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道天涯（聯合文學經典版）

經典版代序 

重塑偉人血肉　　王德威

　　平路是當代臺灣小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她的知性風格和歷史關懷尤其讓她的作品獨樹一幟。一九九四年，平路寫出《行道天涯》。這是她的第一本長篇嘗試，所投注的心力為前所僅見。更重要的是，小說描述國父、國母孫中山、宋慶齡伉儷的私密情事，自然要引來陣陣側目眼光。

　　為了寫作《行道天涯》，平路下了相當準備功夫。小說提供極多不足為外人道的史料，讓我們重睹孫中山與宋慶齡的黃昏之戀。平路的挑戰是艱鉅的：在我們熟知的政史紀錄以外，她要為國父寫外傳，但又雅不欲流於蒐祕醜聞的報導；對應新聞採訪、歷史考據的實證式要求，她也必得預留想像空間，讓「小說者言」發揮另一種逼真的魅力。尤其令人注目的，作為九○年代一位關愛台灣的女性知識分子作家，平路要怎樣尋求有利觀點，切入大中國的論述，並且還給女性聲音一個公道的位置？

　　一頁頁國民黨版的建國史，載滿了十次革命、碧血黃花的英雄事蹟。而位於正史敘述中心的，正是我們的國父。以父之名，孫中山是怎樣被寫成民主革命的先知，三民主義的先知，三民主義的本尊！而平路要告訴我們，孫先生的革命道路從來不是平順的。背叛、陰謀、政變、黨爭與他生命共相始終；作為一位政治家，他其實常在權力圈外的。公眾形象之後，還有一位孫中山：浪跡四海、風流少恩。在解救中國同胞的同時，他已辜負了不少女同胞呢。平路的敘事者不禁嘆道：「即使一名小說作者，在描述先生真實面目的此刻，都不斷要與心中另一重莊嚴的聲音對抗。那是先生冥誕時響遍台灣中小學各個操場的〈國父紀念歌〉：啊！我們國父，首創革命，革命血如花！」

　　在國父龐大的歷史身影後，還有那出身傳奇家庭的國母。宋慶齡來自上海巨室宋氏家族，當年以二十三歲的青春之身，下嫁五十開外的孫中山。這段姻緣有人謂之為忘年佳話、有人謂之為政治聯姻。宋因仰慕孫文的革命抱負而許身，在婚後卻飽嘗顛沛，甚至為躲避陳炯明的叛變，流失唯一一次的妊娠。一九二四年孫中山溘然去世，留下年輕的慶齡夫人。然後呢？她堅此百忍，繼承亡夫遺志參與政治。她身價扶搖直上，到了三、四○年代，已是新民主革命的精神母親，與她的妹妹蔣宋美齡夫人分庭抗禮。國民黨號稱是孫中山的嫡傳宗派，共產黨也可自封為慶齡夫人的欽命正朔。一九四九年後，毛澤東建國當家，更得捧著國母號召天下。

　　但平路告訴我們，這一切就算不是假的，卻也真不了。孫宋的婚姻到底內情若何？三○年代孀居的宋慶齡與楊杏佛、鄧演達的傳聞恐怕不是空穴來風。還有她晚年與小她三十好幾的「生活祕書」一段深宮之戀，早是公開的祕密。原來國母還有這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幽幽心事；原來在她中年以後，日益發福的龐然身軀內，還潛藏著總難排解的兒女情懷。兩岸的國家歷史要為尊者諱，平路卻要將孫、宋請下神壇，重塑他們的血肉。

　　如前所述，解嚴後為政治人物寫翻案文章，我們已是見怪不怪。平路憑藉著什麼，使她的孫中山、宋慶齡傳奇獨樹一幟？不同的歷史「說法」必須經由不同的敘事模式來支撐。在大歷史仍是國家政黨的禁臠時，小說成為對話的利器。不僅此也，一反那莊嚴的，男性的（？）敘史高姿態，平路選擇了女性的角度與聲音相與抗衡。她的敘事者優游不同歷史場域，進入人物意識，構造成一時空座標交錯、公私領域合流的敘述體。大歷史誇張政治欲望，她的歷史要書寫情愛欲望。

