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但以理）
2001年，911事件爆發，透過媒體的中介，遠在台灣的我們彷彿也暴露在不住向外竄出的煙塵之中。為何文明與文明、國家與國家之間竟拉扯出如此具毀滅性的仇恨？阿潑苦思不解。正是從那一刻起，全球化和世界觀的概念向她襲擊而來。
憂鬱的邊界：一個菜鳥人類學家的行與思
現任職於媒體的她喜歡自助旅行，為避免偏見襲擾，她事前多半不做功課；為了貼近當地民生，與地方人士話家常，她偏愛隻身上路，勝過與友人結伴同行。世界於她是個沒有邊際的田野，這十年來的踏查，匯聚於甫出版的《憂鬱的邊界：一個菜鳥人類學家的行與思》一書。
「既然這是一個全球化的世界，為什麼我還需要一本護照，藉由國家去證明自己的身分？同時，你又告訴我，世界是平的、國界是不存在的，但國界怎麼可能不存在？」從《憂鬱的邊界》各篇名──〈我是朝鮮族〉、〈成為香港人〉、〈是不是日本人？〉，不難窺見，身分是一種建構，是一項浮動的、擺盪在不同光譜之間的識別，從肯認到存疑，乃至迷茫困惑，〈哪裡是我的國家？〉。
阿潑說，棲身島嶼上時，並不具此番意識，然，一旦跨出小島，與世界開啓了對話，「我是誰」的意念卻突然變得很強烈。
行旅在外，不可免地會被問及從何而來。「台灣，」阿潑回答得毫不猶豫。當他人進一步追問：「台灣和中國有何不同？」她總難掩激動，非得費盡唇舌解釋不可，為此，她卯起勁練習，英、日文說得最流暢的段落，竟是闡明台灣的身世與歷史定位一事。「你無所不用其極地就是要告訴別人你的國家是台灣，台灣跟其他地方不一樣。」她說，有些背包客甚至隨身攜帶一面國旗，高調張揚著孕育自己的家國。
渴望讓他人得知台灣境遇的同時，阿潑也好奇對方怎麼看台灣、他們所從屬的國家與台灣又有何連結。眼見台灣的東南亞族群愈來愈多，阿潑更加意識到理解他們的必要，十餘年來，她走訪的國家遍及越南、柬埔寨、寮國等地，這些晚近才在世界版圖上漸獲矚目的新興之國，多半曾寫下一頁頁逃難、被殖民、歷經民主陣痛的歷史，與台灣有著如此雷同的命運。每到一地，清晨醒來，她慣於先看當地報紙，初步瞭解這國家當下的動向；在路上，她樂於探聽俯拾即是的微小的故事，從這些碎末般的、邊緣的位置出發，通往歷史的多面向度。
受到來自過往新聞和人類學訓練的影響所致，她格外重視田野資料的採集，「很多人可能會有強烈的主張或意識形態，可是對我來說，永遠要去關懷的是『人』，以人為本，讓人的故事和處境自己來說，而我做的工作只是去整理出一套文化歷史的脈絡。」上個月，她去突尼西亞，該國有七大世界文化遺產，在繁偉的文明前，她竟完全無感，索性在那發呆。阿潑語調激切地說，「你現在給我一本《羅馬帝國興亡史》，我坐在這看一看就知道了，何必大老遠去那裡呢？」來到突尼西亞，她多想問問一旁的小販，茉莉花革命之後，他們的生活如何、有無改變？這才是她迫切渴望知道的事。
每到一地旅行，她總以「是否和當地人同桌吃飯」作為檢驗旅行成功與否的指標。阿潑自認是個沒有防備心的人，恆常以自身為試紙，測試是否人性本善，恰好她是枚路痴，每當迷惘地站在路口，便常有人趨前問候，主動提供協助，「在那種茫然的狀態下是很容易被撿走的。」在彼此皆無防備的情況之下，聽到了彼此的故事，甚至交了很多朋友，所以她才敢篤定地說，「我的旅行經驗絕對沒有辦法炮製在任何人身上。」
（攝影/但以理）
研究所時期，阿潑初次聽聞「邊界理論」，大為震撼，她坦言，「我自己是一個很有邊界感的人，很容易區分你我。」昔日，她時常很不客氣地訓示同學，「你不是我的朋友，你是我的同學，所以不要一直說你是我的朋友。」
「邊界其實是無所不在的，小至個人心理，大到族群，可是最明顯的邊界是什麼？是國界。」國界的形成是人為的，對於曾被殖民的邊緣國度，其國界常是當年由列強所劃分，如南北越、南北韓之隔。「我們現在好像都在一個現代國家的遊戲裡面，必須遵從地圖上看到的黑色實線，可是經濟和文化是不會被這些實線框限的，人與人仍互相交流，此時邊界是不存在的。」
一直以來，台灣因先天環境所致，孤落於海上，以海岸線為界，與他方有了壁壘分明的區隔。透過旅行，哪怕只是一點點的挪移，世界的幅員好似就更寬宏了一點。旅行讓人鑲嵌入別樣的情境，敏於捕捉新事理，把心打開一點，靠近他者，傾心理解。置身異地，卻時時回望台灣，是她所選擇的位置。
阿潑思及日前上映的電影《哈比人：意外旅程》，片中，哈比人兀自過著安逸的生活，有一天，巫師來訪，問他孩時不是經常走到邊界上，好奇另一端是什麼樣的世界，為何現在不跨出去了？巫師說，所謂的世界並非座落在地圖和書本上，非得跨出去，才能知悉世界的模樣。對阿潑而言，跨出那一步並不意味非得出國不可，「其實台灣就存在非常多文化，但前提是，你必須先意識到這些人的存在，接近他們之後，才會知道原來他們的世界是怎麼樣，也才會知道台灣是怎麼樣。」
〔阿潑作品〕
|
憂鬱的邊界：一個菜鳥人類學家的行與思
|
看不見的北京：不同世界 不同夢想
|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