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劃說明

勾勒台灣研究的知識風景變貌

　　我於一九八八年進入台大歷史系就讀，當時大學部並沒有「台灣近代史」的課程，我接觸日本時代台灣的歷史並不是在正式的課堂上，而是在「大學論壇社」的社團讀書會上，由張炎憲老師、楊碧川老師導讀。

　　一直要等到一九八九年大二時，才由吳密察老師從日本回國開課，《台灣對話錄》這本書就是當時修課最重要的啟蒙參考書。大二那年，我也開始參加「台灣研究社」社團，受到隆志學長等人很多的啟發，跟著許多社團朋友參加「台調計畫」，協助調查整理台大當時現存的日文圖書目錄。實際體認到日文的重要性以及自己在日本近代史知識上的空白。

　　當時解嚴沒多久，「自由之愛」學生運動剛結束，但仍然常有一些跨校的讀書會與演講的活動。因為社團活動的串聯，我認識了其他學校台灣研究社的朋友，近距離感受到大家的熱情。可以說，我們這一代是被「台灣」魅惑的一代，因為大學以前的教育完全跟土地脫離，對台灣歷史求知若渴，課堂上無法滿足，就從其他管道去找答案。

　　解嚴後如雨後春筍出土的台灣史作品，是非常重要的自我學習管道。相較於其他出版品，《台灣對話錄》這本書比較特別的是提供了一個外在視野，讓我知道許世楷、黃昭堂、劉進慶、凃照彥這些「日本的台灣研究第二世代」前輩作品背後的整體時代脈絡。這本書跳脫當時出版品熱門的運動史與政治史的面向，透過對談讓我知道社會史的取徑是重新發現台灣的必然走向。

　　確實，在我同期的學友當中，許多人從事教育、媒體、女性、文學等研究，大部分都可定位在對談裡提到的社會史脈絡。爾後社會史的延伸發展（文化轉向、全球史等）也印證在台灣史出版品，吃喝玩樂生活情感等各式主題，雖然豐富有趣，但也開始被批評過於碎片化，政治史的重要性因此重新受到關注，反映出當前學院體制的弊端與尋求突破的努力。面對這些變遷，《台灣對話錄》出版三十年後的回顧與前瞻，對新世代的讀者或研究者而言，饒富意義。

　　除此之外，當時只覺得這本書採用對談形式很有趣，閱讀時很有現場感，許多學術專業的內容透過兩位老師旗鼓相當的問答方式，變得生動有人味，不再只是陌生的文字表象，學習動機大為提高。世代與時代，個人與學術，對話錄出現的這些絮語火花，讓當時想研究台灣的學徒對於自己所處的位置，有了比較清晰的方向感。這些閱讀體驗，是很難從一般的學術書（專著論文集）與教養書（入門書或教科書）獲得的。可惜該書已絕版多年，其後，在台灣史領域當中，這種深度專業對話的類書似未復見。

　　直到後來我留學日本，進而從事與日本相關的出版文化產業，才明白「對談集」是日本很重要的出版品分類，是漫畫圖解之外，普及知識的教養書常見文類。書店架上常見公共知識人針對特定分野或議題的新書對談集，甚至延伸出將不同立場的論爭歷程整理出書，以增加社會大眾的思辨能力。出版原型已不可考，但多半可以從柏拉圖蘇格拉底的哲學對話談起。相對於此，管見所及，華文世界常見演講稿、訪談紀錄的集結成書，專業對談形式多侷限在報紙雜誌的專題報導，以出書普及知識為目標的一對一深度對談集，並不多見。箇中文化差異，令人玩味。

　　這也是我參與企劃本書的動機之一。這三十年來，台灣史研究不僅取得學院市民權，也帶動了民間出版品的蓬勃發展。學院知識不斷再生產，台灣史的圖文普及寫作也更加琳琅滿目。此時此刻，我們為何還需要一本對話錄呢？

　　首先，透過個人的學思經歷，帶出知識史的主題，本來就是對談集的文類格式。兩位老師長期的學術交誼，桃李滿天下，奠定台日文化交流的知識基礎，透過他們的對談，我們得以勾勒出這三十年來台灣研究的知識風景變貌。

