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屋子裡的小房間
在這裡，問題不在於
誰做的？而是
為什麼？
而到頭來，如果我們已經發現「
為什麼？」，也補上了「
怎麼做？」，我們也會理解是「
誰做的？」因為「
為什麼？＋怎麼做？＝誰做的」。
目標不在於做朋友。目標在於不成為仇敵。目標在於取得真相。
這是沒有任何棋子的口頭與心智對弈；一場沒有任何身體接觸的對打；一種耐力賽，參賽雙方都會尋求並且利用另一方的弱點與不安全感。
我們坐在一張小桌子前，在一個燈光昏暗的房間裡彼此相對。這裡的煤渣磚牆被漆成接近淡藍的灰色，唯一的窗戶位在上鎖的鐵門上，那扇窗很小，還用鐵絲網強化過。一名身著制服的警衛從另一邊朝裡頭凝望，以確保沒有異常發生。
在最高安全級別的監獄裡，沒有其他事情會被看得更重要了。
我們已經談了兩個小時，而現在時機終於成熟。「我想知道，用你自己的話說，二十五年前那是什麼樣的狀況。」我說：「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讓你現在到了這裡？那女孩──瓊安──你認識她嗎？」
「噢，我以前在附近看過她，」他回答。他的情緒很平淡，語調平穩。
「讓我們回到她來到門口的那一刻，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一步一步來，從那個時間點開始講起。」
這幾乎像是催眠。房間裡很安靜，而我看著他在我面前轉變。就連他的外表似乎都起了某種變化。他眼睛失焦地看著我背後一堵空蕩蕩的牆。他回溯到另一個時間，另一個空間；回到那個他從未須臾或忘，關於他自己的故事。
房間裡很冷，即使穿著西裝，我都要竭力避免自己發抖。不過，在他重述我要求他說的故事時，他開始冒汗。他的呼吸愈發沉重，愈加清晰可聞。很快地，他的上衣被汗水浸溼，胸口的肌肉顫動著。
他以這種方式講述了整個故事，沒有看著我，幾乎是在自言自語。他進入神馳狀態，在那個時空，想著他當時所想的事情。
有一會兒，他轉身面對我。他直視著我的眼睛，說道：「約翰，在我聽到敲門聲，透過紗門看到是誰在那裡的時候，我就知道我會殺了她。」
導論：向專家學習
這是一本關於暴力獵食者思維方式的書──以我過去二十五年來做為FBI特別探員、行為剖繪專家與犯罪調查分析師的經歷，以及從聯邦調查局退休之後所做的工作為基礎。
但其實這本書涉及我有過的那些對話。畢竟，那是一切的開始，在這些對話中，我學會了如何利用一個暴力獵食者的所思所想，來協助當地執法官員將犯罪者繩之以法。對我來說，那是行為剖繪的開端。
我開始訪談身陷囹圄的暴力犯，是出於個人考量與制度必要性，不過在許多方面，這是始於一股想要了解犯罪者背後潛藏動機的欲望。就像大多數新進的FBI特別探員，我被指派擔任街頭探員，而我的第一個派駐地點是底特律。從一開始，我就對於人們為什麼犯罪感興趣──不只
是他們真的犯了罪，而是他們
為什麼犯下那種特定罪行。
底特律是一座民風強悍的城市，我在那裡的時候，一天有多達五件銀行搶案。由於搶劫聯邦存款保險公司資助的銀行屬於聯邦級犯罪，因此調查局有管轄權，而許多新進探員除了自己的勤務以外，還被指派調查這些案子。我們一抓到犯罪嫌疑人，在宣讀他的米蘭達權利之後，通常在調查局用車或者警車後面，我會連珠砲似地對犯嫌提出問題。為什麼要搶一間保安嚴密、有監視錄影的銀行，而不是有大筆現金的商店？為什麼是這間銀行分行？為什麼是這個特定日期和時間？這次搶劫是有計畫的，還是一時興起的？你是否事先觀察並且／或者實際進到銀行裡模擬過？我開始在腦海裡將這些回應分門別類，然後對銀行搶匪的類型做出非正式的「剖繪」（profiles，雖然我們那時還沒使用這個詞），我開始看出有計畫與無計畫犯罪、有組織與無組織犯罪之間的差別。
