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家事分工：與父權的討價還價
《第二輪班》首度出版於1989年，30年來三次重版、屢屢再刷，是什麼原因讓這本書成為美國社會學界最暢銷的書籍之一？
如書名破題，雙薪家庭中的女性，除了白天上班，晚上還要輪家務的「第二班」。在當時的美國，已婚女性一年要比男性多出整整一個月的工作時間。加州柏克萊大學社會系教授亞莉。霍希爾德（Arlie Hochschild）進一步想挖掘：夫妻雙方如何看待家務的意義？如何感受對方對家庭的貢獻？如何發展出不同的「性別策略」來維持婚姻生活中的權力平衡，並協商符合社會期待與自我認同的性別特質？
為了回應這些問題，霍希爾德在助理協助下，訪談了50對來自不同社經地位的異性戀配偶，並且觀察了12組家裡有年幼子女的雙薪家庭。在陌生人家庭裡做田野觀察，是一件很困難、也很尷尬的事，研究者只能「盡量讓自己像家裡的一隻狗那樣不引起注意。」透過作者敏銳的眼與生動的筆，讀者彷彿也匍匐在書中十個家庭的客廳與廚房的角落，體察這些夫妻的日常拔河。
本書精彩的田野發現，駁斥了許多常識性的預設或簡化的因果解釋。人們經常認為是薪資高低影響性別分工：所得較高的家庭成員（通常是男性），基於邊際效益法則，花較少時間在家務工作上，或因為財務貢獻高讓他在家中有較多權力。從本書的家庭案例來看，經濟邏輯雖然重要，但無法充分解釋。其中的男性可分成三組：賺錢比太太多的男性，有20％會分擔家事；賺錢跟太太一樣多的男性，有30％會分擔家事。但是賺錢比太太少的男性，反而沒有人分擔家事；因為他們感受到陽剛特質遭受財務威脅，反而更不願意分擔「女人家的工作」。
另一種常見觀點則用性別意識形態來解釋家務的性別分工，但本書內容呈現更為複雜的家庭現實，人們的價值信念與情緒感受經常有重大斷裂。一般來說，藍領階級家庭較偏好傳統性別分工，白領階級家庭較偏好平等婚姻。然而，由於缺乏經濟安全感與工作尊嚴，藍領男性未必能成功扮演養家角色，而貧乏的日托措施、沒錢購買家務與育嬰的服務，讓他們的婚姻雪上加霜。受過高等教育的男性，雖然較認同家務平等分擔，但也要面臨職場上的壓力與同事的競爭。
霍希爾德提出一個極有創意的概念「感謝的經濟學」（economy of gratitude），來描述伴侶之間的權力互動。夫妻間的衝突，往往不源於勞動分工的不均（誰做家事？誰不做家事？），而是文化意義認知上的矛盾（什麼構成對方送我的「禮物」？我們應對什麼心存「感激」？）。當快速變遷的女性，遇上緩慢變化的男性，往往造成夫妻雙方對於「禮物」有不同評價，因而未能互惠「感激」，衍生不滿與衝突。比方說，一位先生認為相對於自己父親或其他同事，他對家務的「幫忙」應該足以讓他得到「新好男人」的美名，但太太認為自己同樣工作了一整天，期待先生更平等的付出。一位太太認為自己的高所得是對家庭的貢獻，但先生可能對這樣的「禮物」不領情，視為對他的男性認同的威脅；當她意識到先生的受挫或沮喪，反而要藉由服侍家事，來展現女性特質，或彌補先生失去的權力。
日常生活的家事分工揭露了女人與父權持續且幽微的討價還價。希望先生分擔家務的女性，很少直接跟先生攤牌，多數人用間接方式表達，如裝無助、裝病痛，甚至以性生活為交換條件。更常見的是，壓榨自己成為「超級媽媽」、削減自己的職場投入，或是尋求長輩的外援、市場的外包，來緩和婚姻內的衝突。