　　其次，反映並記錄時代與社會的需求，提升大眾文化素養，本就是出版產業的使命。不管網路時代閱讀載體與流通形式如何改變，出版的意義是無法被輕易取代的。舊版《台灣對話錄》由玉山社的前身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發行，《台灣對話錄一九八九─二○二○》除了見證三十年來的變遷，亦希冀能承先啟後，繼續透過出版來豐富台灣研究的沃土。面對新冷戰與地緣政治的劇烈變動，透過知識凝聚共識，在時代變局中找到安身立命的座標軸。

台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兼任講師，曾任台大「台灣研究社」總編輯劉夏如

導讀

三十年前、三十年來與三十年後

　　前言

　　距今三十年前的一九八九年，《自立晚報》出版部刊行了《台灣對話錄》，當時任教於東京大學的年輕教授若林正丈，與正在東京大學留學的青年學者吳密察，在《自立晚報》副刊主編劉克襄的策劃邀請下，針對解嚴後正在起步發展中的台灣史研究進行了深入對談。書中並以若林一九八三年至中國廈門大學訪問時的觀察日記為基礎，提供了兩岸開放交流後的中國大陸台灣研究現況觀察與報導。

　　在此書出版三十年後的二○一九年三月，若林正丈和吳密察來到台大文學院二樓的研討室再次對談，一起回顧當代台灣史研究教學與國際化的發展軌跡。其後經過數次的補訪筆錄，以及多次的跨國信件往返後，新版的對話錄終於在全球的新冠疫情與兩岸地緣政治危機聲中完成出版，呈現在新一代的讀者眼前。

　　三十年前的台灣，剛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開放兩岸探親和觀光，股市破萬點行情，充滿了衝決網羅的生猛活力和可能性。也是台灣史突破禁忌、撥雲見日，開始蓬勃發展的新契機。三十年來，民主化的台灣目睹了七次總統大選與三次政權轉移的洗禮，以及經濟全球化、金融危機，尤其是中國崛起後的政經衝擊。在此關鍵期間，台灣史研究從新興本土研究課題，歷經學科化到國際化的發展，如今正面對著新世紀的轉型挑戰。

　　《台灣對話錄一九八九─二○二○》的策劃編輯和出版，希望能為三十年來的台灣與台灣史研究的發展留下重要的見證和記錄。以下的導讀將以「三十年前、三十年來與三十年後」為題，透過新舊對話錄內容對照，與大家一起回顧兩位老師在台灣史人才培育，知識公共化與跨國學術交流等方面的長期合作成果。期待新時代的年輕讀者們，能以兩位重要學者的學思歷程與奮鬥經驗為借鏡，共同構築未來台灣史研究的宏觀願景及行動方案。

　　三十年前：重讀舊版《台灣對話錄》

　　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代台灣，重新回顧三十年的舊版《台灣對話錄》，讀者們可以在上篇「廈門通信」中，看到若林教授在一九八三年擔任廈門大學訪問學者的親身見聞，並在下篇「台灣對話錄」裡看到吳密察教授如何在一九八八年二月的對話中，以台灣史學者的視角，仔細詢問若林如何觀察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社會，如何訪談中國大陸的台灣人士，以及對於剛起步的台灣研究的評論。並進而從學術世代的觀點，回顧日本的台灣研究發展軌跡，以及對於解嚴後台灣政治與學術的評論。

　　基於史料價值的考量，《台灣對話錄一九八九─二○二○》收錄了已絕版的原書下篇對談作為附錄，提供讀者們理解三十年前台灣史研究的學術政治氛圍。此一重要對談部分內容，亦曾刊登於一九八八年十月號《當代》雜誌的台灣史的國際研究專輯，介紹台灣、日本、美國與中國大陸等地區的研究動態。以下試從新舊版對照閱讀的角度，回顧兩位教授的對談內容及主要論旨：

