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跟著唯色的筆記本進入西藏
文字工作者 李崇瑜
對西藏有些了解的人，應該都讀過唯色的作品。她的著作《殺劫》，活生生地揭露了文化大革命時期，西藏自治區及東部康區動盪的面貌。她的父親留下的那些膠捲，成為她民族意識啟蒙的養分，從此為自己的民族不斷書寫，即使遭受打壓、監控和軟禁，也無絲毫畏懼。
二十年前，唯色於中國出版了《西藏筆記》，拒絕自我批判，接著被封殺，之後便無法在中國公開發聲。她的中文作品均先在臺灣出版，接著翻譯成其他語言流向世界。我第一次讀《殺劫》是在日本，那時剛接觸西藏領域的我拿著指導教授開的書單走到圖書館，西藏相關的書籍大多會配上壯麗絕美的風景照，但《殺劫》給我的震撼遠大於那些風景。回臺灣之後，我便開始閱讀唯色的其他中文著作。
大三時我前往青海學習安多藏語，在學校認識一些當地藏人大學生。某天一個朋友札西（化名）到我的宿舍聊天，途中他拿出隨身碟，叫我一起看看裡面的東西。打開一個名為「漫漫自由路」的資料夾，看名字就知道是不能公開觀看的文件。裡面有著各類檔案，像是電影《西藏七年》、《賽德克巴萊》等等。我笑著說怎樣，連賽德克巴萊都不給看就對了。札西說應該是怕少數民族看了增強意識吧，像他自己看完就很興奮，原來臺灣高山族和他們在教科書上讀的不一樣。聊完臺灣原住民後，我們開始看資料夾中的PDF文件。他先秀了達賴喇嘛自傳，問我一些關於達賴喇嘛的問題，接著便問我有沒有讀過唯色的書，唯色特別「牛逼」。我和他說我有，唯色的書都是臺灣出的。札西很開心的說還好臺灣有出版這些書，不然他們也讀不到。那時中國的網路長城還未完全築起，雖然已經禁用Facebook和Google兩大網站，但還是可以輕鬆地連上到外國網頁尋找資料，禁書網也流傳著各種西藏相關的著作。唯色在許多中國境內藏人知識分子心中，便是那漫漫自由路上的一盞燈。
《殺劫》出版兩年後，二○○八年三月十日拉薩的藏人上街抗議北京奧運，並大喊要達賴喇嘛回西藏。此一行動迅速擴散至藏區全域，聽朋友們描述當時的情況，安多各地的藏人也多參與了這場抗議。在那之後，中共開始強硬鎮壓和逮捕抗議者，並封鎖消息。那年唯色因此無法在拉薩久待。她採訪許多藏人和整理國內外新聞，於隔年三月出版了《鼠年雪獅吼 二○○八年西藏大事記》，為當年的事件留下了一份紀錄。
藏人也從那次事件之後開始以自焚當作一種抗議手段。儘管遠在印度的達賴喇嘛表示無法支持藏人這種行為，迄今已有一百六十名以上的藏人以此種方式做決絕的表達。如果有機會前往中國，便會發現西部藏人較多的城市，像是成都，公安哨口旁放的，常常不是槍械而是滅火器，很明顯是要防範藏人在鬧區引火。
唯色於二○一五年出版了《西藏火鳳凰》，用以悼念自焚的藏人，並留下貴重的文字，記錄了藏人在中國境內越發嚴重的限制和各種困境。當時住在日本的藏人朋友索南（化名）託我從臺灣購入這本書，並在暑假前往青海時帶去給他。需要如此大費周章，是因為藏人在每次出入中國時，行李都會被嚴密地檢查，即使是研究用的學術資料，也不能含有政治敏感內容。而身為「外國人」的我則不會碰到這些事，在機場可以不用被檢查行李，輕易通關。藏人在中國，沒有先拿到外國的簽證甚至無法辦理護照。唯色則是一直被官方拒絕發給護照，即使有數個國家要給出國寫作的機會。