除了資料豐富、分析精彩，本書的寫作風格，更讓它成為美國大學課堂的社會學必讀書。我有幸在霍希爾德教授的指導下進行一年博士後研究。曾經聽她說，每本書她經常會寫兩個版本，第一稿中規中矩，讓她向內心裡的學術大師致敬，其後方可剖去術語、重生血肉，寫出平易近人卻又深刻的公共社會學著作。
親密關係中的情緒政治與性別權力，是霍希爾德多本著作的核心關懷。她的第一本書《情緒管理的探索》，從空服員的工作經驗，提煉出「情緒勞動」的重要概念。她也研究像Google這樣的高科技公司職場，為何讓人們覺得「回家好累，上班反而比較輕鬆」？她訪問教人如何上網交友的專家、規劃小孩生日派對的顧問，探詢親密關係變得日益市場化與商品化，會造成怎樣的後果？甫出版的《在家鄉的異鄉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則因應當代局勢，透過深入訪談美國南方右派支持者，試圖了解投給川普的平民百姓為何如此憤怒與哀愁。
《第二輪班》出版已屆30年，美國社會的性別平等與家務分工有沒有明顯的改善呢？根據當代家庭評議會的最新調查，美國社會的兩性平等雖然有所進步，但1990年代後限於遲滯。所謂的千禧世代（1981─2000年間出生）甚至呈現「性別反挫」的趨勢，他們雖然支持教育與職場上的性別平等，但與家庭與婚姻相關的性別態度，反而趨於保守。調查發現，在1994年，有42％的高中生認為男主外女主內是最理想的家庭安排，採取類似看法的人到了2014年卻增加到58％。當問到職業母親是否能像全職母親一樣與孩子建立穩定而溫暖的關係時，1994年的高中生中有48％認為不能，到了2014年卻增加到60％。換言之，隨著公領域實現較多的性別平等，私領域的性別角色反而更將強化，尤其是男性，偏好傳統的家庭性別分工，認為可以減少婚姻內的緊張衝突。表面上看起來，家事分工單純是夫妻之間的協商，但其實社會制度扮演重要的影響，由於美國的托育公共化程度低，性別反挫的趨勢更為明顯。
台灣呢？在多數的家庭裡，有偶女性（含同居）仍是主要的家務工作者。根據主計處調查，1987年，女性每週從事家事時間平均為33小時，遠高於男性的3小時。女性家務工時到了2000年下降為23小時、2006年為16小時，男性的家務工時則略微上昇到2000年的4小時、2006年的6小時。男女差距的縮小，主要源於女性家務時間的減少（可能因為外食增加、電器協助與服務外包），而非男性的協力分擔。若從家事項目來看，除了倒垃圾、育兒、照顧老人或病人等部分已漸由家人共同分攤，女性負責的多為例行勞務，如打掃、買菜、煮飯、廚房清理及清洗衣物，男性負責的多為偶發性工作，如房屋修繕、水電維修等。
台灣的研究普遍支持資源論的說法，不論男女，個人的薪資增加、職業地位提高、相對於配偶的經濟獨立性高，都會使得他們參與家事的程度降低。但男性的教育程度的影響，則有不一致的發現：教育程度高的男性，可能趨向認同性別平等的意識形態，也可能將其社經地位轉化為相對配偶的權力，反而強化傳統分工。女性的教育程度越高，通常投入家事的時數較少，但由於她們的育兒觀念與方式接近「密集母職」，花在托兒的時間反而提高。也有研究發現，當太太的教育程度高過先生時，差距越大，女方反而負擔越多的家務工作。
