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結果上來說，我們選擇了最符合當下中國政治正確的主題，作為今年的文學年度選書。
2017年對中國大陸來說，各領域都是禁制收縮的年代。金融、海外投資、《網路安全法》的修訂與文化層面的壓抑；對外包含著對歐洲學術期刊、澳洲出版社的巨大有形壓力，境外逮捕，還有各國元首對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癌末仍被看管議題的多數噤聲。
國境之內的人們，可以深切感受到「你永遠不會知道邊界在哪裡」這句話的龐大實踐。事情可以從方方的《軟埋》說起，這本中共土地改革為背景的小說，2016年中出版，一路受到好評，在數個年度好書榜入選，直至隔年獲得了第三屆「路遙文學獎」後，開始直轉直下。這個由民間力量發起的獎項，當時給了它「讓批判性與文學性達到了很高程度融合」的讚美。後續的發展，並不難猜，先是毛左派發起了攻擊，各方論點短暫交鋒，最終以「不再印行」，通路下架的方式，消失於公眾的視野。
青鳥故事集
當巨大的限制與漫無邊界的尺度來臨時，文學要怎樣仍能表達自己獨有的意志呢？無從說清，我們只能從作品裡尋找蹤跡。
很有趣的，幾本入列年度選書的華文創作裡，都有著雜音的痕跡。薛憶潙《深圳人》，寫急速發展的都市底下，人們向上或向下的掙扎。程耳《羅曼蒂克消亡史》披上抗日期間，特工與間諜的故事成電影主軸，讓人為之側目的卻是另一系列，情感空虛破碎的當代小說。韋力的文化尋蹤系列《覓詩記》，照說是中國古典熱的一次企劃反映，然隱隱地，更像喟歎在民間更紮根不牢的政治動員。順著這思路講，《青鳥故事集》可以說是對「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的文本反諷。
事實上，這就胡扯了。
李敬澤，他為人所熟知的身份主要是編輯以及評論家，曾長期主持《人民文學》的編務工作，致力發掘提攜青年作家。本書按他的說法，是他30出頭還在當放浪讀者時，照著想寫的「意思」與興趣寫下的篇章。作為這本書的主體，曾在2000年曇花一現，10多年後，在友人鼓勵下增訂、新添篇章，作為一個小眾圈裡失去的傳奇，重新出版。
其時其地，不會有上述推測那種微妙的政治隱喻。
弦外之音仍是有的，這些篇章，啟發來自《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他感知到布羅代爾「歷史就在這無數細節中暗自運行」的觀念，他想寫的是：「在百年、千年的時間尺度上，真正重要的是浩大人群在黑暗中無意識的涌動，是無數無名個人的平凡生活…...他們的信念、智慧、勇氣和靈感，當然還有他們的貪婪和愚蠢。歷史的面貌、歷史的秘密就在這些最微小的基因中被編定...…」他試圖追尋：「那些隱沒在歷史的背面和角落的人，在重重陰影中辨認他的蹤跡，傾聽他含混不清、斷斷續續的聲音…...。」於是，我們有了這本書。
多數時刻，追求「高大美」為尚的中國敘事裡，李敬澤選的人物與切入事件，往往沒有那麼光彩，東方／西方，本土／異地的文化碰撞裡，甚至充滿了失敗晦澀。（雷利亞、雷利亞）裡，作為「友好」使節代表的皮雷斯，在大明王朝滯留苦苦等待四年後，等到正德皇帝的遺言，是以間諜下令賜死。時局雖有國家利益與地緣政治上，與急速擴張勢力的葡萄牙的海上衝突，但把這道命令視為大行皇帝的無常反覆，毋寧更來的穩妥些。
