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之前，世界公認最富裕強盛，人口最多，生產力也最高的中國，在一八四二年的鴉片戰爭中，面對人數僅七千名的英國士兵，竟然不堪一擊，慘敗收場。此後西方各國食髓知味，侵略戰爭接踵而來，中國亦不斷腐爛敗壞，十九世紀尚未結束，中國已淪為世人眼中最愚昧、落後、破敗的國度。

長期領先於世界的中國，為何在十九世紀走向衰敗？這是明清以來的中國史，留給後人的巨大疑團，史家稱之為「李約瑟之謎」。《五百年來的中國與世界》一書的主要內容，即是針對這一重大問題，提出結構性的回應。

過去的歷史教科書，面對這一疑團，歸納整理成兩個原因：一是帝國主義的船堅炮利；一是滿清政府的腐敗無能。這樣的歸因雖然不能說錯，但從不斷深入的研究成果來看，這個說法已經太過簡單，表面上有說，實際上等於沒說。

《五百年來的中國與世界》一書的作者韓毓海，綜合前人的研究成果，站在世界史的高度，希望擺脫傳統的「現代化」觀點，轉從「世界體系」的史觀出發，釐清時代巨變的核心力量，從中看到中國社會的真正問題。

本書的論述，採取世界與中國相互對照觀看的方式。因為兩者關係密切，又深具對照意義，以至於我們若不知道世界如何發展，就無法看懂中國；同樣的，我們若不懂中國何以這樣改變，也將看不到真實的世界。

作者分別從三個方面展開討論。一是地緣政治的視野，一是財政金融的視野，一是國家組織能力的視野。作者稱之為治史者的三重視野：下看基層組織，上看財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勢。

論述的重點，首先在說明五百年來世界史的消長、興衰，真正發生支配作用的因素為何？過去都認為西方興起的力量，在於資本主義的發達，但作者認為那是次要的原因，真正的核心在於現代民族國家特殊組織形式的奠立。在這種整合軍事、金融與國家為一體的強大推力下，資本主義才能發揮主宰全球的力量。

原來歐洲從十六到十九世紀，長期處於紛擾戰亂之中。兩百多個邦國，通過殘酷的戰爭手段，互相兼併，最後剩下三十幾個國家。正是這一殘酷過程，逼使歐洲各國不斷改良軍事武器，同時發展出一種向商人、資本家融資備戰，並在戰後以豐厚掠奪回饋給資本家的投資正向循環。這一方面造就了歐洲規模龐大的金融事業，一方面也讓戰爭等同商業投資，使商人與國家聯合一致，積極向外侵略，發展報酬更加豐厚，並可不斷累積資本的殖民事業。

在這一背景下，我們看到五百年來推動世界歷史的真實力量，捨此不論，單方面探討資本主義精神，或者西方人文、科技的發展，並感嘆中國樣樣不如人，終究是隔靴搔癢，看不到歷史的核心問題。

相對歐洲將軍事、商人、國家合為一體的巨大力量，中國不但毫無準備，甚且反其道而行，繼續把軍事與商人的力量從國家組織中剝離出去，並把不事生產、喜談修身養性、善作八股文的書生，吸納到國家組織之中。從「國家能力」的角度看，中國是經濟越繁榮，越顯示其組織能力的脆弱無能，所以一場小小的鴉片戰爭，決定了以後一百多年的競爭劣勢。

「國家能力」的探討，是本書的重點特色。它牽涉的範圍很廣，有組織動員的層面，也有社會經濟結構，以及權力運作等層面。以宋朝與北方遊牧民族的關係來說，宋朝的經濟發達，人口眾多，整體國力遠勝遼、金、西夏諸部族，但為何宋朝對北方用兵總是吃敗戰，除了納幣和親之外，沒有更好的辦法。這種情況與鴉片戰爭後的中國十分類似。為什麼呢？原因在雙方的社會組織差異極大。

原來游牧部落的社會組織方式與軍事需求緊密結合，人數雖少，動員能力卻極強。而且戰爭中的掠奪，也屬於部落生產力的一環，故能調動全體人民的積極性。北方民族尚且如此，何況現代西方國家是資產階級商人、金融資本家與國家軍事力量三者緊密結合，軟硬實力皆千百倍於遊牧民族，清朝想沿襲宋朝的方法應對，簡直是異想天開。

從「國家能力」的角度反省中國歷史，可以發現三個重大的問題。一是所謂「官無封建，吏有封建」的問題。二是以科舉選拔人才的問題。三是缺乏基層組織的問題。這三個問題環環相扣，但最緊要的，還是基層組織的問題。

簡單來說，中國的官僚系統，名義上雖由公務人員的「官」來組成，但實際上的運作，從徵收稅賦、會計文書，到水利土木、運河維持等事項，都由非公務人員的「胥吏」掌理。胥吏不領國家薪水，他的收入來自工作中的規費，以及私下撈取的好處。長久下來，胥吏便形成一種黑暗的基層力量，難以撼動，連官員也莫可奈何，因為缺少他們的中介，一切公務都將停擺。這也是為什麼，宋朝以後的各種改革，總是以失敗收場。因為改革只能針對公務人員，若影響到胥吏的利益，則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不改還好，一改則底層人民越受剽剝，越難生活，於是所有壓力又回到改革者身上。

