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世界哲學史的可能性究竟存在嗎?康德(Immanuel Kant)在探討「先驗」(a priori)判斷的可能性時,引用數學命題作為具體範例,指出這就是先驗的總體判斷,因此這樣的命題是可能的。同樣地,要說明世界哲學史的可能性,我們仍需具體範例來證明。
世界哲學史是一個持續進行的過程。在「世界哲學史」系列套書中所展開的「世界哲學」概念,並非僅僅是簡單的資料彙整或收集。它也不僅僅意味著普遍概念中的「世界」這一抽象事物,更不是對哲學作為絕對精神之流的總結與整理。世界哲學史的目標,並不是全然無差異或無個體性的普遍整體性,而是一種包含多樣性的多元視角。
世界文明的誕生,與人類集體定居於大河流域、建立集權的條件密切相關;而哲學,則有希臘這一源頭。如果僅僅從希臘出發,將哲學視作對知識的狹隘探索,那麼其範圍不管如何,都會是有限的。事實上,直到十九世紀為止,哲學的討論幾乎都侷限於西方世界。
然而,「世界哲學史」企圖探討的,並非這種狹隘的哲學範疇。同時,這也引發了一個新問題:這種廣義的「哲學」究竟從何處顯現?又是如何呈現出來的呢?
人類對原理與起源的追尋,展現出一種無法僅從直接影響關係來推斷的結構性對應。例如,日本的鎌倉佛教與西方的托缽修道會運動,雖然兩者之間不存在直接影響的關聯,卻無法僅視作偶然,而是展現了一種深層結構上的對應。更精確地說,這或許不是單純的偶然現象。若要將這些現象作為應當深入探究的問題,我們便不能以地理區域的限制來理解哲學的發展,而應以共時性的思想排列來整體鳥瞰。同時,我們也必須考量知識矩陣化、網格化的整理方式,因為知識的分布不能只沿著單一時間軸來整理。
鎌倉佛教與托缽修道會這兩場運動,分別出現在歐亞大陸的東端與西端。邊境常常成為新思想的搖籃。當我們回溯哲學的起源時,邊境孕育新哲學的現象,賦予了我們一個全新的視角,讓我們得以重新審視此前未曾關注的思想史配置。
本書是「世界哲學史」系列的第四冊,將以十三世紀為主舞台,探討參與其中的各思想流派,並展示位於歐洲中心的哲學群體與邊境思想之間的多樣配置與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