我們需要更多的量化與質化研究來探討台灣的家庭生活與婚姻關係，尤其是：不同階級、族群，甚至性取向的家庭，如何發展出不同的策略來協商家事分工與伴侶關係？延伸家庭、公婆長輩在家務或育兒上的干預或協力，對於核心家庭的伴侶關係有何影響？公領域與私領域的性別平等有何連動關係？台灣女性在教育機會與成就上已經愈趨平等，職場上的差別待遇與玻璃天花板仍然存在，但也有所鬆動。相對於公領域的性別主流化，家庭、婚姻場域中的性別革命仍然遲滯。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不婚、不生的趨勢，反映出台灣女性的一種出走策略。少子化如果是國安危機，如何達成托育的公共化、職場的家庭友善、親密關係的民主化，就應該是最迫切的前瞻建設。
藍佩嘉（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序
在我31歲的某個時刻，驅動這本書誕生的一個考量逐漸成形。當時我是加州柏克萊大學社會系的助理教授，有個三個月大的小孩。我想要自己照顧小孩，也想要繼續教書。有幾種可能的安排，但我選了一個很前工業時代的作法：把家庭帶進職場。也就是說，我帶著大衛在巴洛斯樓四樓跟學生進行面談。在大衛兩到八個月大期間，他是位幾近完美的客人。我讓他睡在一個舖著毛毯的小箱子裡（多數時間他就是在睡覺），我也帶著一個嬰兒座椅，讓他坐在上面叮著鑰匙圈、彩色圖畫書、耳環或太陽眼鏡看。有時候等著面談的學生帶他到大樓裡晃一晃。他成為比較害羞的學生跟我談話的話題，有些學生會回來找他而不是找我。我在面談時間名單裡面編造了一個假名字，每四小時留點空檔餵他。
嬰兒的存在就像羅夏墨跡測驗，測試每一個進到我辦公室裡的人。年紀大一點的男性、大學部的女學生，還有一些年輕的男性似乎喜歡大衛，也喜歡帶他來上班這個主意。在我隔壁辦公室是一位74歲的特聘教授，每次他聽到大衛在哭，就會停下來搖搖頭開玩笑說：「你又在打小孩了！」提著公事包穿著細條紋襯衫的教科書銷售員，通常會被箱子裡面的咕嚕聲（有時候會有一些味道）嚇一跳。許多女研究生會遲疑，一方面因為在1970年代嬰兒很過時，一方面因為她們擔心我是在讓我自己顯得不專業、讓女性顯得不專業，也讓她們顯得不專業。我也有同樣的擔憂。在懷大衛之前，我整天都在跟學生會面，接受所有委員會的任務，每天晚上工作寫文章，因此累積了一定的系上對我的容忍額度。我後來就是利用那些容忍額度，帶著育嬰寶盒及那些顯得不專業的咕嚕聲，做一些無助於系上尊嚴與目標的事。我的同事們很少談論小孩，大家談論的主題不外乎研究跟系上的排名——維持第一名還是掉到第二名了？我正面臨申請終身教職的關卡，而這很不容易取得。與此同時，我又希望能像我的母親一樣，成為我兒子心目中的從容母親。從字面上來說，我的確把家庭與工作整合在一起了，但從根本上來看，這樣做只是更加凸顯嬰兒與事業要求之間的衝突。
有一天，一位男研究生提早到了辦公室門外。大衛睡得比平常久，也還沒有肚子餓，我便邀請那位研究生進來。那是我們第一次碰面，他用非常有禮貌的態度介紹了他自己。他對我的研究跟知識品味顯得相當熟悉，或許是回應他的有禮，我也表現地比往常更正式。他開始戰戰兢兢地談論他對社會學的興趣所在，也提到希望我擔任他博士論文口試委員，進而徵詢我的意願。他想向我解釋他是一位聰明、值得信任又聽話的學生，但是他的研究領域並不是由他想研究的對象組織而成，因此問我他可不可以在工作社會學這個題目下研究馬克思的作品集。
在他冗長的解釋過程，嬰兒哭了起來。我拿一個安慰的娃娃給大衛，繼續專注聽他講。那位研究生繼續講。嬰兒把娃娃丟在一旁大聲哭起來，我想要讓一切看起來輕鬆自若，所以開始餵他。在這個時候，大衛用我從來沒有聽過的尖叫聲大哭。