　　小說情節至少分四個層次進行。國父最後三個月的生命行止，按照順時時序居中進行。孫夫人的回憶想像則是跳躍流轉，包羅了一生的大小事蹟。除此，平路創造了珍珍——夫人情人S的女兒——作為引導進入過去的媒介。更在此之外的，當然是敘事者忽近忽遠的聲音。那男性的君父的情節場景，儼然被包裹在重重女性視野及詮釋中。而過去必得由現在來背書。如今飄流海外的珍珍是我們進入歷史迷宮的線索，但那耽於臆想的台灣作者才是真正追記似水華年的主角。在這歷史漫漶的年月裡，大道不再行於中州，天涯也可近在咫尺。《行道天涯》骨子裡是本反思時間、重寫記憶的小說。明乎此，這本書才真正顯露在世紀末台灣出現的意義。

　　有心的讀者可以細看平路在《行道天涯》中，如何一點一滴的拆解政治神話。偉人後半生的行止竟充滿了無可奈何的流徙與自欺，而他有名的臨終遺言，「和平、奮鬥、救中國」，可能是一場人云亦云的誤會。女性主義者則應該就著宋慶齡的感情歷練，建立又一種現代中國女性的欲望論述。她年輕時嫁給老得可以作爸爸的總理，年老時愛上了小得可以作兒孫的侍從。這是怎樣權力與欲望的錯置故事啊。在一個極度誇張禁欲的共產時代裡，母儀天下的宋慶齡艱難地找尋情愛依託，而且愛屋及烏，竟收養了情人的兩個女兒。風裡來、浪裡去，革命的口號叫得再震天價響，嚇不倒這位老婦人。她確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女性。

　　然而一切的政治或情欲掙扎或辯證，都要隨時間的流逝，灰飛煙滅。緬懷前輩人物不可言說的祕辛軼事，平路發展了小說家獨有的想像力量。她的敘述是由一張照片開始，攝製的時間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三十日。由神戶起碇的「北嶺丸」上，孫先生與夫人匆匆留下一張小影。照片中的先生暮氣沉沉，而有病容。身旁的夫人身著皮帽皮衣，雙眉微蹙，望著另一方向。兩人各有所思，而一殺那間的失神凝眸，被開麥拉眼凍結成一幀歷史寫真。

　　照片的魅力，在於其留存映象，召喚視覺的記憶。藉著「寫真」，我們彷彿與過往的時地再續因緣。那膠片上的一人一物都似乎捕捉了一種意義，一種生命流變中原無法定格的意義。但是批評家們已一再告訴我們，相片的魅力是一種蠱惑，一種擬戲。它「寫」真的同時已銘刻了無限的想像符號、欲望軌跡。被攝入膠片的映象看似栩栩如生，但無一細節不訴說著時間的流淌，生命的消失。蘇珊．宋坦（Susan Sontag）在有名的《論攝影》（On Photography）中寫道，照片是一種「悼亡的藝術」1。而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更指稱照片的寫實幻象下，蘊藏了「一種創傷：語言的懸宕，意義短路」2。只有藉著不斷命名（naming）的過程，我們向照片逝去的人事招魂，為播散的意義復元。

　　平路的小說敘事於焉登場。孫中山與宋慶齡的起程照片也啟動了平路的文字之旅。孫宋所航向的將是死亡，是壯志肉身的銷毀，是一段歷史的終結。平路好生的渲染了照相美學所透露的感傷特質，但她小說敘述所要作的，卻是起死回生。照片或歷史寫真所凝結的生命悸動，要由文字來抒解。那映象裡侷促的一顰一笑，要由寫作者代為詮釋渲染。但更重要的是，二十世紀中國由映象∕寫實主義代表的寫作傳統，也須因此而受質疑。

　　文學史總是告訴我們，現代文學是因為一場「逼真」的視覺震撼而開始：魯迅因為看了那張有名的日軍砍中國人頭的幻燈片，因此促生了他寫作的欲望。寫作是再現、回歸那斷裂現實的努力。九○年代的平路看照片說故事，卻要否定任何寫實再現的迷思。她意味深長的告訴我們，孫中山逝世的當兒，某位目擊者惋惜自己的攝影器材毀於兵亂，以致「如此要事、而絕不見攝影者、中山死後、並未留影、蓋皆心亂、無人想及」。

