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傳

引言

第一篇 生逢亂世
第一章 海甯袁花
第二章  亂世求學
第三章  初入報界

第二篇 南下香港
第四章、「南來白手少年行」
第五章、金庸出世
第六章、電影編劇

第三篇 創立《明報》
第七章、《明報》初創
第八章、《明報》崛起
第九章、查良鏞社評
第十章、《明報》集團
第十一章、字條治報

第四篇 兩岸三地
第十二章、臺灣之行
第十三章、大陸，永遠的故鄉
第十四章、香港，數十年來家園
第十五章、三次婚姻
第十六章、人生如棋

第五篇 是耶非耶
第十七章、一九八九
第十八章、出售《明報》
第十九章  是耶非耶

結語：「金庸神話」
後記
參考文獻

序

　　從一九八一年到二○○二年，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的「中國現代作家叢書」已出了二十二種，素有口碑。如果不是因編輯之約，我不可能去寫《金庸傳》，雖然從小熟讀金庸的武俠小說，但我並不是金迷，只是當作一種休閒娛樂，放鬆身心而已。《明報》因為隔得太遠，我那時並不了解。對於武俠小說家的金庸，老實說，我的興趣並不大。

　　十年前的盛夏，此書初版，金庸在杭州接受央視《新聞夜話》的專訪，主持人將《北京日報》的一篇書評念給他聽，稱新版的《金庸傳》說他「口才遲鈍，作為老闆他摳門，然後為人吝嗇，狡詐、多計謀，商人似的斤斤計較，他身上有濃厚的大中國主義的情結，還有他對有權勢的人是依附的。」（其實這是書評的概括，書中沒有這樣簡單的下結論，而是用材料說話。）他當場就不高興地說：「我不推薦讀，我不認識這個人，他也不認識我。」「不論什麼，連篇謊話，我何必來去看它？」   

　　因為傳主的不高興，此書一問世即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一些爭議，最大的爭議是傳主還活著，作者沒有採訪過傳主。我的看法是，我寫的是傳記，不是報導，不一定要採訪傳主。傳主是個公眾人物，有大量的作品公開行世，有關他的記錄、回憶、報導也不難搜集，只要我採用的材料是可信的，我下筆是客觀、持平的，就無須理會傳主的感受。我是以平視的眼光看待他，將他看做是一個真實的人，是者是之，非者非之。由於掌握材料的有限，我對他生平的把握會有一些空白點，但傳紀本身就是可以剪裁，有所取捨的。我不曾與傳主有過親身接觸，也沒有經過傳主的同意，成稿後也沒有給他看過，自始至終不受傳主態度的任何影響。這是失，也是得，得遠多於失。

　　我沒有採取仰視的視角（在我之前，幾乎所有的相關傳記都仰視傳主），更不想討傳主的歡心，傳主是否認可，是否喜歡，跟我無關。我只想抱持嚴謹的態度，最大限度地恪守客觀、中立，以平實的語言，將傳主真實的人生、心路歷程和畢生的事業寫出來，並在他的命運遭遇中，寫出一個時代的起起落落、波詭雲譎。

　　我之所以願意寫這本傳，最大的用意不是要為傳主樹碑立傳，而是想通過一個人的命運，呈現他所棲身的時代，以一個具體個案來清理二十世紀中國曲曲彎彎的歷史脈絡。金庸生於一九二三年，經歷「五四」以後中國社會的大動盪、大變局，卻在民國教育環境中得到成長，小學、中學教育奠定了他的知識根底和精神氣質。他也有幸進入「文人論政」典範的《大公報》，受到前輩報人的薰陶。一九四八年以後定居香港，處兩岸三地之間，一面守護著他喜愛的故國文化，一面熱切的關注著時局動態。他自創《明報》，在數十年間指點國是，激揚文字，並以充滿想像的武俠作品贏得廣泛的讀者群。他的命運遭遇，在每一重要歷史關頭的選擇，都值得細細斟酌。作為一個讀書人，他對大時代的回應，和大時代帶給他的獨特機遇，都是可以長久探討的命題。

