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但以理）
鮭魚的故鄉
他的創作也多樣。年輕時候畫漫畫寫散文、48歲撰小說、53歲習新詩，曾經出版的作品總計數十冊，各種類型樣樣不缺。他說，詩是音樂，小說是電影，散文則是「我手寫我心」；他說人不管從事什麼行業，都有失業的一天，唯有作家可以寫一輩子，寫到死。
他是林文義。
要探究林文義創作的源頭，或許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他於1990年因影射政治遭到查禁、如今重新問世的短篇小說集《鮭魚的故鄉》，卻確實是他書寫小說的起點。即便他一直強調，自己的小說實在寫得不好。
「《鮭魚的故鄉》是1987年冬天開始寫的，前前後後約莫寫了兩年。」1986年，北美台灣文學研究會邀請林文義與林雙不前往美國參訪，表面上是文學研討會，「我一去，看到彭明敏，看到張燦宏，才知道是海外台獨人士聚會。」後知後覺的林文義這才理解，為什麼出發之前，諸多相關單位會不斷透過各種方法，要他跟林雙不打消出發的念頭。
或許林文義從來沒想過自己有一天會與政治糾葛不清。「我其實沒什麼企圖心，一開始也沒有太大的想法。本來希望繼續畫畫，但美術系沒考上，只好去念大眾傳播，就開始寫文章。」林文義笑說，自己早年寫的東西都是些風花雪月，沒有什麼普世人間的關懷，跟政治更是打不上邊；加上彼時黨國高壓思想盛行，前輩作家縱使多有想法，也不敢寫。「那時候怎麼可能寫出像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或齊邦媛的《巨流河》，一寫出來保證馬上送綠島。」在那樣嚴酷的年代，反正國民黨說什麼都是對的。
原本安於畫漫畫、寫散文的林文義，進到報社工作後，沒能往副刊發展，反而被派去跑社會新聞。生性浪漫的他，開始被迫接觸殘酷的社會寫實面。及至8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興起，林文義加入了向陽與苦苓組成的詩社「陽光小集」；繼之美麗島事件發生，這群年輕的創作者，紛紛以自己的文字力量，加入聲援行列。「我們這一群人，白天各有各的工作，有的教書、有的當編輯、有的當記者。但私底下都在幫黨外雜誌寫稿，結果一下子就被查出來。所以我們在報社的都升不上去，老是被總編輯叫去罵。」林文義笑了起來。「但我們是愈害怕，愈反抗。」
正是因為這樣的淵源，林文義也就誤打誤撞地成了黨外異議人士的一份子。赴美45天的訪問，走訪22座大學，表面上是開文學會議，實際上大談政治。林文義便在那個時候，初次見到了傳說中「有家歸不得」的海外學人們。
「這些人當年在美國都有很好的成就，有的還是美國官員。可是他們卻失去了回家的權利。」雖然出發之前，林文義就大概知道他們的狀況；但實際相識之後，他們深沉的憂傷，讓林文義更想試著為他們說些什麼。「這些學者如果決心要當美國人也就算了，但他們沒有，他們想要回家。這些人不能回家對我有什麼重要？我那時候想的是，為什麼一個人想回家卻沒辦法回家？為什麼連父母過世都回不來？這是他的家耶。」
於是他著手將他們的遭遇，粉飾成一篇篇小說。一出版，所有情治單位人手一冊，試著從書中字句推敲出蛛絲馬跡，更輾轉迫使林文義的作家朋友們向他挖線索。「我一個字也不會說。」
（攝影/但以理）
幸運的是，林文義先前打下的散文作家身分，在那個風聲鶴唳的時代，成了他一道保護的屏障，「他們認為我一個寫散文的，怎麼會變成台獨份子，怎麼會『誤入歧途』。」但對林文義來說，這跟個人的政治傾向無關。「我可以告訴你，我不是台獨份子，我只是一個作家，有這麼好的故事，我為什麼不寫？我只是很單純地站在寫作的位置上。並不是我寫了什麼，我的意識形態就是什麼。」
書出版後一個月，林文義收到一張公文，上面寫著「挑撥人民與政府感情」，之後一禁，便是二十年。「如果再早一點，我應該也會被送到綠島去。」他淡淡地說。
直至現在，《鮭魚的故鄉》仍是唯一一本為80年代海外台灣人發聲的作品。時間走到看似民主自由的太平盛世，總認為這部作品搆不上寫作標準的林文義，原本打算讓這些文字長壓箱底，卻拗不過出版社的盛情，重燃當年的革命之心。「我必須要說，這本書是比較『卑鄙』，因為它有任務性。即使寫得不夠好，它依舊是一部革命之書，是地下黨員進行的傳令工作。」同一本書在不同時代，肩負的任務自然也有所轉換。「如果說它以前的任務是要替海外學人喊話，現在的任務則是要讓你們年輕一輩知道，以前的台灣發生過這樣的事。」因為這不只是一場政治勾連文學的黑暗磨難，更是一段不可遺忘的歷史記憶。
〔林文義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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