我們做到的程度，足以開始預測位於哪些地點的銀行，最有可能以及何時遇襲。舉例來說，我們知道在有大量建築工事進行的區域，星期五上午後段是銀行很有可能遇襲的時間，因為銀行為了處理建築工人的工資支票，會準備很多現金。如果我們自認為有合理機會在搶匪行動時逮個正著，就會利用這種情報來強化某些目標，並且在其他目標守株待兔。
局裡派給我的第二個崗位是在密爾瓦基（Milwaukee），這段期間我被派往位於維吉尼亞州匡提科、全新而現代化的聯邦調查局國家學院（FBI National Academy, FBINA）進行為期兩週關於人質談判的在職訓練課程，由特別探員霍華德．德田（Howard Teten）和派屈克．慕拉尼（Patrick Mullany）擔任講師，他們在局裡是行為科學最初的擁護者。主要課程稱作應用犯罪學，是嘗試將變態心理學（Abnormal psychology）這門學科納入犯罪分析與新進探員的訓練裡。慕拉尼認為人質談判是應用心理學課程的第一次實際應用。在對抗新時代犯罪的戰役中，這是一波新浪潮；這種新型犯罪包括劫機與挾持人質的銀行搶案，像是一九七二年布魯克林銀行搶案，此案是艾爾．帕西諾（Al Pacino）主演的電影《熱天午後》（Dog Day Afternoon）的靈感來源。不難看出，對於人質挾持者腦袋裡在想什麼有點概念，對談判人員來說有很大的益處，到頭來可以拯救性命。我是課堂上約莫五十名特別探員中的一員，這樣的課是首次教授，而且是FBI訓練中的一項大膽實驗。畢竟傳奇局長胡佛（J. Edgar Hoover）才剛過世三年，他長長的陰影還籠罩著調查局。
即使在他走下坡的暮年，胡佛對於實質上由他創建的調查局仍舊以鐵腕掌控。他對於調查實際而強悍的作風，反映在老牌影集《警網》（Dragnet）的招牌台詞裡：
就只說事實，女士。一切都必須是可測量與量化的──多少次逮捕，多少次定罪，結了多少案子。他絕不會擁抱任何像行為科學這樣印象式、歸納式又「感情用事」的東西。事實上，他會認為它從措辭上來說就是矛盾的。
在FBI學院參加人質談判課程時，我的名字傳遍了行為科學部門（BSU），而在我離開回到密爾瓦基前，他們提議同時給我教育部門與行為科學部門的位置，做為我的下一個職務。雖說我們單位稱為行為科學，部門裡九位探員的主要職責是教學。課程包括應用犯罪心理學、人質談判、實用警察問題、警察壓力管理，還有性犯罪──後來我了不起的同事洛伊．海茲伍德（Roy Hazelwood）把這門課改成了人際暴力。
雖然學院的「三腳凳」模型，教學、研究與諮詢，正在開始成形，但像德田這種明星探員所提供的任何案件諮詢都絕對是非正式的，並不是任何有組織課程的一部分。這四十小時課堂指導的焦點，理應是犯罪調查員最關心的議題，
動機：為什麼犯罪者做他們所做的那些事，他們用什麼方式進行，以及理解這一點如何能幫忙抓到他們？不過這套方法的問題在於，大部分內容仍是來自學術領域，每次有實戰經驗多於講師的資深執法人員來上FBI學院課程的時候，這一點就變得很明顯。
在這個領域裡，沒有人比團隊裡最年輕的講師，也就是我，來得更弱了。我站在教室前面，一屋子都是經驗豐富的探員與警官，他們大多數年紀都比我大得多。我應該要教他們犯罪者心裡在想什麼，給他們某種能實際用來幫忙釐清案情的東西，然而我的第一手經驗，大多源自於我在底特律與密爾瓦基跟經驗豐富的員警和凶殺組警探共事，所以由我來告訴他們該怎麼辦案，似乎太僭越了。
我們之間有許多人頓悟到，能夠應用在精神疾病與心理衛生社群裡的知識，對執法單位來說實用性有限。
