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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枷鎖如何讓「倖存者」變成「加害者」? ── 一月選書《我的應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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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應許地:以色列的榮耀與悲劇

我的應許地:以色列的榮耀與悲劇

以色列是什麼?《我的應許地》作者亞瑞.沙維特會顛覆你既有的刻板印象。

以色列是一個憑藉高科技與創新企業在比台灣還小的國土上蓬勃發展的經濟奇蹟?

沙維特說,是的,但未必。以猶太人的勤敏與智慧,加上早期以色列政府的宏觀遠見,他們一度締造奇蹟。2004至2008年,它的GDP是5.2%,金融風暴後還有4.7%。然而,就像台灣上一個世代投資規劃的科學園區,如今被少數科技業大亨收割進的私人口袋,沒有惠及全民,1990年代之後奉行新自由主義的政府讓以色列充滿嚴重的分配不均:「市場足以取代國家的錯覺,使以色列人失去能促進公共利益的國家。政府無力約束市場力量。沒有政治團體為以色列多數人發聲,支持勤奮工作積極進取的中產階級。」

以色列是一個被充滿敵意的阿拉伯人包圍、但能以優勢武力一擋百的軍事巨人?

沙維特說,是的,但未必。以色列的空軍曾經是西方世界最優秀的空軍,在1967年的「六日戰爭」中創下在三個小時內擊潰四個阿拉伯國家的空軍的輝煌記錄。但是,如今,面對伊朗的核武威脅,以色列後知後覺、宛如一盤散沙,特拉維夫有可能淪為下一個廣島:「在21世紀頭十年和德黑蘭交手的,是一個孱弱且注意力分散的西方,對伊朗發展核彈之路不構成阻礙……以色列人過了40年相當不錯的生活,以色列愈來愈志得意滿。以色列人已經忘記他們有多幸運,也不再思考一旦核武壟斷被打破,他們的命運會是如何。」

以色列是一個活在大屠殺陰影中、不眠不休向世人宣傳納粹罪惡的猶太國家?

沙維特說,是的,但未必。在剛逃離人類史上最大浩劫的五〇年代,一群終於可以享受到最基本的尊嚴與安全的新以色列人,寧可拋棄對過去的痛苦回憶:「可是猶太大屠殺在以色列國內完全沒有地位。社會期望倖存者不要說出他們的故事……以色列共同體拒絕創傷、潰敗、痛苦,以及悲慘記憶……以色列的訊息明確:別吵,我們正在建造一個民族國家。不要顧影自憐……現在不是回憶的時候,現在是遺忘的時候。」

但沙維特的《我的應許地》不只是一本《這才是真實的以色列》。探索真相確實是本書最大的美德,但沙維特更大的企圖在於為以色列把脈。他像一位醫生,以色列是他的病人,一位摯愛的病人,他因以色列而生,為以色列而憂。他想要知道以色列究竟從哪裡來、病灶何在、誰開得解方有效,以及,最重要的,她要怎麼活下去?

為此他展開了漫長的旅程。翻閱文獻、尋幽訪勝,企圖理解飄零千年、受盡苦難折磨的猶太先祖如何來到這裡。猶太復國主義如何化為行動?十九世紀末的西歐猶太人決心割捨在歐洲的舒適生活的動機是什麼?在「大離散」後兩千年終於在故土重建家園的滋味又是什麼?近代猶太民族主義的神話如何被建構?1948獨立戰爭之後的以色列如何胼手胝足地在強大的工黨政府領導下固守好不容易得來的「應許地」?同時,沙維特也與當代最能代表以色列的智慧與成功的人對話,包括全球知名的文學家艾默思.奧茲(Amos Oz)、全球第四大咖啡公司的經營者米夏爾.史特勞斯(Michael Strauss)、堪稱《捍衛戰士》中湯姆.克魯斯一角之原型的偉大飛行員科比.里赫特(Kobi Richter)。

對沙維特來說,猶太人是勤奮、睿智、愛好和平的民族,但19世紀末出現在東歐、中歐大規模的反猶太風潮背棄了他們……「忠心耿耿的歐洲之子發現歐洲不肯接納他們。歐洲嫌他們一身臭氣。一夕之間,歐洲母親散發一個全新、陌生的眼神。她即將失去理智。他們看見在她眼中跳舞的瘋狂,他們知道自己必須逃命求生。」隨後,大屠殺發生了。兩千年來無家可歸的他們發現現在連苟且偷生的權利都沒有。於是,在強權的政治妥協之下,他們抱著最後一線希望前往今天的以色列,展開艱辛的復國之旅。不是為了征服,不是為了殖民,而是為了存活,為了有一個家。

