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到對面（異性戀）男孩房間的方法 ──讀潘柏霖《不穿紅裙的男孩》

異性戀男孩在捷運上叉開腿來大搖大擺晃，穿球褲搭長襪加拖鞋，十三不靠上下不搭，吃的簡單不脫大奶微微或奶雞，鎮日開口沒正經也不脫大奶和雞。早八第一堂課經常睡過頭卻老要你幫他佔位子，他在球場上展露動物性反射神經，生活裡只有植物根莖似粗神經，總是好自在，自己一個時區，有時從矇著頭的外套探出頭來對你說些好傻好傻的話，「寶貝兒，如果你是女的話…..」，鬧你的時候全無分寸是關門放狗了又是撲倒又是摸，滿身他的口水還氣味你沒好氣要他別來了，等真的沒來，那時你看著隔壁椅子空空的，說不出心底一股惆悵好滿好滿。

意難忘，異男忘。台灣同志文學裡有一個定番是寫同志愛上異男的故事。每個同性戀男孩的成長故事尾聲未必會遇上一個愛他的GAY，但每個GAY背後絕對有一個註定沒有結局的異男。距離產生美感是硬道理。異性戀故事裡的同性戀總住在異男隔壁，方便門禁時間過了異性戀能爬窗子進來，以及想哭的時候有個地方靠。而同性戀故事裡的異性戀則一定住在對面，那是劉若英的一首歌，「對面男孩的房間」，重點是「對面」。總是在另一頭，Over the rainbow，所以好奇，所以眺望。但終究是進不去的，再靠近，依然是對面啊，到底有隔。在同志文學裡，那到對面房間的距離，多奮力趕路以及其終將失去的，經常就是所謂初戀，或刻苦銘心的愛。

得不到的愛是永恆的愛。當大部分同志故事還對異男高唱范瑋琪的〈到不了〉。潘柏霖小說《不穿紅裙的男孩》則把劉若英〈對面男孩的房間〉倒過來Rap。如果這一回，小說的敘述者偏是對面房間的異性戀男孩呢？於是，一整個世紀台灣男同志搞搞弄弄總是不得其門而入，潘柏霖一下子就讓我們出來了。

不穿紅裙的男孩

這會兒同志凝視／窺看／意淫的對面異男房間把玩的那根望遠鏡（有時是放大鏡，視乎他想看哪個地方，或部位）被顛倒過來，從另一頭望回來。同志文學這條過道上長期擺放並形成某種審美標準的經典擺設都在，例如，兩個男人之間一定會殺出另一個女人，例如故事總為了製造交配還是交惡機會而讓兩個男孩去遠足（然後一定是失足）、被惡霸罷凌、同志偷吃……但潘柏霖就是個小壞蛋，同中求異，他稍稍挪動這些經典的對位關係和配置，便讓你早已熟門熟戶摸著眼睛都會走──所以看的時候也將就著就過去的──故事套路開出第二道門，例如，異男這回煞到的女孩是變性人？例如，男同志這回已經有了男朋友，人家看起來愛情鐵鐵的哪有你插，和插手的餘地…...

而真正重要的是，那個扁薄成對面房間的窗戶上一張貼紙式影子，方便同志射，或投射洶湧愛意的異性戀男子，第一次取回了身體，也長出了心。《不穿紅裙的男孩》是一個很「異」的故事。潘柏霖豈止帶我們走進異男的房間（洗衣藍上丟著BVD內褲和白色NIKE運動襪？有一種不設防，才方便男同志色情故事裡你偷偷把它的氣味帶回家），也帶我們走入異男更深的裡面，第一人稱敘事觀點很好的表現出一個青春期男孩那內心和外表都在地殼擠壓噴出無數熔漿的侏羅紀，口吐芬芳，髒話和各種吐槽啦垃圾話漫天亂噴，恐龍到處亂走，隕石正要掉下，卻又「有一點點帥/有一點點囂」，百分百中二。

異男不傻啊，你以為異男大又粗，我是說個性五大三粗，但心裡也有個少女跪坐草地上在剝花瓣，應該嗎？不應該嗎？應該嗎？不應該嗎？......他也是會痛的，也有愛的。他也有很多掙扎。這是《不穿紅裙的男孩》為什麼該去看。同志在愴痛後成長，那異男呢？小說裡主人翁心裡不停冒出作圖小編和各路粉專，一會兒帶風向一會兒端正視聽，牛仔很忙，異性戀男孩更忙，他雞掰別人，卻又噁心自己。一邊告訴自己要性別正確，卻又忍不住對僅僅是政治正確來點不正確的痛擊，偏偏嘴跟不上心，心和腦又各自兩邊。老想做對，拼命搞砸，越不要怎樣，越會怎樣。