那位研究生把翹著的腳放下來換另一隻，保持禮貌性的微笑，輕輕咳了一下，等嬰兒停止大哭。我跟他說請讓我暫停一下，抱著嬰兒來回走動試圖讓他安靜下來。「我以前沒有帶他來這裡一整天過」，我記得我說：「這是一個實驗。」
「我自己有兩個小孩。」他說：「他們住在瑞典。我們離婚了，我很想他們。」我們交換了互相支持的眼神，多聊了一些我們的家庭生活，很快地嬰兒安靜下來了。
一個月後，這名研究生約了第二次面談。他進到辦公室正襟危坐。「霍希爾德教授，就像我們上次討論的……」他沒有提到上次那個對我來說是個創傷的小片段。令人非常訝異的是，我依然是霍希爾德教授。他依然是約翰。這樣的權力關係不論發生何事依舊持續下去。
回想起來，我覺得我有點像《獸醫杜立德》裡面那隻有兩個頭並各說各話的馬。一邊感到鬆了一口氣，因為媽媽的角色並沒有減少我的專業地位。但另一方面，我不解為什麼辦公室裡面的小孩不能偶爾是「正常」場景的一員。我的男性同事們的小孩在哪裡呢？
有一部分的我羨慕我的男同事們，他們對於要不要把小孩帶到巴洛斯樓沒有任何困擾的選項，但他們上班的時候知道自己的小孩會有另一個人好好照顧著。有時候我遇到男同事在跑步機上運動（這在學術圈很受歡迎，因為不花時間），接著要去青年活動中心見太太跟小孩時，這種感覺特別強烈。當我見到太太們傍晚時開著休旅車停在樓下，手撐在窗戶上，兩個小孩在後座，等待著匆匆忙忙提著公事包下樓的男同事時，心裡也特別有感受。那看起來是他們很開心的時刻，讓我想起那些夏天的週五傍晚，我哥哥跟我爬進我們的哈德遜老車的後座，媽媽提著野餐籃，開車載我們從馬里蘭貝賽斯達北上到華盛頓特區找我爸爸。他會拎著公事包，從他工作的政府辦公大樓階梯上匆忙地走下來。我們會在傑佛遜紀念堂周圍的潮汐湖野餐，爸爸媽媽分享他們的一天，還有接近週末的心情，然後回家。看到類似的場景，我感到內心某種東西被撕成了兩半。因為我既是那個提著公事包衝下階梯的人，也是帶著晚餐野餐盒的母親。我兩者都是，又兩者都不是。大學依然是為了這樣的男性存在，而家庭依然是為了這樣的女性存在。休旅車裡的女人跟提著嬰兒籃的我，都在努力「解決」工作家庭平衡問題。如今，不管哪種情況，女人都付出成本。家庭主婦的代價是被排除在社會生活的主流之外。職業婦女的代價是，進入了有如發條的職場，只剩下一點時間與情緒精力可以養育家庭。女人的事業留給女性這麼少時間，因為職場本來就是符合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模式而設計。在職業跟家庭的安排之間，家庭就像是大學的福利機構，而女人是社工員。如今女性在這樣的機構裡面工作，卻沒有社工員的津貼。我在研究過程不斷聽到職業婦女說：「我真正需要的是一個老婆。」但或許她們不需要「老婆」，她們需要的是重新設計的職場，設計給關心家庭的員工的職場。職場的重新設計，無法在革命缺席下進行，這場革命從家裡開始，再到工作場合上——大學、公司、銀行與工廠。
進入職場的女性數量日益上升，但僅少數在其中取得高位。這並不是因為女性藉著「自我歧視」讓自己的進取心冷靜下來。也不是因為我們缺乏「榜樣」。亦不是單純因為企業與其他機構歧視女性。而是職場體系藉由適合半數人口的男性規則，阻礙了女性。律師、醫師與商業人士的人數比例中，女性佔不到一半，是因為男性不分攤養育小孩與照顧家裡的工作。男人在這些工作的結構裡思考與感受，而這些結構預設了他們不需要做那些家裡的事情。男人奉獻給工作以及從工作中復原所需要的長時間，經常都是從家裡那些沒有講的故事、沒有玩的投球遊戲，以及沒有被擁抱的孩子們身上拿走的。
