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場香港，半場臺灣

語言的另一種定義
 
太太有一次到中醫診所看中醫，向門前正在分配藥材的司藥人員問：「請問我想看看醫生可以嗎？」她答道：「妳想看康醫生？他今天沒有排班，看另外一位醫生可以嗎？」然後大家搞了半天，司藥人員才聽懂太太不是想看康醫生，只是想隨意看一個醫生而已。這種情況在臺北生活了好長的日子仍不停重演著，不是發生在太太身上，便是出現在我身上。當中的緣由，當然是因為我們的國語還未算流利，香港的廣東話腔調無論怎樣也甩不掉，措詞也是港式的。我倆已由最初的尷尬演變成見怪不怪，就算當地人從彆扭的口音聽得出我們是香港人，轉而用英語跟我們對語言的另一種定義話，我們還是堅持跟他們只說國語，總之就是不要臉，硬著頭皮繼續說。
 
事實上，我們在臺北生活，面對最大的困難，就是語言了，那是開展所有事情的起點，是生活的最基本。要在這裡找工作、進修、到銀行辦手續、在餐廳點餐、跟鄰居聊八卦或吵架，通通都要動用上從我們打結的舌頭擠出的語言。因此，我們既然決定要在陌生的地方過新的生活，當然必須要學懂這裡的語言。而這個正是兩個本來不懂說國語的人在這裡生活，最大的、最不能避免的障礙。
 
二十多歲時，曾到過西安旅行，在火車上結識到一個日本人，他叫田村曉生，為了省住宿費，我和他做了一星期的室友。他是個羞澀的青年，跟我談話，只能說簡單的英語單詞，有時候更要從背包取出袖珍型和英辭典，從中翻找英文詞語跟我溝通。我後來向他請教日語，情境合適便指一指風景或物件，說起日語的單字來，他聽後臉上便掛起興奮的神情，也和我詢問中文的說法。我發現我們的相處自然多了，不覺更會說起對方熟悉的語氣助詞和粗話來，空氣中也因此多了更多天真的笑聲。
 
我真要多謝田村在二十多年前送我的經驗，他令我一直相信，要打破不同文化的隔膜，最有效的方法便是突破語言上的障礙。學習要有成果，學習動機最重要，打破我和當地人的隔膜，融入新地方的生活圈子，這個迫切的需要成了我和太太學習這個地方的語言的重要推動力。想不到的是，這個學習過程亦激發到我們對身邊事物的敏感度，啟發我們發現到其他新鮮的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