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後期，一個人如何表達義憤填膺？當有太多事需要嚴肅對待，當我們感到了邪惡卻又不再擁有一套宗教或哲學的語言來理智地談論邪惡時，我們怎樣才能做到嚴謹？
現代的疾病隱喻都不過是些廉價貨。那些真正患病的人聽到他們的病名常常被人當作邪惡的象徵拋來拋去，這於他們又有何助益？
它不外乎只是慫恿人們去把複雜的事情簡單化。

書名明確地揭示出兩個重點：疾病，和隱喻；以及你我心照不宣的，恐懼。

「癌症，會傳染嗎？」七月中，一則麥當勞癌童中途之家進駐大安區的新聞，帶來了這個標題，以及之後一連串的評論。這怎麼會是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一開始我是這麼想的。可是當我看著新聞，看著有人撻伐、有人解釋，記者的街頭訪問、當地居民或正或反的表態，我開始疑惑的是：問題的重點，是什麼？我們在討論的是關於一個機構的設立、關於麥當勞有無善盡告知解釋之責、關於其對社區居民對環境可能的影響；還是這種種討論，其實都只是在包裝我們對疾病的恐懼（或是不恐懼）？而，我們為什麼恐懼？我們怕的究竟是什麼？

對癌症患者撒謊，以及癌症患者自己撒謊，所有這些，都證明在發達的工業社會裡，人們多麼難以正視死亡。既然死亡現在成了一個毫無意義、令人反感的事件，那麼，被普遍認為是死亡同義語的那種疾病當然就被當成某種需要加以遮掩的東西。

《疾病的隱喻》，桑塔格為我們揭示的是一個建構神話的過程，初讀此書，讓人聯想到努蘭的作品──《死亡的臉》。兩本都是超過二十年以上的作品，只是一如努蘭在《死亡的臉》新版序言中所說，世界似乎並沒什麼不同。或許我們的技術進步了，我們開始重視醫學倫理、醫病關係，我們可以批評過去的醫療方式、觀念有多麼荒誕可笑……可是，世界並沒有什麼不同。我們的恐懼依舊，只是轉換成不同的形式，它或許包裝得更好，被我們層層埋在好似事不關己的議題討論之下，可是不論說、或不說，它還是恐懼。

我們關於癌症的看法以及加諸其上的種種隱喻，不過是反映了某種巨大的文化缺陷：反映了我們對死亡的陰鬱態度，反映了我們有關情感的焦慮，反映了我們對真正的「增長問題」的魯莽的、草率的反應，也反映了我們對社會的無力和恐懼。

是的，他們都在講著一樣的事情，只是桑塔格更聚焦，卻又影射更廣。當她被診斷出罹患乳癌之後，她開始認真探究我們社會這套應付疾病的神話學、以及建構這套神話之誇張扭曲，從十八世紀開始。在書中，她聚焦三種曾經被視為絕症的疾病：結核病、癌症和愛滋，她闡述我們如何建立、確立這些疾病加諸於一般人心中的恐懼，以及這種建構對於所謂的「社會健康」或是「病態」是如何發揮作用。

從結核病到癌症到愛滋，疾病是一種懲罰嗎？還是我們只是利用流行病做為描繪社會混亂的一種修辭手法。當我們的身體為疾病所苦之際，社會的論述是如何解釋疫病的恐慌？桑塔格揭示了那過度化繁為簡的過程，自古以來病患們所沉重而難以面對的，或許從來就不是疾病本身。

我們對疾病的理解與對待，早已超過疾病本身。可悲，又或許慶幸的是，在原書出版二十年後的今日，這依然值得我們討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