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但以理）
裸命
「唐代有個歌女，名叫絳樹。她一張嘴，可以同時唱出兩首歌，而且兩首都唱得很清楚，是謂『絳樹兩歌，一聲在喉，一聲在鼻。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陳冠中曾於2006年一篇文章中提到絳樹這個切入中國的比喻。「我們談中國時，往往需要這樣的技術。」
這是陳冠中決定用小說這項文體來敘寫現世中國的起因。
多年來，陳冠中持續關注兩岸三地的社會、城市、媒體、文化等議題，也是少數曾在中港台三地都長時間居住過的香港文化人。「我出生在上海，4歲時搬到香港，一直到40歲那時因為工作，去北京住了3年。那是1992年，正巧是鄧小平南巡、中國開始開放的時刻。」那一回的居留，讓陳冠中決定日後要在北京做點什麼，但1994年他又輾轉來到台北，一住就是6年。「到2000年時我決定搬去北京，一直到現在。目的就是想寫書，想寫中國，想參與這次中國的『大戲』，看看他們怎麼發展。」
2000年的移居，雖不致於讓陳冠中變成中國這場崛起大戲的一員，卻也讓他從場外看大戲的一般觀眾，轉為進場近身貼著演員們的記錄者。原本他試著用文化評論的角度書寫他眼見的中國變化，怎麼寫都還是有掛一漏萬之虞。「用文化評論來講中國，不是說好就是說壞，很難把好壞同時說清楚。」但眼前種種著實太過複雜，「說了一項，還想到後面有二三四項沒講，好像怎麼也說不完。」非小說的寫作，往往不容許書寫者面面周全，更無法讓人事物的矛盾、斷層與不連貫並存其中，但這些卻是現實所有。後來他想，也許小說能提供更大的空間，把這些看似對立的人與事同時放進去，讓讀者去捏塑中國的樣貌。
盛世
「西藏是我想了很久的題材，但在《盛世》出版之後，我才決定要回頭寫它。」回溯起自己與藏人的緣分，約莫是在1980年代後期，因為某次電影工作，陳冠中認識了一位仁波切，跟著他學佛，也跟著他走過不丹、尼泊爾、中國藏區等地，結識許多藏人。「我的朋友除了漢人之外，最多的就是藏人。」後來在北京，陳冠中又因緣際會頻繁往返拉薩，藏區的發展、衝突與事件，以及藏族人的心態變化，都看進他的眼底。「漢藏關係時而友好時而緊張，2008年後就愈來愈糟糕，尤其2012年。」2011、2012年，在那些狀況最激烈的時刻，陳冠中依然進出拉薩。他在2012年初開始寫《裸命》，「我一邊寫，西藏一邊發生事情。」寫下的，完全是這一年的背景與氣氛。
然《裸命》並未直接談論西藏問題或漢藏關係，而是以性為引，以成長為線，書中諸多男女情事的敘寫，露骨中別有隱喻。「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就覺得必須要用性來寫。」陳冠中總是認為，漢人雖然稱藏人是自己的「兄弟」，但那種依存關係不像手足，更像是男女間某種性關係，還是最為糾纏難解的那種。「漢藏兩方互相需要、互相依賴，又互相傷害，幾乎是民族跟民族間、很奇異的性的關係。還不是夫妻或情人那麼簡單。」兄弟是親人，但以性來維繫的男女不是親人，沒有血緣，可以需求，又隨時可以斬斷。「甚至雙方的情感位置到底在哪裡？是性靈合一還是分開？」
（攝影/但以理）
不論是像主角強巴這樣與漢族頻繁往來的藏人，或是對藏族有利益需求的梅姐或其他漢人，身處在異己族群中，最核心的動念到底是什麼？為了達成自己的目的，在相處上又有何等微妙？「藏人跟漢人不是每天都在抗爭跟打架，他們也有他們祈求的事物，也有自己希望的快樂，這才是每天都在發生的。」對陳冠中來說，這些都是實際組成中國盛世的一部分。
小說屬於虛構的文體，但虛構的呈現，往往更貼近真實。於是陳冠中讓自己化身擁有兩歌之技的絳樹，「事實上，要把整個中國說清楚，一次唱兩首還不夠，得把所有不同的雜音混在一起，才能聽出個道理來。」《盛世》因內容觸及敏感，無法在中國正式出版，卻早有中國讀者自行打字，將全書內容上傳網路、供人下載，雖是觸犯著作權的行為，陳冠中卻希望也會有人繼之將《裸命》也丟上中國的網站，讓更多人、尤其是身在中國這場大戲裡的演員們，看見中國實際的面貌，進而思考中國現在面臨的諸多問題。
中國之盛，已是不可免的國際事實，然中國的內在，是否跟得上外在的興盛膨脹？實與中國息息相關的港台，會受到什麼樣的擠壓，又該從中國的關卡與變化中，找到什麼解套良方？這都是陳冠中近年最大的焦慮。這股焦慮急速染白了他的髮，也正是這股焦慮，迫著他加快腳步，用寫作參與中國現在的發生。只因為他相信，小說可以是談論中國的共同文本，只要開始討論了，開始面對了，或許找到出路與答案的那一天，就不遠了。
「我相信書是有這個力量的，有自己的小腳，到處走的。」陳冠中如是說。
〔陳冠中作品〕
我這一代香港人(增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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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香港文化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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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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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三部曲(2013年增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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