後來我和索南喝酒時聊到這事，他把書帶回家後，拿給了自己的爸爸看。他說，爸爸翻了幾頁後，拿著書默默地走到保險櫃，把書放進去並鎖上。然後提醒他這本書不能讓其他人看。索南說許多的藏人並不知道唯色寫的那些事情在他們身邊發生，他的爸爸感到震撼，卻同時覺得知道這些事情可能讓自己和家人遭受危險，這種自我審查的沉重情緒讓他當下說不出話來。在中國境內，少數民族想要發出和官方敘事不同的聲音都得付出極大的代價。唯色二十年來面對越來越大的壓力，仍不斷對外傳遞訊息和書寫，讓我們有管道窺見藏區現況，這便是閱讀唯色著作的理由。
我一直有追蹤唯色的社群網站，因此知道她正在寫新書。收到書稿前，以為內容會是今年她回西藏自治區和轉山的紀錄，想不到首章就跳回二十年前，從她在康區的遊歷故事展開。之前提到的幾本著作，均有明確需要記錄的主題，因此本書在閱讀時可能容易混亂。讓我想起安多出生的納倉怒羅先生所著回憶錄《那年，世時翻轉 一個西藏人的童年回憶》，書中的敘事方式也是這樣非線性，且不斷插入各種故事和回想。要享受這樣的敘事方式，可以試著想像自己在藏區和他們在同一屋簷或天幕下，晚上燒著爐火，有一搭沒一搭的聊天。說到興起時，話題和故事便會源源不絕地出現。藏人是喜好聊天和說故事的民族，我在安多長住時，和那裡的家人總是吃著晚餐聊天。他們除了喜歡說話，也擅長語言和文字的藝術。我的藏人朋友們都好寫詩，且樂於分享給我欣賞。有鑑於我的藏文沒有高明到可以讀詩，因此他們都會翻成日語或華語給我。即使這過程複雜，文句的美感可能也減少許多，但他們依然樂此不疲。唯色在書中穿插的詩篇總讓我想起遠在安多的友人們。
唯色的旅行紀錄從一九九九年的康區寫到二○○二年的岡仁波齊轉山，在我看來，現在的唯色回憶當時的自己與旅程，自然會產生許多火花。藏區在二十年間發生多大改變，身為一個不間斷記錄者的唯色自然最清楚。唯色用了累積的知識和網路連結為之前的旅行做了新的註解，同時也帶我們認識西藏的幽微歷史和講述那些地方的現況。她寫因國境分斷而邁向不同命運的藏人村落，也透過寺院歷史梳理了一些宗教史。也許片段而細微，但都是追求自己民族回憶的紀錄。
唯色曾在訪談說過，自己是個舌頭被做手術而失去母語的人。因此她不斷地想要學回母語，用母語說故事。書中出現大量漢字音譯的藏語詞彙，對一些讀者來說也許並不容易閱讀，但這便是唯色用母語說話的證明。讀著她在許多名詞後面加「啦」這個敬語我都會心一笑，畫面像是有了聲音。自己學的安多藏語不太使用敬語，曾被在達蘭薩拉學過藏語的指導教授笑我學藏語還學老粗的方言。看唯色書中使用的藏語字彙，自己也有跟著學藏語的感覺。
除了旅行筆記以外，本書也有許多讀書筆記。唯色透過不斷閱讀新資料並將其內容摘要整理，讓我們跟著一起吸收新知。從文中看她讀書的量與速度，實在令人敬佩。許多臺灣這兩年的新書她已經引用、寫進各章故事的延伸。
也許是自己學科的投射，會把唯色的文章當成一種藏區的紀錄在讀。讀唯色寫藏區，同時也讀唯色寫自己的民族意識追尋、寫自己民族遭受的苦難。一切都是如此無力，但總是有人得負起記錄的任務。被問到就西藏問題與中共談判時，希望堅守的底線是哪些時 ，唯色回答從自己寫作者的角度來看，需要堅守的就是「真實」。她一路走來，不畏艱難而誠實地持續書寫，本書也維持了這個風格。我和指導教授聊到西藏相關的書籍時，他說：「這些作品不管寫得如何有趣，都不是你會打從心底覺得有趣的讀物。但大家又不得不寫，為了後世留下點紀錄。」如果讀完本書，勾起了誰對西藏有更多的興趣，進而關心藏人們的困境，這就是唯色啦的功德。