從事第一輪班以及全部第二輪班工作的女性，無法以男性的遊戲規則與之競爭。她們發現在30歲前後正是養育小孩的黃金時光，也是事業衝刺的關鍵時刻。眼見這個遊戲是設計給沒有家庭的人，某些女性都無心投入了。
因此，從工作體系觀察可以看見一半的問題。另一半則發生在家裡。如果再也沒有提著野餐籃的母親，那麼誰要取代她的位置？新的職業婦女會把小孩塞進辦公室嗎？辦公室會開先例讓小孩待在裡面嗎？還是說，小孩也會出現在男性同事辦公室，或辦公室以外的日常生活中嗎？男人與女人會允許自己如何感受？他們在工作上有多大的野心？對小孩有多少的關愛？對伴侶有多大程度的依賴？
大衛出生後五年，我們生了第二個小孩加比列。我的丈夫亞當有帶任何一個去上班，但總體來說我們平均分攤照顧他們的責任，他也像母親一樣關愛小孩。在我們的好友圈裡，男性也是如此。但我們身處非常不尋常的環境：中產階級的工作、彈性的工作時間，還有支持性的社群。這些特別的環境，使得如我與我朋友們這樣的女性顯得「幸運」。有些女同事問我：「你一定很辛苦才爭取到這些吧？」但事實上我沒有，我只是「幸運」而已。
曾經是佔據我辦公室一角的嬰兒，現在大衛自己也是個忙碌的職場父親。職場母親比起那個時候，有從伴侶身上獲得更多的協助嗎？這個問題解決了嗎？
從我學生身上聽到的，這個答案是否定的。跟我談話的女學生們對於能不能找到一個願意分攤家務的男性並不樂觀。而那些另一半有在分攤家務的女學生們，依舊認為自己的狀況「不尋常」。另一半不分攤的女學生們覺得自己的狀況是「正常的」。
在我結束訪談後開車返家路上，我再度思考關於感到自己「幸運」這件事。一位母親，本身是銀行行員，有兩個年幼的小孩，包辦幾乎所有家事，在訪談尾聲，她跟其他許多女性一樣，以談論自己感到多幸運作結。她在清晨五點起床，在出門上班前處理家事，回家後要求她先生幫這幫那。在我看來她並不幸運。她覺得自己幸運是因為她的先生比起她所認識的男性們的「行情」（going rate）做更多嗎？我漸漸發覺，若妻子包辦、「做很多」或「分攤」家務，幾乎沒有丈夫會說「覺得自己很幸運。」他們完全不會提到幸運，而那位銀行員跟我，都身為隱形的女性大軍中的一員，人人都因為自己的丈夫比別人多做了一些家事，就覺得自己比其他女人「更幸運」一些。但如果說，取得平等協議的女性，由於這份協議很難得、稀少、罕見，就覺得自己比別人「幸運」（哪怕男伴只分攤一點點，我們都會感到自己是「幸運兒」），那麼，或許有些事情從根本上就出了錯，包括男性在家中大概要有何種面貌，以及創造、加強所謂正常男性面貌的職場文化。如果說分攤家務跟婚姻和諧的關係緊密，這麼重要的事情應該依賴於幸不幸運嗎？如果一般的男男女女，都生活在一種「幸運」的工作結構裡，並且抱持著能給兩性都帶來「幸運」的信念，難道不是一件更美好的事嗎？
幾乎所有我的女學生們都希望有份全職工作以及養育小孩。這要怎麼達成呢？有時我問她們：「你跟男友談過家務跟照顧小孩的工作要怎麼分攤嗎？」她們經常給一個模糊的回答：「不算有。」我不相信這些活力十足、求知慾旺盛的18歲到22歲學生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我相信她們對此感到恐懼，然而，因為她們認為這是「私人」的問題，所以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孤軍奮戰。在22歲的時候，她們覺得自己還有時間。但很快在十年內，她們之中許多人很有可能就落入我那位銀行員受訪者的生活模式。我探索了雙薪家庭的內在生活，相信此刻的仔細察看，能夠幫助這些年輕女性找到超越育嬰寶盒與幸運的解決之道。