　　他自謙只是個小人物，「不值得寫傳記，沒什麼大價值。」又說，「我雖然是小人物，但是我生活非常複雜的」，「我這一生經歷極複雜，做過的活動很多，興趣非常廣泛，我不相信有人能充分了解我而寫一部有趣而真實的傳記。」他一生的經歷確實「極複雜」，他是個極為複雜的人，在他的個人隱私中，無論涉及情感，還是涉及政治，往往都是外人很難知道的。他說，不願意與大眾分享自己的內心秘密，他認識的人很多，也不方便公開談論。他在香港辦報三十多年，他的政治態度，他在兩岸三地之間的立場選擇，他內心的複雜，這一切都是毋庸置疑的。他受到兩岸政要的青睞也不是偶然的。（比如，與他熟悉的郝明先生就清楚他一段不為人知的經歷，郝明原是中國社科院《新建設》雜誌編輯，七○年代赴港，後移居紐約，曾將他們之間的淵源、糾葛親口告訴范岱年先生。）

　　好在我更關心作為公眾人物的他，每個階段他的表現都是世人看到的。因他晚年的表現引來了許多非議，但我依然認定他在大是大非面前，至少就我目前掌握的材料來看，還是無虧的。錢穆先生曾對弟子辛意雲教授說：「看歷史要有能力從歷史大事去把握，評價歷史人物主要看他在歷史大事中的作為，以及對大事的影響，不能只看小事。」我想這就是「同情之理解」，對金庸同樣要這樣看。因為某種原因，我無法將他在一些歷史大事中的表現如實寫出來，這可能會影響讀者對他的公允評價。

　　在我之前，張圭陽的《金庸與報業》對《明報》有出色的研究，提供了許多珍貴的材料。此書初版十年來，我繼續收集有關的材料，期間有兩次到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訪學，瀏覽了《明報月刊》、《明報》（縮微膠捲）、《明報週刊》等他手創的報刊，他的下屬石貝女士等人的回憶也提供了許多新的具體材料，她們對他的生活習慣、個性、口才等都有第一手的具體回憶。此次修訂，我增添了大量新材料，極大地豐富了他一生黃金時代的內容（1959—1989），對於解讀他生平的一些重大抉擇能做出更具說服力的回答。對他早年在衢州中學、在《東南日報》、《時與潮》半月刊、《大公報》的學習、工作，也有許多新收穫。另外，全書在篇幅上也有大增大刪，刪去的章節主要是他賣掉《明報》以後的晚年歲月，此時他享受盛名、鮮花和聚光燈，對時代已沒有產生多少影響，時代在他身上也少有印痕，雖然他始終是媒體關注的對象，對於傳記來說卻是無足輕重的。我不知道，十年後完成的修訂本，是否已真實地寫出了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的命運，但我已盡力。錯誤和不足之處，我完全負責，請方家和讀者朋友隨時指正。

　　感謝金鐘兄、董炯明兄、錢鋼兄、蔡詠梅大姐及樊百華兄、陳遠煥兄、余國明兄、應輝兄、巫少飛兄等師友為我提供的珍貴幫助，感謝丁東老師和丁甯大姐，感謝老大公報人的後人王芝琛先生、許乃玲女士幫我複印內刊《大公園地》，如今王芝琛先生去世已有六年半。感謝百歲老人章克標先生為我答疑解難，他是傳主初一時的數學老師，如今他去世已有五年半了。我還要感謝董晉之在港大給我的幫助，感謝浙江省檔案館、杭州市檔案館、衢州市檔案館、浙江省圖書館古籍部、香港大學圖書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提供的服務。感謝我的妻子曹麗蓉和兒子傅陽一直以來給我的愛與理解，這本書的初版和修訂版之完成，當然離不開你們，我對此充滿感恩，願耶和華祝福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