後記
當岡仁波齊再次出現在眼前……
當岡仁波齊再次出現在眼前，是二○二一年九月九日。距離第一次轉山時見到，已過十九年。
聖山以其特別而著名的形狀――對我而言，親切得如同故鄉中的故鄉――像難以形容的瑰寶晶瑩剔透，閃閃發光。如果不是山下插著那塊醒目的／刺目的紅底黃字標語――中文和藏文寫「時代先鋒 魅力普蘭」――我可能會以為自己在做夢。一年前，我開始寫當年於聖山遇見從邊界那邊來的行腳僧時，近乎無望地感慨何時才會有機會再次轉山。
不真實的感覺被紅標語戳破。正可謂「一路念卓瑪／一路上，觸目皆是紅標語／提醒你：要感恩，要感恩」。卓瑪是度母的藏語，救度佛母，觀世音菩薩的化身。
我沒想到我竟在北京辦到了去往西藏自治區的「邊境管理區通行證」，且為期三個月（其實這與我的戶口如今在漢地有關，也即是說，戶口不在藏地的，都容易辦）。我原以為我又得像以前那樣，幾次三番地央求國家權力的化身恩賜這一紙「通行證」，准許我履行一個佛教徒的功課。也因此，當我真的走上了五十多公里的轉山路，卻有幾分恍惚，似乎難以面對夢想成真的事實。
我也沒想到連拉薩也獲得網開一面的待遇：「通行證」放開，人人可申請，不過為期只有一個月。我歡欣地告訴王力雄，卻被他冷靜的幾句話點醒：「岡仁波齊本來就是你們的聖地，朝聖本來就是你們的權利，為何要感激涕零？這不是斯德哥爾摩症麼？」需要補充的是，「十一」長假即中國國慶假期之後，相關政策又有變，拉薩又跟過去一樣很難辦「通行證」了，怎麼會這樣？這簡直就像權力的遊戲，讓無權利的平民忽喜忽悲，無所適從。難道是無數藏人成群結隊地朝聖，追求、認同宗教信仰帶來的幸福，讓統治者不爽？還是處於緊張狀態的邊界有特殊情況發生？
對於我來說，或許真的有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的奇蹟。多年來，我不停地書寫著聖山，反覆地回味著第一次轉山之行……「上來透口氣！」我自言自語。其實這句話是歐威爾（Orwell）說的，當然我知道他接著說：「但哪裡有空氣呢？我們身處的垃圾桶已經夠到同流層了。」但我還是喜歡這句話：「上來透口氣！」這正是我轉山時的感受。也許很多人會因為高海拔反而出氣艱難，可我恰恰相反。
之前我寫過，鑒於當年轉山一天完成，五十多公里只顧快走，以至於多年後悔，許願若能再次轉山，一定要慢慢地走三天，慢慢地看風景，慢慢地感受聖山所獨具的力量。而這樣的時刻終於來臨――
岡仁波齊或在晴空下，或在雲霧中，有時候見得到，有時候見不到，但都格外地美。一路遇見許多磕著等身長頭轉山的藏人，或眾人相伴，或獨自一人，風雨雪無阻。很多磕長頭的都是年輕人：一個染髮戴耳環的男孩考上了成都的大學，轉完山就要去上學；一個秀麗的女孩聽到我把旁邊的男子當成了她的男友，笑得蒙住了臉，因為那是她舅舅。一路還遇見許多盛裝以飾的男女漫步似的走著，環佩叮噹，發出清越響聲，伴隨祈禱聲聲，是喜悅諸多神靈的意思吧。革吉地方的女子服飾美麗，尤其是帽子別緻，翻翹的帽檐類似麋鹿的彎角。從拉薩來的，不少像退休幹部，謹慎、矜持又禮貌周全。