前言
在一個標榜個人主義的社會裡，我們經常認為家庭裡的問題是一種性格上的衝突（「他真自私」、「她好焦慮」）。但當上百萬伴侶進行著「誰在家做了什麼」的類似對話，藉由瞭解家庭裡的糾紛，可以理解在家庭外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進而影響家裡發生的這些問題。不瞭解這些，我們就只能繼續調適自己接受性別革命停滯所釀成的巨大張力，把它們視為「常態」，然後繼續不懂為什麼今日的婚姻如此難以維持。
在《第二輪班》出版後，我與許多讀者私下聊過，在1990年代我也對更多在《財富》評比五百大企業裡工作的父母親進行訪談，它們成為我下一本書《時間麻煩》（The Time Bind）的基礎。根據這些談話，我開始得以做出一個結論，就是對許多夫妻而言，這些基本的困境依然存在。
在我遇到的各種回應中，有位讀者芬利為這本書的研究發現寫了一首詩，刊登在《達拉斯早報》上：
週末來臨，我想休息。
但他工作很累，只想趕快去睡覺。
當他看著電視，喝著啤酒時，這樣說著：
妳可以處理所有的事，是吧，親愛的？
最終我撐過去了，我還是把家事都做完了。
所以，晚安，我得趕緊去睡了。
衝到枕頭上，好好夢一場，
夢見我也是有人幫忙的那百分之十八。
在紐約，一對富有想像力的新人編寫了避免芬利困境的婚姻誓言。「我發誓要為朵拉做晚餐」，新郎在歡欣聚集的親朋好友面前說著。新娘眨了眨眼，接著回：「我發誓一定把歐倫煮的菜吃光光。」
其他夫妻被鎖在極度痛苦的爭鬥中，不是因為放鬆的時間，而是因為工作的時間。一位有著兩歲小孩的拉丁裔年輕父親解釋：「我太太跟我都從事的工作，是我們既熱愛也信奉的工作，唯獨收入不高（他在人權團體，妻子則在環保團體）。我們負擔不起請一位家務幫傭。我們愛朱力歐但他很難控制。我很常陪他玩，我也喜歡陪他玩（此刻他的聲調很柔軟緩慢）。但真的很難啊。我跟我太太都沒有時間經營婚姻。這讓我想到，我怎麼樣都不敢想的（他的聲音變得因為激動而顫抖）：我們當初應該生下朱力歐嗎？」
有些女性從這本書得到了些幫助，來面對她們正在進行的苦鬥。有位職業婦女把南茜跟伊凡。霍特那幾頁印下來貼在冰箱上。她丈夫沒注意到，她就拿去放在他枕頭上。她說：「他最後總算讀到，南茜包辦所有家務及育兒工作，並藉由排除丈夫、讓他享受不到天倫之樂，來表達她的怨懟。這齣類似的戲碼對我先生來說宛如當頭棒喝，就像我當初的反應一樣。」
如何解決這些苦鬥？聽到某些人的想法，令我感到相當悲傷。有位女性緊縮著雙肩、把手插在腰上，她宣稱：「讓屋子一團亂，這就是我的解決之道。」另一位談到她高姿態回應丈夫拒絕家務的作法是，做飯只做給自己吃，不作丈夫的份。還有一位女性把第二輪班分攤的要求放進婚前協議。如果女人們這麼憤怒而武裝自己，我不知道這些「解決之道」是不是變成了問題本身。我們真正需要做的，是解決最原初的問題。那麼，在我們工作的設計上，在我們價值的層級上，在我們政府的政策上，提供解決這些問題所需要的社會舞台在哪裡呢？這是在這本書背後，尚未有答案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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