成「食物」而傷透腦筋。她掏空所有，犧牲奉獻，但在拿單眼中，妻子跟基蘭加很像──兩者都需要他的教化。在基督教信仰中，夫妻關係是至為緊要的人際關係，一如《創世記》所揭櫫：婚姻是「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創二：24），然而獨立的個體要如何使之為「一體」，誰切讓較多，吾人心照不宣。牧師拿單以神之名，帶領著家庭深入險境，剛愎自用。妻子奧利安娜一再洞見了事件的端倪，她來到基蘭加，她看到基蘭加，但她沒有什麼征服基蘭加的野心，於是，她領悟最多：
「為了不被占領，不管你是一個國家，還是僅僅是一個女人，你都必須理解敵人的語言。當你的孩子食不果腹，當你發現山雨欲來時全家人的衣服還晾在外面，那麼基本上，征服、解放、民主和離婚，這些詞都毫無意義。」（頁425）
「我知道羅馬正在燃燒，但我只有足夠的水擦地板。」（頁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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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是想你，媽媽：101個失去童年的孩子(諾貝爾文學獎作品，限量燙金簽名版)
如斯言語，讓我想起亞歷賽維奇，無論是《媽媽，我還是想你》或續作《戰爭沒有女人的臉》，均指出了「戰爭中有兩種聲音，一種是充滿時代精神，散發報紙氣味的官方語言，一種是被強行掩蓋過的個人真實，像是女人的聲音。」奧利安娜的聲音被拿單的噪音掩蓋過，她理解基蘭加，但那沒有用，拿單並不情願理解妻子對於基蘭加的理解，最終，基蘭加的土地跟普萊斯一家索取了報酬，所有人都痛，奧利安娜最痛：她被拿走了最最珍愛的寶貝。
普萊斯家族的六個人，都有他們專屬的救贖之路，而奧利安娜的救贖之路可說是其中最血跡斑斑的。浩劫過後，她以殘存的意志，冒著大雨，踩著泥濘，走了出去，她離開了丈夫，離開了拿單以聖經所構築的世界，她重新去指出事物的名字，以自己的聲音。最後，她給出了自己的見解：我們都很無知，但並非真正無辜。
對於發生的一切，她認識，並且承擔。奧利安娜的聲音，也是作者的聲音。基蘭加村民忍耐著這一家人，一如剛果人始終忍耐著白人的侵擾，《毒木聖經》以一個村落與一個傳教士家庭斡旋的過程，間接影射1960年至1965年間，剛果脫離比利時獨立後所引發的一連串政治危機與衝突。芭芭拉．金索沃沒有迴避，她指出歐美列強策動的一連串暴行，是如何扼殺了非洲的生機。從前，我們慣常以「無知」來給自己脫罪，我們時常言稱，自己並不知曉，自己所支持的某一官員、政府、企業，給世界上某一角落帶來了戰爭、挨餓或流離失所；而芭芭拉．金索沃則要我們認識到：萬物生靈都以某種默契彼此連繫著，人人都可以是共犯。
毒木聖經，並非剛果限定
書中有一幕，讀來簡直不能再更痛快。基蘭加的首領，塔塔．恩杜，進入教堂，舉行了一場前所未聞的投票：基蘭加，需要耶穌基督嗎？基蘭加村民們都很興奮，他們好不容易從比屬剛果的獨立中，學到了這一套「處理歧異」的方法。塔塔．恩杜提出他的觀點，「白人給我們帶來了許多事物，以改善我們的思維。耶穌方案和選舉方案。你說這些東西都很好。你不能現在又說它們不好。」
拿單提出反駁，「和靈有關的事務根本不能在這種像市集一樣的場合決定。」
塔塔．恩杜再下一城，把拿單給將在牆壁上，「一個白人若是從未為家人宰殺過一頭非洲羚羊，那麼對於哪個神明能保護我們村，他也不會是行家。」
塔塔．恩杜做為基蘭加的政治重心，他反映了村民的真實心聲。基蘭加是剛果的隱喻，這塊大陸上的生靈們對於白人，對於民主，對於耶穌基督，早已陷入經久的疲軟與不耐。他們不解，這些莫名其妙從天（直升機）而降的制度，為什麼可以如此隨心所欲、伸縮自如。白人一下子教導他們，與個人切身相關的福祉，個人應有表達意見的權利。一下子卻又說，在屬靈的事務上，耶穌說了算，你們閉嘴吧！基蘭加人感到困惑，到底何者屬世，何者屬靈，這一點，牧師說了算，可是這位宣稱知道一切真理的牧師，有為他們宰殺過一頭羚羊嗎？沒有，他跟他的四名累贅享受著當地人的援助，又一天到晚嫌棄他們迷信愚蠢。到最後，這場驚世駭俗的選舉，耶穌基督被慘電。基蘭加的人民以他們從西方學到的民主制度，主導了一場耶穌基督的「落選」。
小說雖是描寫近60年前的剛果一隅，卻讓人有揮之不去的既視感。今日，我們打開報紙也可見一群群「拿單．普萊斯們」，高舉上帝之名，痛斥社會上某種生活方式必然不為上帝所喜悅。愛、性、婚姻與家庭，凡此種種，究竟是屬世的事務，還是屬靈的事務？上帝國與地上國，分野究竟在何方？《毒木聖經》中，基蘭加的人民以一場選舉表態他們不需要耶穌基督，但他們抗拒的是耶穌基督嗎？我更喜歡的答案是，基蘭加人這麼做，僅僅只是因為覺得拿單．普萊斯，這位上帝的信使，實在是——有夠北爛。
此際，讓我們以奧利安娜．普萊斯的智慧結束這回合：當你要征服什麼，你至少要理解對方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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