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真的因革命得到自由？──專訪周軼君《拜訪革命》

《端傳媒》國際新聞主任周軼君（攝影/陳怡絜）

自古希臘的亞里斯多德開始，政治上有一個幾近共識的看法：當一個社會中產階級愈多，這個社會的政治會愈趨穩定。甚至，近代的政治研究還得到一個結論：當一地的中產階級達到一定百分比之後，將導致政治體制質變，發展出民主制度以適應經濟發展的需求。

拜訪革命：從加德滿都、德黑蘭到倫敦，全球民主浪潮的見證與省思

《端傳媒》國際新聞主任周軼君在她的新書《拜訪革命》裡，提出完全不一樣的看法，「事實上，中產卻帶來更多的動盪，中產與中產之間衝突也愈來愈嚴重。」在書中，她走訪近五年間發生政治動盪的地區，追究這些當地的「革命」如何影響國家的命運。從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開始，埃及的穆巴拉克下台，利比亞格達費倒台、到巴林、科威特、伊拉克的衝突……

革命像燎原之火，燒了又滅，滅了又起，「以前我們以為，生活過不下去了，經濟不好，才會有革命，但這幾年發生革命的國家，經濟都相對穩定，像埃及、突尼西亞，革命之前，不管GDP還是基尼指數（測量貧富差距）都是比往年還要好。」埃及的革命口號甚至是「不為麵包，為自由」，在廣場上抗議的人們，幾乎全是國家的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成為革命的主力，「不管是中東的阿拉伯之春、香港的雨傘運動、台灣的太陽花，運動發生的趨力不再是政黨，都是人民主動，這些運動的國家都擁有較高度自由的網路空間。」科技成了革命的助力，「以前你不知道富人過什麼生活，現在網路容易看到上層階級的生活樣貌，於是增加了人們覺得不公平的感受。」

加上全球化，中產階級之間還有不同的矛盾，「像是中國興起大量中產階級，仰賴輸出大量商品致富，而中國的中產富了，可能危害的是美國中產的工作。社會主義講無產階級團結，在當代的各國中產則有利益的矛盾，更不可能站在一同一陣線了。」未來十年，全球的中產人口將大於貧窮人口，但這並不代表政治趨於穩定，結果還可能相反。

（攝影/陳怡絜）

而身處革命風暴的人們真的因此得到想要的自由嗎？這也是周軼君寫這本書的動機，2011年她被派到埃及採訪反穆巴拉克的群眾運動，三年後，「埃及狀況並不如當初樂觀，有人在微博貼出我以前的報導，留言：『妳看他們現在過得什麼樣？』我也想知道，為什麼當時大家充滿希望，而後來卻變成這樣，所以重回現場。」

不僅是埃及，土耳其、利比亞……「我重回採訪的人，有九成是過得比以前還差的。」要自由的埃及，甚至出現了跟革命當時完全相反的口號——「不要管自由了，先給我麵包！」這些群眾運動大多自發，沒有組織領導，而運動激情過後，也沒有組織能夠有力延續廣場上的力量。眼看一個強權下台，但沒有政治影響力，只能眼睜睜再看另一個強人上台，民主、公平、正義並沒有應革命的承諾而到來。

所以，革命只是南柯一夢，一場枉然？

周軼君走訪各個發生抗爭的廣場，她形容抗爭的當下，群眾氣氛充滿純粹的希望，不同族群的差異都在那個運動時刻被抹平了，「但革命過後，社會會快速分化。有人說：當時的廣場太美好，汗水淚水都在邊，可以獨立建國了。」對比後來的分化與挫敗，簡直是不堪回首了。

這是一個既絕望又充滿希望的時刻，周軼君認為，「對他們來說，人心已經被打開了，火種被點燃了。門一旦打開，就很難再把它關上。」比如，土耳其少女歷經了這場失敗的廣場運動，失望之餘，但她卻有了勇氣對抗父母的期待，選擇自己的路；埃及商人在革命之後期待雖落空，但投入草根的宗教運動，企圖為自己的國家前途找到解答。

（攝影/陳怡絜）

身為《端傳媒》國際新聞主任，周軼君提到一則這幾個月點閱率極高的國際新聞：印度一名絕食抗議16年的女子結束了抗議，結果遭到當地民眾唾棄。為什麼這則地方新聞能引起華人世界共鳴？「也許，大家都在關心，革命後，這些領導人物選擇了怎樣的路吧。」

近五年發生在各地的「革命」像是一場又一場接力的煙花秀，熱鬧過後，看似又回到了原點，周軼君不這麼認為，「歷史是一個螺旋緩慢上升的過程，現狀看似退回原點，但也許正緩慢上升。革命都是進行式，沒有盡頭的一天。這段時間的革命還沒結束，但肯定是不會回到過去。」

《拜訪革命》隱然的提出一個問題：這幾年發生的革命，將何去何從？書的後半段，回到英國、德國、瑞士這些「資深」民主國家，從這些國家現存的政治衝突企圖找到出路：就像瑞士的直接民主、德國的兩德融合過程，政治衝突都是回到各個國家的歷史文化脈絡裡解決。相同的道理，中東國家的各種革命，最後仍需回到國家最基本的價值衝突（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裡找到妥協方式。

至於，歷史會走向怎樣的目的地？周軼君雖對未來帶著樂觀，但仍謹慎，她引用《世界是平的》作者湯馬斯．佛里曼的話：「如果巨象起飛，你沒有預見它的發生，也就別瞎猜它會飛到什麼地方。」她說，全球中產興起也像是一頭騰飛的大象，沒人能知道會飛到哪裡，「但是僅僅從眼下來看，這些起而抗爭的中產人士，仍在舊世界的沉重陰影下，匍匐在地，難以飛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