那種異，其實又很同。潘柏霖會寫，不是因為他多會寫異質，或異男，應該說，他很會撩。他知道怎麼讓你心動──但不是讓異男無事殷勤那種，給你很多花，在大雨中窗戶下為你唱情歌，那種一往情深，要的不是戀人，而是奴才。潘柏霖會撩，在於他總能創造一個異音。或說，他擅寫關係裡的蹊蹺。不是謎片，只是有點謎。例如，小說裡的「我」分明是鋼鐵直男，鐵錚錚不容掰彎，但為什麼吻過他的男孩朋友呢？為什麼這個異男總是護著從小一起長大的「他」，難割捨，放不下？然後說起很傻很傻的話，作很笨很笨的事情。

這樣一本明寫異男的小說，又總能讓我輩傻GAY小心肝蹦蹦跳兒，正在那個謎，那不就是異男的魅力所在嗎？「是誰，在敲打我窗？」，那是因為裡頭有一種游移，以及猶疑。當我們談論性別，潘柏霖不寫性，卻擅寫別。有別，卻又別得不是那麼清楚，想撇開，就又撇得得不那麼乾淨，那時候，青春不是直線，關係裡所有的迂迴、困頓，失敗或是退後，忽然有一種超乎性別分野超乎政治正確之外的光彩──一個異性戀男孩為什麼為了一個臭GAY作這些事受那些苦？──你抓不到邊，卻依稀能感覺到「這裡頭有什麼」。但「什麼」之所以可貴，就在於，他只是「什麼」，潘柏霖甚至像絕命毒師把那些感冒藥假麻黃搞搞弄弄蒸餾還結晶把它純化，「這批好純的」。秀一波卻不是情慾，而是某種情感。小說之美在這裡，是《與龍共舞》裡十一姑發功，「熱熱的」、「刺刺的」。無比確認，卻又很朦朧。不要說破。僅僅只要去感受就好了。

一個題外話是，我以為小說真正的「異」、「異質」，是來自整體設計，他有一種根本性的歪斜，潘柏霖一邊讓小說裡的傻異男不停思索政治正確，但小說家一手炮製的世界觀本來就很不正確，一個藥廠或是複合型超企業體擁有商業以外「市場上看不見的手」，看起來似乎能深入法律或是社會面進而控制人們生活成為新世紀版本的《美麗新世界》，這裡頭有神祕生物會寄生在人類影子中，而人類可以選擇動手術讓自己變成動物，「然後你再去動物園看那些曾經是你爸爸媽媽哥哥姐姐的畜生禽獸？」。孩子們服用政府此前允許的舊型藥物方式是「用白色便條紙捲成煙卷的形狀，用另一張便條紙將散在桌上的粉末推整齊弄成大製衣條，用紙煙卷直接吸一口氣」…….凡此種種，我說這不該是《猜火車》或是《裸體午餐》那類壞痞子「我想怎樣對待自己的身體是老子的事」、那種嗨多了面前景物皆潰散變形、人變得像動物，或是透過種種感官和行為上的過激對體制比出個大大中指，但在《不穿紅裙的男孩》中，與其說毒變成藥，不如說，小說家把「樂」變成藥──現實世界裡的狂放，種種驚世駭俗或是挑釁，終究被馴服了，進入體制裡，「也就只是這樣了」，那使得這本小說有一種藥後的憂鬱，或退癮時的動物性傷感，如果一切終究「當時只倒是尋常」、「連這一點犯禁都被收編了體制化了」，那過往無分同志還異性戀的經典成長敘事中──借用《藍色大門》台詞是「「總是會留下一些什麼吧，留下什麼，我們就變成什麼樣的大人」──在潘柏霖的小說中也被顛倒過來了，「變成什麼樣的大人了，但還能留下什麼？」

猜火車

裸體午餐(經典完全復原版)

我忽然恍然，同志文學自有一種怪，乃至怪異，但坊間這麼多同志文學卻越寫越同。於是我們連哀愁都流水線統一製造。而異男要有多異，在同志眼中也不過一種同──總歸就是那得不到的。《不穿紅裙的男孩》之所以突出，並不只在於他用異男反寫/反觀/反攻，而在於他本身就是對文學或世界的根本性偏移。你還覺得窗口不正呢，其實房間本來就歪斜。說起來歪嘴配破碗是一種絕配。身正哪怕影子斜，但影子斜了，身體不就可以軟軟的歪來倒去了嗎？那是潘柏霖小說打從骨子裡的壞，還有壞掉的魅力，超級歪，十足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