這些動人的景象是朝聖／轉山的盛景，我因此感受到平時少有的快樂：與同行的族人打招呼，互致吉祥如意；在某塊大石頭前停下，模仿圍在一起的族人，閉目用手指觸碰石頭上的某個凹處，以示衡量對父母是否孝敬，爆發出一陣陣歡笑；走過外轉道上的最高埡口卓瑪啦，下起了小雪，我滑了一跤，撲倒在一塊石板上。幾乎同時，援助之手迅速伸來，將我一把扶起。是一位白鬚飄飄的清瘦老者，白色藏袍用絳紅腰帶繫住，白色長靴有五彩圖案環繞。我忘記了多少有些疼痛，情不自禁地說：「波啦（老先生），您太帥了！」
我愛轉山路上遇到的人們。包括那個因疫情無法回到杭州家裡，羈留拉薩長達一個多月的蒼白女子，獨自轉山的她走得極慢。無論如何，幾乎都是因為精神的理由，才走上了高高的、迢迢的轉山路，為此奉上贊嘆與祝福。我更慶幸自己與如此眾多的族人及信仰者同行，彷彿重返千百年來不曾中斷，而世事反轉的今天有過中斷、卻無法被強權消失的朝聖盛況。
三日轉聖山，兩夜宿小寺。在傳說野氂牛隱沒於磐石中的哲熱普寺，透過木格子窗戶，恰好看得見兩座金字塔形狀的山峰之間像奇異花蕊的聖山，大面積積雪的山壁中間露出青色岩層。仔細看，似乎可見非常特別的圖案：一頭毛髮漫鬈的黑氂牛在頑強地奔跑，一位驕傲的騎手正後仰抬首。不過我沒有做到之前在文章中所寫的，要「通宵不眠，凝視與默禱，仔細銘記聖山在星月之夜的絕世之美」，這是因為夜晚的聖山其實被黑暗遮住了，什麼也看不見，而且夜越深也越寒冷，我很快就在窄窄的木床上裹著睡袋睡著了。
總之，難得上來透口氣，就與同行的朋友如此命名了這三日：第一天，扎西，既是吉祥之意，也是善良揹夫的名字；第二天，唯色，既是光芒之意，也是我的名字；第三天，逛逛，既是友人網名，也是最輕鬆愜意的一天，才走了十二公里。依然不時遇見磕長頭的信眾，每個人都一絲不苟，走三步便合掌伏地，並用戴著手套或套著木板甚至套著拖鞋的雙手，在塵土飛揚的道路上划下橢圓形的痕跡，如同印刻某種標記。
當我們回到塔欽鎮，在意味著朝聖終點的一座水泥橋頭，四位磕著長頭陸續抵達的三女一男正以這樣的方式表示慶賀：向四方諸佛菩薩再次匍匐頂禮，相互之間敬獻潔白哈達，並給路人分享剛買來的飲料點心。我們也得到了哈達和此刻別具風味的可口可樂，並同他們合了影。他們來自附近仲巴縣牧區，額頭上沾滿厚厚的塵土，眼睛明亮，笑容真誠，明天還會步行轉山一圈，才是最終圓滿。
我不禁熱淚盈眶，想起這段話：「然而大地上的生活多麼辛苦，生存環境是如此嚴酷，我的族人們多麼孤寂而堅強，我終於理解了佛教的偉大和親切。在這裡，對佛教的信仰是多麼地必要。諸佛與菩薩實際上就是我們生命中至親的親人和朋友。世俗中掌握權力的那些政客並不能給予眾生真正的幸福和快樂。請允許吧，允許我們擁有我們的親人和朋友：諸佛與菩薩及真正的信奉者。」這是我在一九九八年的夏天，去往擁有諸多聖地的上阿里三圍時寫的日記片段。
我希望我用文字表達的不僅僅是一個佛教徒的轉山朝聖，而是富有更多層次、更多意義的敘事。其中當然有政治的干預和影響，而這其實是最主要的。單純意義上的朝聖已無可能。連聖山顯露真身時，朝聖者遠遠看見的，卻是鮮紅的標語牌不只一個。你沒法不最先看見，突兀的紅色如同不邀而至的統治者，在藍天、雪山與褐土構成的原生態世界中，那麼地野蠻，那麼地喧賓奪主。
「但我並不是很在乎」，這也是歐威爾說的。所以我沒有在社群媒體上貼出紅標語，雖然我拍得足夠多。我力圖想忘卻，想忽略不計，想當它不存在，然而不可能避開，除非五蘊皆空，以至於還是會被痛苦的情緒攫住。
