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從絕望開始。──八月選書《FIX》

中國至少在周朝的時候，因為在鬧市公開處決，甚至曝屍街頭稱為「棄市」，因此棄市後來成為死刑的同義辭。隨著公開行刑在當代世界的消失，為大眾所棄的意涵卻始終沒有離開過死刑犯。當中的無辜者要能回到社會重生，不僅要當事人與其家庭不放棄，還需要許多法律人與聲援者的加入，將司法審判所駕駛的棄絕列車，合力拉回中間的軌道。但這條路上的絕望，往往不只是小石子偶然造成的顛簸，而是沒有一個時刻可以鬆開手，以及沒有終點的凝視。

故事的起點

FIX

十三姨KTV殺人事件

所以故事，就是從絕望開始的。2016年1月6日，我收到廢死聯盟林欣怡的電子郵件，提及「鄭性澤案」律師團會議後，思考在張娟芬的《十三姨KTV殺人事件》之後，是不是有其他出版品的可能。後來我理解到，已14年的鄭案正陷入膠著，救援者期待能再度引起社會關注。1月12日，在與張娟芬、林欣怡與冤獄平反協會羅士翔的會議上，我提議找推理小說家臥斧參與。當時我正和臥斧工作《抵達夢土通知我》，直覺這會是這位外冷內熱的硬漢作家有興趣的計畫。

4月19日進行第一次會議，臥斧看著當時準備要做申請再審證據的彈道重建影片。就在會議結束後，臥斧路上提起，他想過一種小說設計，作家主角寫出故事後，由不同的人指出各種破綻，進而使作家修改故事，這就是《FIX》當中神出鬼沒的「阿鬼」原型。5月3日，我收到本書的第一篇作品〈敲木頭〉。同一天，失去自由14年的鄭性澤也被裁定無羈押必要予以釋放。

案件所透射的社會實景

這種巧合有其深意。臥斧最早的小說設計是想藉著破綻的修改，寫一個討論創作的故事，然而把這個設定用在鄭性澤案的改編後，正如〈敲木頭〉結尾，趕在印製前一刻緊急修改故事的作家對編輯所說，他的成就感不是來自銷量，而是他感覺到，因為修改故事，他「救了一個人」。或許就在其後每個月交出一個改編故事的過程中，硬漢臥斧在他的大腦中、螢幕上，不斷把冤案的關鍵重新拆解、組裝、推理，試圖拯救一個又一個無辜者。

《FIX》的7個故事所根據的原案件，時間跨度將近30年，有些當事人仍遭關押，有些遭到槍決，有些則在放棄上訴服完刑期後才被證明是冤案。司法與社會重大案件的改編經常是各國小說與電影創作的源頭，如日本1968年發生、迄今仍為懸案的「三億日圓搶案」，韓國1986年至1991年的「華城連環殺人案」，都改編成無數傑出的小說、電影與電視劇。這些改編有的仍要挑戰懸案，企圖找出真凶，但往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案件與司法偵查所透射出來的社會實景與人權狀態。

《FIX》的企圖也是如此。這7個社會案件呈現臺灣近30年的變遷，也纏繞著30年來關於司法與人權的演變，特別是冤案近年來經常與死刑存廢的爭議連結，國家是否有權力殺人、人是否能教化、死刑是否能遏阻犯罪等，我們的議論勾勒的不是真理，而是這個時代對法律的想像，以及對生命的價值傾向。然而這些討論其實並不當代，已經持續了250年。

250年的人性事業

1764年，一位26歲的義大利年輕人貝加利亞（Cesare Beccaria）出版了《論犯罪與刑罰》（Dei delitti e delle pene），這本公然挑戰死刑正當性的奇書在253年前的歐洲引發熱議，很快被翻譯成各國語言，貝加利亞認為，「死刑不是一種權利，而是國家對於它認為有必要也有用處消滅的市民的戰爭，不過，要是我能證明這種刑罰既無用又無必要的話，我將能使人性的事業取得勝訴。」(1) 即便當時哲學家康德仍主張同罪原則：即殺人者死；但二百多年來，許多國家陸續在辯論中廢除死刑，似乎被視作現代刑法重要起源的貝加利亞，真的取得了人性事業的勝訴。

思索斷頭台

而觀察世界廢除死刑的過程，無一不呈現各國的脈絡特殊性，因為這個議題往往挑戰社會的成熟度，逼使社會回答，何謂法，何謂人，何謂罪。1957年，卡繆曾在〈思索斷頭台〉一文當中寫道，「依照希臘人的看法，未受到懲罰的犯罪會玷汙城邦。但是讓無辜的人被判刑，或是量刑過重，長期來說，所造成的汙穢也不少於此。這樣的事我們在法國都看多了。」 (2) 卡繆在文中舉出多起法國著名的冤案。1981年，過了24年後，面對三分之二民意反對的情況，法國在社會黨密特朗的執政下，通過廢除死刑法草案。

臺灣在2017年的此刻，我們也的確加入了貝加利亞長達250年歷史的人性事業的訴訟。隨著對國家權力的反省，死刑的討論檢驗著一個社會的理性程度，這幾乎是每個國家的必經歷程。身在其中，我們往往並不知道歷史推進的條件何在，但在社會難以討論、案件難以推展時，或許我們就需要故事，它誕生於絕望，卻也讓我們不至於墮入司法的冰冷中，對一些人的處境遺忘，對他們「與眾棄之」。

(1) 引文翻譯出自《思索斷頭台》，卡繆著，石武耕譯（無境文化，臺北：二○一二），當中收錄的張寧論文〈考證死刑〉，頁一五三。
(2) 引文翻譯出自《思索斷頭台》，頁六二。

莊瑞琳
衛城出版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