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蕭如君)
激烈熱鬧的 HBL(高中籃球聯賽)在松山高中高一超級新人高國豪逆轉而打敗爭冠的泰山高中後落幕,當然,除了小小球星之外,我們還有遠在美國 NBA 湖人的林書豪。今日籃賽看得過癮,但在80年前的台灣,受到日式教育的影響,讀書人可不時興玩當時人眼中小家子的運動,一群人在那一小塊區域爭搶一顆球,算得了什麼?日治時代的高校生、大學生,運動起來可是大器得很,舉凡橄欖球、曲棍球,馬術,甚至飛行盡是熱潮。
所以,別小此刻正坐在門前默默無語的祖父或曾祖父,很可能年輕時的他,在運動場上比你驍勇,連搞學運、玩社團的瘋狂程度也不遜於你。
「祖父們」的前衛校園生活
這些活躍在 1930 年代的學生活動,一部分是鄭麗玲在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的前身(台北高等學校)撰寫90週年校史時的意外發現,有些則是在她研究台北帝國大學時的收穫。當時,藝文性學生社團不如體育社團活躍,第八節課以後和現在一樣是社團時間,學生可以盡情參與;其中最令鄭麗玲驚奇的是,馬術名列台北帝大的學生活動的前三名,在理、農學院還躍居第一。「這是怎麼回事?我們現在連馬都沒看過,那時大學生竟然喜歡這項運動?」
在大歷史的架構下,這些日治時期的學生生活是尚未被探勘過的世界,因而引起鄭麗玲的強烈好奇,但若寫成論文,她擔心需要大量論述而走味,因此她決定把20年來的研究日治時期的「遺珠」,特別是 1930 年到 1943 年這段時間,台灣繁榮活潑卻鮮為人知的一面撰寫成冊,《躍動的青春:日治台灣的學生生活》就此誕生。
《躍動的青春》以主題分為18章,從小學生畢業後就得面臨升學壓力、到各類體育活動、畢業旅行、社會運動、宿舍生活等,鄭麗玲以大量照片輔以史料或者口述盡可能描繪出當時學生的鮮活甚至頑皮模樣。例如,台北高校生的「學寮」(學生宿舍)生活放浪形骸,有人會從二樓惡作劇撒尿下來,稱為「寮雨」,連前總統李登輝都說,沒事別經過走廊下,以免被寮雨波及;寢室故意不整理,放任亂糟糟模樣,莫不把學生家長嚇壞。
此外,學生也玩反串變裝秀,去西門町的喫茶店、咖啡屋享受美麗女侍服務,同時欣賞音樂、談電影、論文學,都是非常時髦的活動;最令人稱羨的是,中等學校的學生可以參加海外修學旅行,前往神戶、大阪、京都等地,原來那個年代的學生不只有校外教學,而且擴及海外。
不曾被挖掘的繁榮年代
掀開日治時期的高校學生生活史,是鄭麗玲念碩士班時無心插柳的結果。謙稱自己「沒有偉大使命,只想把論文完成」的前提下,當年她原本想要研究 20 年代的農民正義,已故的指導教授張炎憲一聽,認為那個年代已有太多人研究,建議她不如再往後延十年,試著探究 30 年代的內容。鄭麗玲一聽,起初也很害怕因研究資料少,且要大量閱讀日本文獻是一大困難,結果意外發現戰前的日文史料有很多漢字,只要跨過門檻後,「就會進入另一個時空」。
鄭麗玲分析,日本統治台灣分為三個階段,30 年代是進入第二階段末期,那時日本政策已經朝向把台灣與日本一體化,「日本有什麼,台灣就會有什麼」,從台北、新竹、台中、嘉義、台南等幾個西部大城市的發展,便可觀察出台灣是緊跟著日本的現代化腳步而前行,包括依賴大眾運輸工具、上下班打卡、高中生離家前往城市求學,或住宿、或通勤,學校大多有游泳課等,諸多現代生活的細節,都可溯源至 30 年代所奠定的基礎。
「我可以很肯定地說,30 年代的台灣很繁榮,如果依循過去的大歷史架構,把台灣跟整個中華民國歷史交雜在一起的話,會模糊台灣這段時間的特殊性;1945 年之前,比起中華民國,台灣跟日本關係更為密切,是跟著日本而發展,不管我們喜歡或不喜歡,事實就是如此,當時日本經濟狀況很好,台灣也不錯,日本沒有被戰火波及,台灣也不會。」鄭麗玲認為,日本統治台灣的歷史,往往從 20 年代林獻堂與蔣渭水成立文化協會後就直接跳到 40 年代戰爭爆發,繁榮的 30 年代之所以一直沒被看見,「這或多或少和政治史觀有關。」
她形容第一次看到這段歷史的驚喜,「如同打開異次元空間,明明都是台灣,怎跟過去所學所想的不一樣?」這份驚喜緊緊攫住鄭麗玲的目光聚焦在那段台灣史,從碩士到博士、再到台北科技大學任教,一浸淫就是20年。
(攝影/蕭如君)
喚回歷史的共感
多年前,鄭麗玲去採訪台籍日本老兵,老先生娓娓道來從軍的點點滴滴,去爪哇、新幾內亞、被當戰俘抓到海南島等塵封的過往,在旁聆聽父親述說的女兒非常激動,她告訴鄭麗玲,若不是因為這次採訪,根本沒有機會知道父親年輕時的經歷。
「那年代的人,生命有很多經驗從來沒被打開過,如果來不及問或沒寫出來,就不見了。」因此,鄭麗玲像是考古一般,透過採訪、口述,又剷又刷地逐步讓那段歷史樣貌重現世人。或許有人會質疑她過度美化日治時代的美好,但鄭麗玲所要表達的是一種「歷史的共感」:透過這些口述浮現,年輕人可能會發現自己跟祖父、曾祖距離沒有那麼遙遠,甚至是相近的。
過去,我們只從堯舜禹湯文武的封建角度看歷史,卻沒深入「宋代怎生活」、「漢代法律是什麼」、「明代飲食文化」,鄭麗玲認為,必須從這些角度重新切入,我們才能發現自己與前人的聯繫,歷史感才會出來。她也強調,「這並不是讓人討厭的以古鑑今,」她不用進步的角度詮釋歷史或者耽溺過去的美好,而是看出不同時代間的異同,每個人才會知道自己所處的日常,也是一種特殊性,「一部國家歷史,是由每個人的特殊歷史匯聚而成。」
當年博士論文完成後,就一直有人鼓勵鄭麗玲出書,未想一擱置就是十年過去,就學術標準觀之,很多資料必須增補,但她回頭問自己:這份歷史資料要寫給誰看?「日本人雖然對帝國大學有興趣,我還是希望寫給台灣人看,因此我從帝大往下增補高校、中等學校生活,以輕鬆的筆調書寫,台灣老一輩的人看了會有感。」鄭麗玲深信,當每個人都能回憶自己與土地共同生活的情感,這不僅是人性,也是真實而珍貴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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