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四十自述》裡,寫了他的童蒙歲月,除有鮮明淑德的女性母親形象外,我們還讀到胡適小時嗜讀古典白話小說,不喜民間信仰,推倒神像,假裝神明降身的趣事。以現今的我回寫幼年的記敘,自不能說是虛構,然明眼人大致也可理出這些文字,為日後胡適主張白話,反對迷信的新文化運動中,埋下一些合理的基礎。
余先生反其道而行。選擇甚麼,敘述甚麼,我為什麼會成為這樣的我?這是《余英時回憶錄》所探詢的問題。它讓這部回憶錄顯得與眾不同,這並非一種凝固成就的方式,而是在時間的脈絡中,不斷思考與質疑,當初的我為何會有這種判斷或決定,他以問學的思索,追問的是自己的人生,思考與實踐。
余英時先生在序裡,清楚交代這本著作的由來。它起自中國學人李懷宇對作者的口述訪談紀錄,增改審定的過程中,余先生鄭重思考到「如何將這一特殊歷史階段的重大變動在訪談稿中呈現出來,其意義遠大於追溯我個人生命史的發展」,故從已有底本的基礎上,轉化敘述重心,親自動筆撰述,寫就這本回憶錄。
本書大致可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著重余先生一九四九年離開中國之前的年少經歷與見聞,包含紀錄幾次重要的精神變異。如十三歲時招致文字禍一夜成長的經歷,其次是中共建政後,申請入團(加入共產黨)感染宗教狂熱與左傾毛病的經過,最後則是他南下探親,在一進入香港感受到的自由之感。這幾件被記錄下的事,不僅僅是個人生命史,它們深深地嵌入時代的歷史與同時代人們的意識之中,甚至在少年時代的余先生都無法擺脫與解釋。
同時,他亦寫年少長居鄉間的生命經歷,對他的學術如何產生啟發,特別在對五四運動的認識與親歷共產主義風潮的紀錄,尤有可觀之處。
燕京大學未名湖和水塔,余英時住宿的「第二食堂」,即在未名湖旁邊,當時曾在湖上學溜冰。
第二部分轉往香港,記述新亞書院的學人,如錢穆、唐君毅等人的互動。其次,通過書寫「第三勢力」與投入雜誌編務的參與,側寫彼時海峽兩岸對知識分子的忌憚,連余先生都不免為國民黨遭所壓制,為求赴美訪學,被迫成為無國籍之人,長達十數年。以文字見證彼時香港的自由氣氛與流亡學人對於民主、自由精神與維護中國人文傳統文化的堅持。
(左)余英時和二伯母張韵華女士合照,約在1947年北平,英時生時(1930年)母亡,由二伯母扶養至1946年。(右) 余英時1955年10月3日在香港啟德機場,乘泛美航空公司飛機去美國。
回憶錄末章,專寫從訪問學人到正式取得博士學位,留美任教的心路歷程。與前兩個階段略有差異,世事的紀錄少了,筆墨多在學術取徑與哈佛師友間的互動過程。即便如此,末節先寫與張光直的情誼,再述張先生在「心向祖國」的驅動下,兩人漸生芥蒂,具體而微反映出七八十年代,部份海外學人對中共政權嚮往的心態。尚值一提的是,余先生寫下哈佛三代學人史,觀察他所熟知的同一代學人,如何在兩岸對學術的禁錮之下,無奈地不循前人之路返國服務,而最終留美任教的決定。
余英時的兩位業師錢穆(右)、楊聯陞(左)。
簡要勾勒後,我們發現本書與其他回憶錄撰述者的重大不同。後者所作經常是在人生經歷中,置入歷史背景,彰顯在變動下自身如何抓住機遇,揚名立萬。
余先生恰恰不同,他將自身的或同時代的人嵌入歷史,突顯鉅變的大潮,如何推動人們的抉擇。時代為緯的記敘中,余先生夾議夾論,以史家的思考進行評析,如補述清末知識人,在傳統儒家文化的「均」與「公」、「私」的影響下,未能清楚辨析,輕易地接受了共產主義成為救亡之路的原因。
回溯過往,余先生從不諱言曾經有過的迷惑與執迷,也書寫如何有意識的在更多的研讀中,逐漸擺脫桎梏,辨析與確認自我的思考意識,這樣的親身經歷,或者也是近年來,余先生多次在著作與公開發言中,大聲疾呼人們需以「人文精神」鍛鍊公民社會來防止暴政的主因。
這讓余先生的回憶錄,有著截然不同的敘事與學術高度。
當然,余先生簡要、明白、曉暢的寫作功力,讓這部作品增添了更多的可讀性。
若讀者們今年只願讀一本人物傳記,《余英時回憶錄》會是讓人真正有所得的精彩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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