官、吏分家的結構，說明了國家科舉所選拔出來人才，完全不符合社會所需要的能力。這些人才不是不夠傑出，而是缺乏管理上的專業技能。加上國家在組織上配備不足，無法提供支援，官員只好一切外包，放任胥吏與商人的協調安排。從好的方面看，這是政府把大部分的事權交付民間辦理，也等於交給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如此則政府付出的管理成本最低，而民間發揮的活力也最高。但從壞的方面看，則當市場陷入混亂，或由少數人把持時，國家也只能任其敗壞崩潰，一樣沒有介入導正的能力。這也可以解釋，何以中國的經濟規模越大，就越顯出其組織的脆弱性。

中國歷代賢臣，每感於社會經濟的種種不公平，壓迫基層農民的生活，便呼籲朝廷痛下改革決心，無奈朝廷的改革只能在官僚系統的空架子上著力，凡事都須以胥吏和利益集團為中介，無法直接領導基層，貫徹改革措施，所以徒勞無功。如此反覆出現的歷史經驗，給我們一個啟示，即傳統社會組織必須徹底改造，如果不重建一個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基層組織來落實改革，則一切理想都將流於空談。

這就是歷史學家黃仁宇所說的，中國社會是一種兩頭大，中間小的組織。上有風光體面的朝廷，下為數量龐大的農民，中間則缺乏組織，無法互動，只能委任民間自為。如此的組織形態，上下溝通不易，資源流動的效率也多仰賴旁門左道。太平時期還好因應，一遇危機，則崩潰的速度難以想像。而這也暴露了中國現代革命路線的一大關鍵，就是如何重建國家基層組織的問題。其中，共產黨從鄉村入手，成功建立下層組織，國民黨則致力統合城市的上層官僚系統，兩相爭雄的結果，歷史選擇了前者，雖然留有遺憾，但也符合長期歷史的合理性。

本書另一個反省的側面，落在金融財政的問題。此事起因於明朝對外貿易的大量出超，美洲與日本白銀源源不斷輸入中國，創造中國貨幣經濟的空前繁榮，以及絹絲、蔗糖、菸草、瓷器等手工業的快速發展。於是有張居正的一條鞭法，規定以白銀作為正式繳稅貨幣。從此以後，白銀便獲得國家貨幣的地位。弔詭的是，中國當時銀礦很少，白銀來源主要從外貿中獲得，也就是國家貨幣供給，全由外商控制。當時人不知此事後果嚴重，但讀歷史的人知道，明朝覆沒的危機，跟這一金融政策息息相關。

危機來自兩方面，一是原為米倉的江南地區，因為對外貿易的發達，耕作人口大量轉入手工業，使這一地區的米糧生產由有餘轉為不足，反而需要從他地輸入米糧。平常靠著充裕的貨幣運作，搬有運無還算順暢，可是在十七世紀的二、三十年代，國際上發生兩件大事，促使危機爆發。一是美洲白銀大量減產，一是荷蘭、英國、法國等後起海洋國家，欲與西班牙、葡萄牙搶奪東方市場，雙方便以海盜行徑互相干擾交易。這兩件事使得白銀輸入中國的數量大量萎縮。不巧的是，此時中國氣候違常，糧食欠收，引發物價上漲，兩種因素加在一起，等於是在天災缺糧的情形下實施通貨緊縮政策，雪上加霜的結果使當時經濟快速崩潰，飢民流竄，盜賊四起，天朝的殞落，即使沒有李自成與吳三桂，也已經是無法避免的事了。

下至清朝，情況也未見改善。尤其鴉片戰爭之後，白銀大量外流，市面充斥各種成色不一的銀錢，以及外國紙幣，其混亂的情況大大阻礙了經濟的正常發展。而中國始終沒有發行獨立貨幣，民間只好轉而信賴外國銀行管理下的通貨了。一國的貨幣無法自主發行，增減流量，也無法形成信用制度，支援商業發展，反而任由外國銀行掌控，這即是二戰前中國經濟始終無法翻身的基本原因。

看過《五百年來的中國與世界》一書的讀者，將欣喜於作者用世界史為背景，反省中國史的傑出寫作方法。因為缺乏西方歷史的對照，我們將一直停留在「船堅砲利與腐敗無能」的循環論述之中，看不到世界與中國的真實問題。

此書也讓人明白，近代的中國與西方，屬於兩種不同的發展典範。前者向內捲縮，重農輕商，務求民間平衡穩定，所以能夠和平的形成巨大市場規模。後者則向外擴張，軍商合一，以掠奪性的獲利，形成巨大的資本規模。在組織上，前者傾向消極無為，在一定的道德框架下放任民間自然發展。後者則傾向積極管控，在理性規畫下力求發揮最高效能。

兩種典範在歷史的碰撞中，必然引發巨大的風波與動盪。其勝敗固然攸關存亡，但從長期歷史來看，風波稍定後，雙方更需藉此一大歷史因緣，相互調整學習，攜手合作，努力開創新典範，讓人類在軍事結合金融的推動力量之外，仍有其他道路可走。

十八世紀的德國哲學家康德，看到當時歐洲各國競相以武力向外擴張，所以提出「永久和平」的呼籲，主張國家不應發行國債用於軍事行動，不應以暴力干涉他國政府，常備軍應該逐步廢除，不應對他國從事暗殺或介入政變等等。這一呼籲，在當時迷信國家力量的人士眼中，完全不受重視。如今事過境遷，康德謀求人類永久和平的理想，或許應該重新受到注意，只不過他偃兵息武的主張，若能擴及金融領域，或許就更符合當今世界局勢了。文/如果出版總編輯 王思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