　　逝者已矣，照相存真、新聞紀實，甚或歷史考證，又能留下多少真相？回憶的吉光片羽、官能的偶然震慄，才更直指那不可復追的往日情懷吧？平路筆下宋慶齡的世界支離破碎，充滿流動意象或臆想。沉浸在千迴百轉的記憶線索中，宋慶齡幽幽的跨越時光隧道，重新銘記她的過去與現在。而在隧道的彼端，平路又何嘗不被牽引、誘惑進入那神祕的黑洞？

　　歷史竟是可以這樣寫就的。宣傳照片中肥胖的宋慶齡採棉花、抱嬰兒的留影，因此也越發失真了。小說的第五十四節更藉珍珍口吻寫道：「尤其恐怖地是紀念畫冊裡，有一張媽太太化好了妝躺在玻璃棺材裡的相片，前排站著許多面容悲悽含著眼淚的小朋友行舉手禮，圖片說明是：『孩子們向慈愛的宋奶奶告別。』」

　　歷史上的宋慶齡早在一九二四年那張登船照片中就「死過」了。她從彼時開始，就要準備扮演從遺孀到聖母的角色，並且隨政治波動，一再被重塑金身。《行道天涯》反其道而行，以娓娓無盡的敘述為木乃伊化的孫中山、宋慶齡接骨造肉。這是一場華麗文學冒險，而藉著這冒險，平路也再一次申說了她的抱負。

注釋：
1.Susan Sontag, On Photography (London: Allen Lane, 1978), p. 138.
2.Roland Barthes,"The Photographic Message", Camera Lucida: Reflections on Photography (N. Y.: Hill and Wang, 1978), p. 30.

代序

我被這小說寫了一回　　平路

　　寫這部長篇小說的時日，我活在一個想像的牢籠裡。

　　依照阿根廷作家波赫士的講法，十三世紀末，有一隻笨笨的豹子，從清晨到日暮，牠望著眼前的厚牆與鐵柵欄，牠覺得透不過氣，體內有一些翻攪的東西讓牠坐立不安。一天，上帝出現在牠夢中，對牠說：「你忍受監禁，只為了將有人把你的樣子傳述進一首詩，那首詩在宇宙間有明確的位置，你長年幽閉在牢裡，目的僅僅在替那首詩提供一個字。」夢中，豹子明瞭了上帝的用心、也接受了牠自己的命運；然而牠醒過來之後，旋即又忘記了自己是做什麼的，只感覺到某種模糊的屈從，最多還有一些茫茫然的勇敢。畢竟，對這隻笨笨的豹子而言，去思考什麼宇宙意義之類的事情是過於複雜了……

　　同樣地，憑我有限的腦力，我確實也想不出來，當初，為什麼選一個極其吃力的題材，著手寫長篇小說？

　　為的就是把中山先生最後幾個月的旅程嵌進小說嗎？幾年來，就心思上的耗損而言，寫作的過程艱苦地像革命事業：先是夜以繼日，閱讀所有搜集到的近代史書籍，接著，對宋慶齡女士的生平事跡包括她的愛情、她的滄桑，她女性纖巧的心思，發生無比的興趣，我地毯式地到處找關於當年的蛛絲馬跡，來去上海、北京、香港、美國尋覓資料，在莫斯科也偶有所獲。資料濃縮又濃縮，作為故事的背景，實際下筆了，是情深必墜吧？我愈來愈在往返兩個時空之間迷航。尤其快要成書之前的兩年，關在自己的書房裡我經常忽忽若狂，或者說，瘋狂與清明繫於一線——只要跨過一條線，我就不是自己，而是孫逸仙、是宋慶齡，發痴的時刻，我看著一張張昔日的面孔在眼前呼之欲出，又於牆壁間悄悄隱去。時常我有兩三星期足不出戶的紀錄，不發一言一語度日；夜半，我坐起身來，瞪著手上湮黃的相片試想小說人物的心境。

　　也是第一次，我證明自己可以如此堅貞，我就是要找到我的小說人物！穿越死亡，我決意要把不滅的靈魂帶回來！彷彿倒溯一條阻隔幽冥的河流，摹擬著瀕臨死亡的心境，我感覺一寸寸地接近他們，愈到後來，隨著孫先生病篤的場景，一層一層，我的心情像在走自己最後的旅途。