　　1. 日本台灣研究世代論：吳密察將若林定位為日本台灣研究的第三代學者，與第一代學者（日本人為主，戰前於台灣任教，戰後持續研究台灣）及第二代學者（台灣人為主，一九六○至七○年代留學日本，並以日文出版台灣研究論著）。他指出第三代學者為缺乏台灣經驗的戰後世代，並從研究取向及資料方法等方面，指出其多從檢討日本殖民地統治的歷史展開其學術生涯。若林認為在日本從事台灣研究的學者人數仍然很少，很難說明其世代的不同特色。而相對於戰前矢內原忠雄的名著《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一九二八），戰後直到劉進慶《戰後台灣經濟分析》（一九七五）等作品，在學術水平上才能與其並駕齊驅。而戰後日本對於台灣的學術研究，亦是由台灣人為主的第二代學者展開。

　　2. 日台研究傳統的斷層：吳密察指出第二代台灣人學者作品由於政治因素並未流入台灣，直到一九七○年代陳其南、林滿紅與陳秋坤等接受美國訓練的新生代學者出現後，才改變良莠不齊的研究狀況。若林亦說明其研究是從精讀第二代學者如許世楷等人作品及《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等核心史料出發。吳密察進而以岩生成一、曹永和與中村孝志為例，對於台灣能否在二十年內再培養出荷蘭時代的研究學者感到悲觀。若林則提到中村孝志關於台灣總督府對岸政策與台灣籍民的新近研究，兩人均對於其博覽史料的功夫及開拓新課題的能力表示佩服。

　　3. 台灣近代史料的不足：若林在對談中指出台灣學者常引用林獻堂相關資料，並詢問其日記是否無法出版？吳密察認為學界對於台灣近代史的研究仍有太多空白，如林獻堂日記等民間史料仍未做系統性的開發。他以東大日本史教授伊藤隆的政治史研究為例，說明全面掌握政府檔案，地毯式蒐集日記書信等私文書，以及進行口述訪談的重要性。若林則以《警察沿革志》的共產主義資料為例，說明官方資料的限制與陷阱，以及缺乏台灣共產黨史料所造成的研究困難。吳密察也表示台灣議會設置運動史的研究由於缺乏原始文件，導致無法解決其動員過程及地方實際參與等重要問題。

　　4. 學術使命感與民族主義：吳密察表示他選擇明治三○年代為研究主題，是想先避開熱門的抗日史與現代問題，以落實「禁欲」原則並在學院內建立起真正學術性的台灣史研究。若林亦說明其所做的台灣當代政治觀察，是基於台灣正面臨轉變的關鍵時刻，日本學界需要有人全面投入此一工作。吳密察進而批評由於傳播媒體及社會需要，不少應急作品充斥市場，而有些學者利用台灣史為工具發表議論，乃至出現爭奪歷史解釋權的鬧劇，不利於起步中的學科發展。若林則認為台灣新聞界對台灣史的需求現象，可視為台灣新興民族主義的反映。而學界本身應該有相對獨立的領域，以提高議論的品質。並以矢內原忠雄為例，強調學者仍應以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研究作品為目標。

　　5. 當代政治與現代史研究：在對談進入尾聲時，吳密察請若林回顧其從事台灣研究的歷程，並對其研究方法進行自我評價。若林指出其選擇台灣抗日運動史為題，與大學時期的學潮經驗及批判日本帝國主義的動機有關。而相較於其博士論文以政治史與思想史為主要取徑，若林認為唯有透過社會史的方法，才能抓到台灣史中最重要的要點。吳密察亦同意其《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一九八三）與其後相關作品，在資料開發與研究視角上均成為此一課題最重要的指標性成果。兩人均指出《警察沿革志》在資料與架構上的限制，以及過份強調抗日運動的史實，使得研究者無法深入處理殖民統治技術等問題。在結語中，若林提到他在一九二三年裕仁皇太子訪台旅行（東宮台灣行啟）的近作中，已經從抗日運動研究逐漸轉向殖民地政治過程的研究。而對於當代政治的觀察，則分散了對於歷史問題的注意力。雖然對於兩方面都非常有興趣，但經過考慮後暫時決定放下歷史研究。而要掌握台灣政治問題，一定要有歷史社會學的觀念，希望未來能回到歷史研究的道路上。而吳密察詢問如何面對當初走上台灣研究這條路的選擇，若林則強調在日本從事台灣研究是一件很孤獨的事，但堅持沒有放棄是對的：「看到台灣社會開始『動』起來，感覺非常有意思。」