《八聲甘州》裡，為了確認契丹（即為中國）的地理位置，前往與利瑪竇勘合驗證的天主教傳教士鄂本篤，長久被留置甘州城，不得進入京城，最後客死他鄉，最後在利瑪竇派來的中國教徒鍾鳴禮懷裡，得到了確切答案而安息。
關於地圖，還有一個對照組的敘述。皇都內，利瑪竇獻上了《萬國圖志》時，萬曆皇帝更感到興趣的—是洋畫與自鳴鐘 (實際上利瑪竇更像是管理鐘錶的技工)；240年後鴉片戰爭都打了兩年，道光皇帝詢問臣下英吉利國在哪裡時，他可能忘了，宮中就藏有比利瑪竇更為精細的，南懷仁為康熙繪製的《堪輿萬國全圖》，對掌握最高權力的帝王來說，那蘊含的知識更接近一種皇宮「陳設」。
物走的比人遠，是貿易全球化的實況，也是觀念的現實。當人們輕易接受了來自異域的風物，作為奢侈品瘋迷時，文化與知識交流從來沒有那麼容易，它們往往受到原有觀念的綑綁，無意或刻意的誤解，從而排斥與忽略。當下時空，作者的寫作時或者上溯唐代、清代──人並沒有走的太遠。
溝通仍是可能的，我們需要的是轉換的譯者，根據作者考據，「譯」字源於「率鳥者系生鳥以來之」，捕鳥人設網，在網下以馴養的鳥婉轉鳴唱，吸引同類，是謂「鳥媒」。轉譯的同時，也可能帶來巨大的欺罔。
《飛鳥的系譜》中，李敬澤從美國人威廉亨特的《舊中國雜記》中，挖出1836年一個奇妙的場景。廣州官府升堂問案，主審一名被遺落在海岸邊的印度水手，由行商通事老湯姆帶著略懂外語的阿樹，組成班底，代為翻譯。透過亨特之筆，我們看到講官話的堂上大人，說廣東英語的通事老湯姆，懂孟加拉語的阿樹，以及混雜水手語的印度水手，彼此間雞同鴨講的可笑場面，奇妙的是，經過「鳥媒」轉換，堂上大人得到了自己想聽的答案，通事獲得了讚賞，至於水手說了甚麼，那不甚重要。
這事並非新鮮，往前40餘年的乾隆朝，英國使節馬戛爾尼呈遞的表文，透過層層變化，來到皇帝眼前，作為貿易交流往來的文件，已轉譯為對大清帝國的向化輸誠。而後，是否如作者所述，因語言隙漏所造成往後中國閉關自守的一系列歷史推導，或有爭議，但譯介不同文化的對話，難度之高；紛雜的社會結構，帶給語言溝通的枷鎖，作者的觀察卻犀利異常。
沉重的歷史性鉤沉，是否會嚇壞了讀者？其實不然，它仍有著輕鬆愉悅的一面，李敬澤像是一位偵探，從邊緣人物的傳記、考證材料、筆記小說與眾多史料中，穿梭往返，尋找微跡，串連微小人物推動歷史的可能；在龍涎、抹香，珍珠、銀樹的象徵性事物裡，找出在貿易中流轉的文化線索，展開一場極其精采的博物考察饗宴。通過它，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波斯人也可能窮，薔薇竟然是玫瑰等基於誤解而生的文化謎底。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文類這件事，此前幾年台灣文壇曾因為散文與小說，是否需要以「真實性」作為分界，展開了爭論。研讀本書時，想起了這事，對李敬澤來說，這恐怕不成問題。相關的訪談中，文體的混搭，是被一再提出的問題，李敬澤認為，不應僅以西方發展的文類標準，作為限制，傳統中國，自來有「文」的傳統，他上推至先秦典籍這麼說著：我們如何為《莊子》、《左傳》進行分類呢？
或者，我們可以把這種寫作方式視為知識性散文，那是一種通過一篇文章，理解一個觀念或知識的文體，它不欠缺，只是越發少見。
今年，我們選擇了《青鳥故事集》向這種沉寂已久的文體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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