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處：《近代中日關係史源起 : 1871-74年台灣事件》　藤井志津枝著

日本不過剛於五年前（1868年）完成大政奉還、施行明治維新，征韓論征台論便緊接著出台。

當時中日兩國都遭遇西洋各國以武力叩關，強行訂立不平等條約。可是此時的日本中心想的確是如何均霑西方在華利益，遠非患難相扶。且看雙方外交接觸的過程:首派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先製造「禮貌詞氣均極恭謹」的假象，並向中方代表李鴻章提出「英法美諸國強逼該國通商，伊國軍民受其欺負，心懷不服，而力難獨抗。雖於可允者應之，其不可者拒之。惟思該國與中國最為鄰近，宜先通好以冀民心協力」。日方以中日親善的面貌出現，於1871年9月簽了一個平等的條約與通商章程─中日《修好條約》。

然而墨跡未乾的隔年三月（1872年三月）日本政府又派柳原前光使華要求修改條約，所幸李鴻章態度強硬、力拒所求。

1873年4月底雙方在天津完成換約的最後儀式，隔日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又來了同一招「中國、日本與西國換約之初無可如何，每見領事官作威作福，心實不甘」向李鴻章爭取好感的同時，隨即在5月7日假1871年琉球船民被台灣生番殺害一事要向台灣東部出兵（當時，琉球王國同時向中日兩國進行朝貢貿易，而且此案清廷早已撫恤並經福州球球館送回琉球）。

1874年日本設台灣事務局，5月西鄉從道向台進兵，至此李鴻章雖已覺醒今後斷無中日共拒西洋、聯為外援的可能，但是受到外部情勢的限制下有了賠兵款結案的打算，但是壞就壞在「保民義舉」四個字（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為保民義舉起見，清國不指以為不是。） ，再者「日本所有在該處修道、建房等件，清國願留自用」為此支付40萬銀兩也實在豈有此理。

幾個月以後李鴻章呈《籌辦鐵甲兼請遣使片》中說到日本「其志不小，故敢稱雄東土，藐視中國，有窺犯台灣之舉。泰西雖強，尚在七萬里以外，日本則近在戶闥，伺我虛實，誠為中國永久大患。今雖勉強就範，而其深心積慮，覬覦我物產人民之丰盛，冀幸我兵船利器之未齊，將來稍與間隙，恐仍狡焉思逞。」

參考資料：《日本外交史》信夫清三郎著、《李鴻章與晚清四十年》雷頤著

21世紀的戰爭已無贏家可言，歷經20世紀的戰亂更見和平的可貴。台灣周邊各國個個拳頭都比咱們大，對外交的要求更是關乎存續，弱國更需要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