　　三十年來：《台灣對話錄一九八九─二○二○》簡介

　　《台灣對話錄》出版三十年來，兩位對談者的學術生涯都歷經了重大的發展與變遷：若林正丈於一九九○年代在東京大學培育多位台日研究新秀，並與同仁們於一九九八年共同創立日本台灣學會。其關於戰後台灣政治史的研究專書及推動日台交流的長期努力，也獲得了日本學界的重要獎項與政府的表彰肯定，現任東京大學及早稻田大學名譽教授，被尊稱為日本學界研究台灣政治的第一人。吳密察於一九八九年起在台灣大學歷史系開設台灣近代史課程，並推動跨國台灣史料整理計畫，啟迪了新世代台灣史研究的風潮。其後歷任文建會副主委、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館長、國立台灣文學館籌備處主任、國史館館長，現任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由於上述背景，若林與吳兩人在三十年後的重新對談，除了個人生命史的意義，更可以作為台灣研究學術史，乃至台灣現當代史與台日關係史的重要參照。

　　相較於三十年前的對談內容，《台灣對話錄一九八九─二○二○》的主題延續了舊版對於台灣史料的開發及歷史解釋的探索。並以日本台灣學會為例，討論當代日本台灣研究的建制化發展。兩人更以若林的台灣學作品為焦點，討論區域研究與社會科學的方法論課題，並從後設（meta-level）的視角，反思台灣歷史研究與戰後日本精神史的發展。結語則針對台灣史研究建置化及外部環境的變遷提供觀察和評論。編者也邀請了五位台灣和日本的青壯年台灣研究學者，與讀者們分享師友從學與會議活動的回憶，作為兩位老師共同推動新生代台灣史研究人才培育及台日學術交流的生動註腳。以下試提要介紹新版對談內容及主要論旨：

　　1. 舊版緣起與再對談的契機：吳密察首先從一九八八年《自立早報》副刊創刊的時代背景，重新回顧舊版《台灣對話錄》的出版緣起。並說明三十年來台灣史研究無論在學術建制化與軟硬體各方面發展和變化，都是當年無法想像。若林則感嘆近年來台灣摯友們的陸續過世凋零，並謙稱自己是以台灣史研究的逃兵身份來參與對談，並將從日本的台灣研究的視角來進行回顧和評論。

　　2. 台灣史料的發掘調查與利用：吳密察認為回顧三十年來台灣史研究的首要課題和成果，應從基礎史料的開發利用著眼。並以親身參與台灣大學歷史系的課程教學、台北帝國大學日文台灣藏書史料的調查研究、蔣經國基金會支持的海內外台灣史檔案文書調查與目錄編纂計畫，說明一九九○年代台灣史料開發利用的發展成果。進而以台大「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THDL）為例，介紹新世紀網路科技與數位典藏趨勢，對於史料公開與歷史研究的重要影響。

　　3. 史料開放後的歷史解釋問題：若林提到他自一九八○年代後便轉向當代台灣政治與民主化的研究和觀察，直到近年來重新展開歷史研究。吳密察評論台灣史料研究條件大幅改善擴展後的研究成果。認為多數研究者仍缺乏對史料性質與時間脈絡的深入批判與理解，導致對於台灣各時期歷史特色與基本問題的認識仍停留在印象層次。若林則認為宏觀的歷史分析視角，有助超越狹義的史料研究的侷限。兩人進一步以十八世紀台灣的移民社會形成與地域社會研究為例，討論社會科學概念與區域比較研究的重要性。

　　4. 日本台灣學會與研究動向：若林分享他於一九九八年參與創設日本台灣學會並擔任首任理事長的心路歷程及親身觀察。並指出學會目前仍是以論壇（forum）型態運作，在制度化方面仍有待繼續努力。吳密察則肯定學會的歷史意義和學術影響，並從日本近代學術史的脈絡，說明台灣研究的建制化，實與其政治及學術能見度有關。若林進而提到學會初創時的沉重危機感與同仁的集體努力。並以「一代人做一件事」做為學會二十年來的發展軌跡與世代更迭的註腳。