然而,一如我們所知,巴勒斯坦人不這麼看。猶太人來了,原先只是在阿拉伯人的土地上蓋了自己的村子,新移民創造的商業讓原住民也有了工作與繁榮。確實有那麼一段時間,雙方和平共處,所有人都受益。

但是,「兩支民族共用並爭奪同一塊國土」的矛盾與猶太人曾經受到的迫害同樣真實。不幸的是,「調停住在這塊土地上的兩個民族可能不在人類能力所及範圍內。他們不會放棄追求他們眼中的正義。我們不會放棄我們的生活……」

戰爭爆發了。砲火下沒有道理、沒有人性可言。合理的殺戮、不合理的殺戮,愛國的軍人、血腥的劊子手、無辜的受壓迫者、恐怖的叛軍,界線模糊,恩怨不由分說,仇恨越種越深。

在序言裡,沙維特寫到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人的衝突成為他自從孩提以來兩種最真實的記憶:一是畏懼被阿拉伯人掃進大海裡的「恐懼」,二是為了反制阿拉伯人而展開的殘酷「佔領」。複雜交織的情緒來自於以色列尷尬的歷史處境:一個受盡欺壓、幾乎被滅絕的民族,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得在世界上最險惡、衝突最頻繁的地區活下去。以色列是西方世界中唯一生存受到威脅的弱者,作為回應,她讓自己成為西方世界中唯一對他人進行軍事佔領的惡霸。

以巴問題是以色列這個中東小國最深、最痛的病灶。《我的應許地》觸及的許多議題都環繞著以色列人該如何與巴勒斯坦人共處這個終極問題展開。沙維特在處理以巴問題時展現出來的坦誠與專注,是本書最珍貴的特色,也是掀起巨大爭議之爆點。這反應在三個層次上:

首先,就像中國的南京大屠殺、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在當代華人、東亞世界總是能掀起無盡的情感波瀾與學術爭辯,以巴衝突的是是非非也是燙手山芋。因此,沙維特在記述時總是力求資料的周全與細膩。譬如說,在第五章〈盧德屠城記〉中,針對1948年7月12日一場以軍對無辜阿拉伯俘虜的屠殺,他分別從四個人的角度來試圖還原事發經過的全貌,包含當時的以色列軍政長官古特曼(Shmaryahu Gutman)、匿名的旅長與對清真寺發射火箭彈造成70位無辜百姓死亡的基層軍人「推土機」,以及在這場災難與後續的驅離中倖存下來的巴勒斯坦人奧特曼(Ottman Abu Hammed)。多元的視角難免冗長、瑣碎,但非如此無法還原一場具有重大倫理、歷史意義的衝突的全貌。(按:以色列駐台代表游亞旭〔Asher Yarden〕在為本書所寫的推薦序中主張這場「盧德屠城記」根據其他學者研究並未發生。)

其次,沙維特一點也不刻意隱瞞以色列人極端主義者的狂熱與荒謬。譬如說,在第六章〈佔領屯墾區〉中,他採訪了屯墾政策的兩位主要推動者──華勒斯坦(Pinchas Wallerstein)與艾茲錫安(Yehuda Etzion)。他們的狂妄在旁觀者看來令人髮指。關於耶路撒冷,艾茲錫安說道:「聖殿山上的清真寺是對以色列民族、以色列歷史和上帝的羞辱。炸毀清真寺將使我們直達天堂……它將發揮洗滌功能,終結舊的腐敗年代,迎接新的純淨年代,以遵循《妥拉》精神的王國取代世俗的以色列國。」

最後,沙維特認真地傾聽敵對陣營的心聲,也勇敢記錄了他從巴勒斯坦人口中聽到最深沉的怒與恨。例如,巴勒斯坦律師達哈拉(Mohammed Dahla,也是沙維特的好友、同事)是這麼對他說的:「猶太大屠殺已經結束,1948年的巴勒斯坦大災難卻仍在進行。猶太大屠殺是對人的大屠殺,1948年的巴勒斯坦大災難是對人和土地的大屠殺。我的族人被趕盡殺絕,我們的家園被摧毀……無論你們使什麼伎倆,你們無法在這裡維持一個具有猶太性格的西方國家……我們將成為主人,你們將成為我們的僕人。」