單純意義上的佛事已不存在，連寺院的僧侶也不復以往。有的沉默不語，有的逆來順受，但也有個別的會仗勢欺人。我為此寫了一首詩，給後者那樣的人：「他穿解脫者的絳紅衣／卻像狗貪戀其食瓢／露出了幫凶的嘴臉／製造了障礙／但我們不生氣／自有因果，將其送祟」。
我為此多次忍不住淚下。比如在原本為千年古寺的托林寺那深暗的大殿，上午的幾束陽光斜斜地射入，照亮曾被當成糧庫才得以留存的壁畫，斑駁中露出閃電般的迷人細節。請准許我拍攝被損毀的痕跡，因為這並非當局文宣所稱：「幾百年以來，托林寺雖然歷經各種自然和人為的破壞……」。並非「幾百年以來」，而是幾十年以來，確切地說，是五十多年前的浩劫，其名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而托林寺的壇城殿則類似文革紀念館：壇城已成殘破的石礫，滿牆不剩一幅壁畫；烙印似的背光，空空蕩蕩的法座，缺失的塑像卻在地上堆砌著殘臂斷腿，甚至還有半邊佛首，殘存著藍色的螺髻髮和細長的眉目；更催人淚下的是，有些往昔一定是高大塑像的位置上，如今或者放著一尊小小的佛像，或者貼著一張彩色佛畫……
又比如在被稱為「邊境小城」的普蘭，我走過一幢幢廢棄的民居藏房，走向建在懸崖上的貢普貢巴（中譯古宮寺），在守護僧人的默默引領下，攀梯走入低矮、幽深的洞窟，剛把背包和帽子放下欲磕頭，眼淚忽然湧出，感覺到快要發出嗚咽聲，就極力抑制。這是很少有的經歷。我知道是因為眼前所見，正是往日無數靜修者最早的、原本的修行空間，氣息與身影猶在，非凡的精神永遠不可摧毀，作為遠道而來的崇拜者，我唯有五體投地，獻上祈禱與贊頌。我唯有緊緊地握住一百零八顆念珠，不放鬆或不失手，與此同時，更加清晰地認識到，同他們――霸凌者和唯物主義者――之間絕無可能填補的價值鴻溝。
接著我看見了洞窟深處的那尊無比美麗的女神：似笑非笑的，似舞非舞的，前額睜著第三隻眼，右手高舉一面鏡子，全身掛滿嘎烏及珠寶，以妙不可言的姿態，站在蓮花寶座上……她正是美隆阿企，即占卜明鏡阿企佛母，直貢噶舉傳統中至高無上的護法與本尊，而塑像本身有八百多年的歷史。於是聽聞了這個故事，無疑具有典型意義：在文革浩劫中，當地藏人揹著這尊塑像，悄悄跨過邊界，潛入被劃歸了尼泊爾的利米山谷，托付給那邊古老的仁欽林寺收藏，直至這邊浩劫暫止，才將阿企佛母背回，重歸原來的洞窟安放。
利米山谷顯然是蒙難者能夠逃至的避難所，可以驅散災難突降時的驚懼。誰會想到「解放」竟帶來如此的深淵和地獄？六道輪迴剎那變現，無常與毀滅成了日常生活。幸而邊界那邊截然不同，恰如相對意義上的香巴拉，盡可能地庇護了逃出生天的眾生與聖物。我們需要明鏡女神，正如我們需要聖山岡仁波齊。
……當明月升起，恰值藏曆十五，我回到了拉薩。兩週朝聖為主的遊歷，諸多非比尋常的際遇，如同隱藏或遮蔽的事物，實際上是關於歷史與現狀的真相，將隨不短的時光漸漸融入內心，然後才能娓娓道來。感恩諸佛菩薩喇嘛上師的護佑，我當繼續祈求他日獲得再來轉山的福報，讓我或我們再一次地，從一場場瘟疫漩渦中「上來透口氣」。
二○二一年十一月寫於拉薩
天天爆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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