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莊瑞琳（衛城出版總編輯）
去年夏天，在衛城當時還沒有做過一本日文書的狀態下（今年總算做了「少爺」的時代漫畫），我硬著頭皮拜訪了六家日本出版社，表面的原因是版權的詢問與興趣，但實際上我帶著滿腹的問題，想知道日本同行怎麼思考，而如果我拿出衛城的出版品，企圖向他們介紹，對方又會有什麼反應？
當時我想問的是，日本出版社的方向如何回應社會與國家的轉型？純文學與知識書籍的市場是否衰弱？如何投資作家與出版計畫？果然有幾家大出版社的版權露出「從沒遇過你這種人」的神情，但也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
當中最有趣的，就是跟衛城同樣是《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出版社みすず書房。這一次拜訪，最後促成《受困的思想》日文版的售出。みすず的松原理佳小姐是懂中文的編輯，透過朋友李桑中翻日夾雜松原小姐日翻中，以及偶爾的英文，我跟幾位みすず的編輯很快就從彼此的出版品知道各自的知識系譜，只要講一個名字，他們馬上就跑去拿一本書出來。みすず是家兩層樓的樸素出版社，超過七十年的歷史，辦公室只有簡單的書櫃與桌子，沒有華麗的裝潢。李桑說，這裡就像臺灣的左岸文化啊。
其實松原小姐早就準備好了，她幫同事仔細研究衛城出版品，並且從網路訂購了《重構二二八》。收下我拿出的《受困的思想》與日文簡介，過沒多久，松原小姐寫信說她準備在會議提議買下這本書。她跟我說，這本書不只是要讓日本理解臺灣，更可以反過來刺激日本的公民社會，去思考過去歷史的殖民、戰爭與周邊國家的問題。
這件事使我深刻認識到，深耕本土與面向世界也可以是同一件事。處在現代國家的體制與全球化的資本結構下，知識與面對困境的討論，確實可以透過翻譯書的引進，填補更多思索與研究的空白，有些判斷我們跟日本或其他國家同領域編輯差距不大，也就是同樣可以很快判讀《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重要性。
但另一方面，社會與文化的不同根基、歧異的歷史經驗必定使從中而生的知識產生變異，產生彼此需求、刺激的可能，所以みすず才會認為《受困的思想》可能對日本社會有意義。於是對我而言，臺灣的在地出版或學術出版，有可能從土地而生，並進而以自己的「差異」反向填補與擴充世界文明，成為世界的一部分嗎？自然成為我持續追問的問題。
或許愈臺灣，才愈世界，但後者不是目的，是以前者為前提自然形成的。愈臺灣不是民族主義的意義，而是奠基於差異的創造性上，並且要直抵社會生成的根源。這也是衛城今年成立學術編輯委員會的原因，期待能匯聚臺灣最好的學者與研究。這有兩個期待的目的，一個是凝視與整理經驗，重新用現代知識體系提問，取代過去的問題。第二是，將經驗提交成一份可以溝通的著作，成為所有領域的養分，使過往的經驗真正在場才是歷史的動能。其中，第二個期待來自另本書給我的體會，就是《濁水溪三百年》。這本關於濁水溪的歷史研究得到新聞、環境、文史不同工作者的回饋，因為基礎研究都有了，使他們知道自己在客觀上不至於出錯的情況下，將這些研究轉而為自己的作品所用，減少從零開始的摸索時間。
臺灣一九二八年在日治時期有了第一所現代意義的大學，我們也逐步具備屬於現代知識的語彙與眼光、心靈，但在這個不斷經資本市場整合的國際版權市場中，可能我們要問的是，究竟我們競賽的，是選書的高明判斷，還是真正的資產？也就是，我們能否源源不絕生產出持續與自己社會以及世界溝通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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