沙維特之所以願意甘冒得罪政治光譜兩端的大不諱,忠實地在書中暴露以色列極右派的瘋狂與巴勒斯坦人的怒火,有兩個原因。首先當然是為了平衡報導,完整衝突各方真正的心情與企圖。不過,沙維特撰寫本書並不只是為了客觀但疏離地描述以色列面對的問題,而更在於為他的母國尋找出路。他相信,以巴問題、屯墾區問題是以色列的絕症。這個絕症如果可以治療的話,第一步是讓病患承認它、接受它。唯有清醒地面對真相,讓世俗派以色列人理解極端正統派、讓左派色列人理解巴勒斯坦人,溝通與和解才有可能。儘管稟筆直言讓沙維特幾乎得罪了來自左右兩端的所有人。

也因此,儘管沙維特在25歲時就發表了譴責約旦河西岸屯墾區的文章,在34歲當爸爸的前夕投書《紐約書評》揭露加薩居留營裡的罪惡,但是,在《我的應許地》中洋洋灑灑記載了以色列人的諸般暴行與罪惡之後,沙維特並未完全倒向反戰、同情巴勒斯坦人的一方。這固然是因為作為最早一批從歐洲來到以色列勘查的建國先賢的曾孫,他對以色列有根深蒂固的認同與熱愛,更因為他清楚意識到以巴之間的矛盾原比一般人認識到的更深層、更無解。在他看來,腐蝕以色列復國之合法性的不只是1967年後加薩走廊與約旦河西岸出現的屯墾區,而是1948年誕生的以色列國。對巴勒斯坦人來說,以色列這個國家存在的本身就意味著非法侵佔巴勒斯坦人世世代代居住之土地。他們要的不只是奪回佔領區,而是整個以色列。「以色列作為中東地區的非阿拉伯民族國家,其存在本身就是對阿拉伯民族主義失敗的見證。」

最終,沙維特做出了他的決定。他譴責以色列的政策,但肯定以色列的存在。他痛心以色列曾經犯下的暴行,但決心背著道德枷鎖前進,因為以色列沒有選擇。在帶領讀者目擊盧德屠城記的悲劇之後,他做了如下結論:

我該洗掉手上的猶太復國主義嗎?我該背棄執行盧德不義之舉的猶太民族運動嗎?……盧德是我們故事中不可分割且至關重要的一部分。當我試圖坦誠以對,我看見選擇的殘酷:為盧德拒絕猶太復國主義,或在接受猶太復國主義的同時接手盧德。有件事我毫無疑問:旅長和軍政長官對多年後譴責他們在盧德所作所為,但享受其行為換來之果實的虛偽以色列自由派人士,完全有理由憤怒。我譴責「推土機」。我不接受狙擊手。但我不會指責旅長、軍政長官和訓練團的男孩們。恰恰相反。倘若有需要,我會支持這些被指責的人。因為我知道若不是他們,以色列國根本不會誕生。若不是他們,我根本不會來到這世上。他們所做的骯髒工作,使我的族人、我自己、我女兒和我兒子們得以生存。

這是一個經得起道德檢驗的答案嗎?每位讀者可以基於自己信仰的價值為沙維特的論述定生死。對同情巴勒斯坦處境的人來說,沙維特的反省或許顯得為德不卒。然而,我們或許應該試著理解,沙維特並非只是在一個類似「電車難題」的思想實驗中做出選擇,這個選擇不背負任何歷史與情感包袱,也沒有任何現實影響力。相反的,兩千年前坍塌的第二聖殿、猶太人的「大離散」、納粹的屠殺、歐美強權的政治妥協、猶太人認同的逐漸瓦解、狹小的國土裡居住了兩個民族的事實,並沒有留給以色列人太多的選擇空間。而沙維特比誰都清楚他這個選擇無論是對他自己、對巴勒斯坦人,都不樂觀:「我們住在同一個城市、國家、國土。我們有共通的價值和信仰。但我們之間擋著一道可怕裂縫。我們的命運會如何,達哈拉?我在黑暗中納悶。我的女兒塔瑪拉,你的兒子伍瑪爾,他們的命運會如何?我的土地、你的土地會如何?」

痛恨以色列人對以色列所能施加的詛咒,也許還比不上他們對自身命運的預料:「這個國家能提供給人民的不是安全感、幸福或內心平靜。它提供人們活在懸崖上的刺激。鋌而走險,縱情遂慾,毫不保留的腎上腺素刺激。倘若某座維蘇威火山今晚將爆發,終結我們的龐貝城,被火山熔漿石化的將是:一群認真生活的人。走過死亡幽谷,長期籠罩在死亡陰影下,卻仍盡情揮灑生命的一群人。跳著生命之舞至死方休的一人。」


王家軒
八旗文化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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