　　快要寫完時，竟害怕會突然若有所失——好似要與朝夕相處的人永訣，怕關上了一扇門，就會被小說裡的人物拋棄在生命外面，或者更精確地說，獨獨把我留在生命裡面！

　　彷彿是某種宿命，完稿後一個星期內，我因公務長途旅行，冰寒的土地上，真真正正，與死亡打了一個照面。

　　大慟之後，自己知道，暫且，是不能夠再開始一個長篇小說了。

　　我是得而復失或者失而復得？失去了寫作長篇的專注，也不再被死亡的意象密密匝匝地籠罩著，生命畢竟是可喜的，我又回到所謂正常生活的軌跡裡。曾經，就像那夢中的豹子，上帝試圖告訴過我一些什麼？轉醒來之前，我只是忘記了，上帝自有祂的用意，寫出來一部必將引起爭議的長篇小說可能存著超出我理解範疇的隱喻。

　　唯一確定的乃是身為作者，自己生命的內容確實被寫這本書的歷程所更動；而幾年下來，我生命的改變，必然也如實地記錄進這本小說裡。

　　事實上，過去三、四年間，像是中了蠱，明明不是「我」在寫小說，是「我」被這小說寫了一回。從此，我至少清楚地知道，知道著魔到發狂是怎麼回事！

寫於一九九四年《行道天涯》出版前

經典版評述

歷史人物的絕對孤寂之境　　楊照

——重讀平路的《行道天涯》

　　孫中山和宋慶齡形成強烈對比，不止是年齡上一老一少的對比，更重要的是走過一生方式的對比。當然，這種對比要等到宋慶齡也確定走完一生後，才會清楚浮現。

　　對平路而言，在《行道天涯》中清楚呈現的強烈對比，是兩個人的生命選擇。孫中山最大的特色，恐怕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困擾，是他有太大的選擇空間，他總是在做著選擇，總是必須在很短時間內，近乎即興地對眼前未來有所判斷，前一個判斷又立刻帶來下一個等待判斷的難局如是飄盪反覆。宋慶齡恰巧相反，她一生就做過一個自主的選擇，奔向孫中山，這一項選擇決定了她是誰，也就決定了之後她再也無法從「孫夫人」身分逃離的命運。

　　孫中山的多重、即興選擇，來自於他的邊緣身分。廣東最南邊的農村長大，沒有參加過科舉考試，甚至沒有受過像樣的傳統教育。青少年期在夏威夷、香港度過，先是混跡在僑鄉、接著回國後接觸的又是洪門、三合會一類的幫會組織。
這樣的人沒有定義的身分，可是偏偏孫中山卻又有著再頑固不過的目標，再大而無當不過的自我想像。他要的，是救中國；他想像的，自己是個英雄。於是為了成就救中國的英雄事業，他到處奔走，用盡了各式各樣的方法。不像康有為、梁啟超，更不像李鴻章、袁世凱，孫中山走的，是真正沒有軌道可以依循的路，他永遠在嘗試，永遠在摸索。

　　所以在同時代人眼光中，孫中山是個最善變、最難捉摸的人。難以捉摸，因為大部分時候孫中山自己都不知道下一步要怎麼走。他最大的本事是應變，畢竟以他的身分、他的社會位置，根本不太能去主動創造什麼，但他機靈敏銳地隨時觀測來到身邊的機會，隨時攫抓運用。

　　一直到他去世，他對自己及中國的未來沒有一絲確認。從廣州北上去開「國民會議」，要談南北統一，但他人才到天津，講好的「國民會議」沒有了，變成幾個軍閥頭頭坐下來談的「善後會議」，連這樣的事，孫中山都控制不了！

　　孫中山也不太整理、收拾自己走過的路、做過的事。他不寫日記，他不同階段留下來的自敘自傳說法多所矛盾。他對於現實自我的歷史缺乏興趣，他著迷的，是未知的未來，是可以不顧如何實現問題的跳躍式大夢。

　　顯然，是這樣做夢、多變的孫中山吸引了宋慶齡。孫中山的背景和宋家多所重疊，孫中山和宋慶齡的父親宋查理私交甚篤，更重要的，孫中山自我戲劇化的本能，不恤一切編織夢想迷惑他人同時迷惑自己的風格，多麼像個長不大的男孩！

