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讀過的文學作品裡，有兩部描寫戰爭與動物園的關係的書令我印象深刻，那是村上春樹的《發條鳥年代記》，以及黛安?艾克曼的（Diane Ackerman）《園長夫人》（The Zookeeper’s Wife）。

《發條鳥年代記》寫到二戰日本投降後滿洲國隨之崩潰，日本部隊為避免新京動物園無人看管、動物落入俄軍手中，於是便派士兵射殺動物。小說裡有一段非常詩意卻殘酷的描述：「軍官下達命令，三八式步槍的子彈便穿破老虎光滑的毛皮，割裂內臟，夏日天空碧濫，激烈的蟬聲像夏日驟雨般從周圍的林間紛紛降下。」寫動物園讀者卻可以聞到戰爭血腥的氣味。

而和村上平靜詩意的白描不同，艾克曼對一個「落入歷史縫隙中的故事」進行梳理與挖掘，寫的是華沙動物園園長一家，利用動物園收容猶太人以避免被屠殺。這些被收容者躲藏在獸籠或動物園的角落，以動物名代稱，因此在用餐時間，動物園長一家人便以「你去餵孔雀」、「獅子吃了沒有」這樣的暗語替代指稱。在艾克曼的筆下，動物園除了呈現人類種族清洗的不可理解與殘酷外，還有超越動物性的溫暖人性。

馬克?米榭─阿瑪德利（Marc Michel-Amadry）這部《30街的兩匹斑馬》，寫的是一個關於動物園與戰爭，更微小的、包裹人性的故事。小說從一個企管顧問讀到一篇報導寫起：原來加薩動物園的兩隻斑馬，在以色列的攻擊行動時缺糧而喪生，園長馬哈茂德因此用染髮劑把兩頭驢子塗成黑白相間的斑馬。孩子們因此仍然喜愛進到這個幾乎已經什麼都沒有的動物園，他們圍繞著發出驢子叫聲的斑馬，像未來仍會有夢、周遭並無戰爭之苦似地，參與了這個把驢子當成斑馬的遊戲。這個緣自於真實報導的事件，成為阿瑪德利結構人物、世界觀的「母球」，撞擊出報導者與讀者（及他們的情人），與那位加薩動物園園長間的微妙關係。

讀書稿的時候，我不禁想起歷史學家埃里克?巴拉泰（Eric Baratay）在那本知名的《動物園的歷史》（Zoo: A History of Zoological Gardens in the West）所提到一個觀點。他說動物園是動物與人、自然與文化強制性相遇的地方。在動物園裡，動物和人相隔對視時並不是平行關係，而是顯現人類文化已是自然的主宰。然而，在不同時空下這種關係會隨之改變，這也是該書的本質所在。

我向來認為，動物園是人類文化建構的「空間」裡，象徵意義極為巨大、深邃的一個。動物園激起的倫理辯論就像世界上繁複的物種一樣多。暫置動物園裡對動物權利侵害的爭辯，到過動物園的孩子們，都曾經透過那個模仿自然的窗口，去模糊辨識自身所處的自然界位置，想像自由的野地（認識動物反而是很不起眼的效益）。而因為這個自然是人類文化所建構出的「偽」自然（就如同以驢子去偽裝斑馬），是一個不可自理的生態系，所以那樣的關係常常又是「非自然」的想像。人們因此把野性當成可馴養的，把巨大演化誤以為是可控制的，把脆弱的自己當成是主宰般堅強。

做為一個小說新手，本業是金融機構經理人的阿瑪德利，拿到的可不是普通的母球，而是一顆可能能夠透視人性的水晶球。阿瑪德利因此小心翼翼地讓小說裡微微透出戰爭、種族、宗教的衝突氣味，再把故事放到紐約進行收尾。可惜以我的觀點來說，變身小說家的阿瑪德利太小心翼翼了，因此小說裡的時空、氛圍營造顯得匆促了些，力道顯得不足。不過這對部分讀者來說或許是好事，因為他們面對的是一個流利、順暢的故事。這類的故事往往就像購票進入動物園般，讓人得以較輕鬆地投入。而更吸引人的，是透過一個故事（報導），終於改變了某些人的人生，這樣的夢的寄託。

偽裝的斑馬是不是一匹斑馬？偽裝的和平是不是真正的和平？人類怎麼面對自己演化上始終無法消滅的殺戮衝動？而在殺戮與制式的生活中人們又如何讓自己保有窺看自由與愛的希望？我以為這是阿瑪德利（或小說裡的角色）藉寫作提給自己的大哉問。面對艱難人生沉重難免，但讀者或許可以思考現實中（或是小說裡）加薩動物園園長馬哈茂德?巴爾古提的那句話：「少了魔法，生活就什麼都不是，少了烏托邦的夢想，就是犬儒主義的勝利。」可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