　　5. 若林台灣研究歷程的回顧：若林以其系列代表作品為焦點，回顧《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出版一書後的研究歷程及相關作品的學術史脈絡。並以「東宮行啟」與「台灣土著資產階級」等課題與假說為例，說明其台灣近代政治史問題意識與分析架構的轉變。吳密察則從《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一書在當時的暢銷流行，說明若林的作品對台灣讀者和學界的影響。兩人進而針對區域研究（area studies）與社會科學的關連，理論概念與文獻研究的互補，以及研究方向與課題的選擇等議題進行交流。

　　6. 反思日本的台灣研究與戰後精神史：面對「為何重回歷史研究」的提問，若林除了說明台灣史學界近三十年來有許多重要成果如施添福等人的研究需要重新補課外，更進而說明其晚年正在構思中的「台灣來歷論」，並以圖示方式說明曹永和、周婉窈與吳密察等台灣學者的史觀，如何影響其建構台灣歷史發展解釋模型的嘗試。吳密察亦分享其治史方法與閱讀策略。並以B. Anderson的想像共同體論與日本的東南亞研究為例，補充其對於台灣史上社會、國家與國民形成的見解。兩人並共同思考如何重新定位伊能嘉矩等戰前日本學者及殖民學術遺產，以及如何反省戰後日本知識份子如矢內原忠雄等人遺忘台灣與殖民地歷史的精神史。

　　7. 台日青年學者的培育和交流：若林和吳密察在本次對談中，簡要地回憶了一九九○年代中期共同推動的青年學者交流活動。並回顧兩人在東京大學與台灣大學兩地，分別培養新生代研究者的教學歷程。此一活動計畫雖於二○○四年正式結束。但其後逐漸發展成為台日東亞史研究生的跨國學術交流網絡。而當初從學於兩位老師的青年學子，如今已成為日台各大學及研究機構的中堅人才。關於此段重要史實，請讀者參見本書附錄中由三澤真美惠、洪郁如、顏杏如、陳文松及陳偉智等日台青壯年台灣研究學者的短文。

　　8. 當代台灣史研究趨勢與外部環境變遷：吳密察以一九八六年由張光直院士推動的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計畫，作為台灣史研究正式建制化的重要里程碑。並說明其留日回國後，積極培養日本殖民時期新生代研究者的努力。進而提要列舉了歷史地理、族群史、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等當代台灣史重要課題和新領域。若林則詢問吳密察中國大陸台灣研究的近況，並回憶其在三十年前《廈門通信》中所訪問過的人物和機構。兩人以面對中國崛起與東亞地緣政治變化的影響，作為本次對話的結語。

　　代結語：展望三十年後的台灣

　　二○二○年二月二十九日，由二十多位來自日台兩地若林正丈指導的學生們共同執筆的《台灣研究入門》由東京大學出版會正式出版。同日，若林原定於日本早稻田大學發表最終講義（退休演講），正式告別數十年來的教學生涯，惜因新冠疫情取消。三月，《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全新增補版）中譯本在台灣出版，並由吳密察以「我所認識的若林正丈」為題撰寫導讀，紀念兩人四十年來的學術友誼。十月，日本政府頒贈瑞寶中綬章給若林，表彰他對日台學術交流的功勞，為本書的內容作出生動的註腳。

　　若林曾在舊版《台灣對話錄》跋語中，引用日語「傍目八目」的比喻，自我期勉能「作為有意義的旁觀者，為台灣讀者提供不同觀點和觀察。」然而在《台灣研究入門》序言中，他則以追求相互理解的學知為題，期勉未來的日本學者能超越過去的帝國學知與殖民遺緒，與台灣學者們共同面對二十一世紀東亞與世界的新情勢。而重返歷史研究後的若林，在全力進行其台灣來歷論與研究方法論的寫作同時，也在「nippon.com日本網」撰寫「我的台灣研究人生」系列文字，回憶其數十年來與台灣友人們的交遊點滴，更出版新出土《台湾議会設置関係書類》（東京：不二出版，二○二○年）的史料解題，回應其三十年前對於台灣近代史料闕如的提問。撫今思昔，面向未來，三十年後二○四九年的台灣與台灣史研究將是何種景觀呢？期待《台灣對話錄一九八九─二○二○》的問世，能為讀者開啟面向過去、展望未來的窗口，一起進行我們每個人的「台灣對話」！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兼副所長張隆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