　　然而孫中山絕對想不到（而且他可以不用理會了），年輕宋慶齡也絕對想不到（但她卻必須以數十年的生命來承擔）的，是孫中山身後聲名與形象的變化。

　　一個能言善道、善於演戲應變、時時刻刻做著渺遠夢想的人，在很短的時間內，被改造、被凝定下來，罩上了道貌岸然、規矩方正的面具，同時他所做過的事被硬生整編入一套嚴格的公式裡，環環相扣，像是天啟命運所決定的，不是出於自由意志的選擇。
孫中山被「聖化」了，被剝奪了一生中犯錯的可能性，換句話說，這套「正確」、「神聖」公式裡容納不下的部分就都被無情、果決地刪除掉了，豐富、熱情、充滿慾望與衝動的孫中山，被改寫為一個天生的革命領袖，除革命無它，除了一條直通通的革命道路外，沒有走過其他道路。

　　更糟糕的是，這樣一套公式還要配合後續國民黨的發展，把孫中山的一生搓來捏去，符合不同方面的不同需要。

　　受到強烈影響，卻又不在鬥爭奪權現實裡的，是宋慶齡。她從此背負著「孫夫人」的頭銜，而且隨著變動的孫中山身後形象，被賦予了種種要求、限制。她失去了選擇自由，不只是沒有自由「做自己」，甚至也沒有人依照自己的感覺與記憶去做「孫夫人」的自由。

　　那是一種什麼樣的生命！宋慶齡最早還試圖反抗，以捍衛孫中山路線的態度，反對蔣介石領導，但這樣的作法，反而讓她更深陷入「孫夫人」的角色中，在新中國成立後，更加沒有選擇的空間了。

　　平路恆常對女性自由的掙扎、悲劇，格外敏感；她也恆常對權力、書寫改造形象的過程，極感興趣，孫中山和宋慶齡生前身後的糾纏故事，會吸引她的投入，也就不意外了。

　　意外的是平路用來鋪陳這兩人生命糾纏故事的敘事架構。書名叫《行道天涯》，聽來蒼茫寬闊，實質上小說從頭到尾哪裡沒去，寫的是孫中山與宋慶齡兩段各自走向死亡的歷程。中間相隔超過半世紀，一前一後反覆穿插，平路陪伴兩位歷史人物一步步走向、並走入死亡。

　　這不是件容易的事。小說的結局是兩位主角的死亡，沒有任何懸疑可能，而且每一個段落都比前一個段落更陰暗、更悲鬱，推動這樣的情節設計，還要讓讀者維持閱讀興趣，遠比想像的困難。

　　甚至比主角一開始就死了，都還難寫。死去了的主角可以被懷念，也就是可以被生者用活著的記憶擁抱，那裡就有了溫度，會有惟死亡、惟永遠離別才能刺激出的特殊、詭異的熱情。《行道天涯》最前面讓一個稱呼宋慶齡為「媽太太」的神祕敘述者開場，轉達的就是這樣一種「倖存者的熱情」。

　　然而從第十章開始，平路放掉了那倖存者的口吻，讓宋慶齡自身堂皇且鬼魅地登場。於是兩條朝向死亡的絕望平行線形成了，孫山中與宋慶齡隔著時空，用最寂寞的方式走向死亡。

　　兩人甚至無法攜手相伴。宋慶齡死時，孫中山墓木已拱，當然不能陪他。然而孫中山北上一步步走向死亡過程中，雖然年輕的宋慶齡就在他身邊，平路卻冷酷地讓他們在小說中幾乎沒有任何實質互動。陪著孫中山的，只有仍在日益敗壞中的北方政局，以及莽撞、飄浮的一生片斷迴光記憶。他活在自己一個神奇的獨立空間中，又隱隱聽見妻子在隔壁的哭聲。

　　晚年的宋慶齡也活在這樣一個既真實又魔幻的獨立空間中。她看不到、摸不到任何血肉活人，反覆播映的舊電影可能比最接近她的郁郁、珍珍更真實、更明確。

　　原來，他們兩人都已經先懸浮在這樣的空間裡，才進入死亡。造就如此既真實又魔幻的絕對孤獨空間的理由不一樣，但那迷霧隔絕的效果卻是相同的。原來，他們都不是從現實生境走入死域，而是靠死亡才終結了這種絕對孤寂，因而在他們的死亡盡頭，我們讀到的不是傷悲、痛苦，竟是一點點的愉悅，替他們總算解脫所感覺到的愉悅。

　　寫出了歷史人物不得不走入的那種孤獨情境，是《行道天涯》真正的成就，是平路真正的看家本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