不過，我還是遇到跟德田一樣的狀況。在上課或下課時間，甚至是在晚上，警官和探員都會為了他們正在偵辦的案件來徵求指引與建議。如果我教的案子和他們正在辦的案子在某方面有相似性，他們會猜想我能夠幫助他們破案。他們把我看成是聯邦調查局的權威之聲。但我是嗎？一定有更實際的辦法可以累積有用的資料與案例研究，那會給我信心，讓我覺得我真的知道我在說什麼。
身為年齡與我最相近的人，羅伯．雷斯勒（Robert Ressler）被相中來協助我打入學院文化，能夠自在地教學。羅伯比我年長八歲左右，是新任講師，以德田和慕拉尼的工作為基礎，致力於讓行為分析這個學門更接近於某種對警方還有犯罪調查員有價值的東西。要給一位新講師某種濃縮的經驗，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透過我們所謂的馬路學校。匡提科的講師會花一週的時間把FBI學院課程中的一個選定內容，算是某種精華版，教給提出要求的某個警局或執法單位，然後再移動到另一個單位去教第二週，接著才帶著對於相似旅館房間的記憶和一行李箱的髒衣服回家。羅伯跟我就這麼一起上路了。
一九七八年初的一個早上，羅伯和我開車離開加州的沙加緬度，我們最近一次馬路學校的舉辦地點。我指出，我們在教課時提到的大部分罪犯都還活著，我們可以很輕易就找出他們在哪裡，而且他們跑不了。我們為何不嘗試跟其中一些人見面聊聊，找出
他們眼中的犯罪是什麼樣子，讓他們回憶並且告訴我們，他們
為什麼做出他們做的事情，還有他們動手時心裡在想
什麼。我想試試看也無妨，而且他們之中某些人可能夠厭倦監獄中的例行公事了，所以會很歡迎有這個談談自己的機會。
關於訪談獄中受刑人，特別是關乎定罪、緩刑與假釋、感化的研究，數量極少。然而，紀錄似乎指出暴力與自戀的受刑人，整體而言是無可矯正的──意思是說，他們無法被控制、無法改善或改過自新。透過跟他們談話，我們希望得知是否實情如此。
羅伯起初心存懷疑，卻願意照這個瘋狂的主意做。他在軍隊服役過，而在軍隊和調查局之間，他對官僚體制有足夠經驗，所以他的口頭禪是「最好先斬後奏」。我們會不告而至。在那個時代，FBI身分證明讓我們不需要事前許可，就可以進入監獄。如果我們提前告知，就有在獄中走漏風聲的危險。而如果有人知道受刑人計畫要跟兩名調查局幹員談話，獄中其他人可能會認為他是個告密者。
在開始這個計畫的時候，我們對於這些訪談之中會遇上什麼事有些先入為主的想法。其中包括：
● 所有人都會宣稱自己是無辜的。
● 他們會把自己之所以被定罪，怪在可憐的訴訟代表人身上。
● 他們不會願意和執法人員交談。
● 性侵犯會顯得滿腦子都是性。
● 如果謀殺案發生的州有死刑，他們就不會殺死受害者。
● 他們會把錯推到受害者頭上。
● 他們全都來自功能失調的家庭背景。
● 他們能明辨是非，也知道他們行為後果的本質。
● 他們不是精神病患或瘋子。
● 連續殺人犯和強姦犯往往聰明過人。
● 所有戀童癖者都是猥褻兒童者。
● 所有猥褻兒童者都是有戀童癖的人。
● 連續殺人犯是後天塑造出來的，而非天生如此。
就如我們在接下來的篇幅裡會看到的，有些假設被證明是正確的，另外一些卻完全不對。
令人訝異的是，絕大多數我們找到的人都同意和我們交談。他們有各式各樣的理由。某些人覺得跟FBI合作會讓他們看起來紀錄良好，而我們沒做任何事來阻止這種假想。其他人可能就只是被嚇著了。許多受刑人，特別是比較暴力的類型，並沒有太多訪客，所以這是緩解無聊的一種方式：和來自外界的某個人談話，花一兩個小時待在他們的囚房之外。有些人就是對自己矇騙每個人的能力超級自信，所以他們把這種訪談當成一種潛在的遊戲。
到最後，驅車離開沙加緬度時開始的一個簡單念頭──跟殺人犯對話──變成了一個計畫，將會同時改變羅伯和我以及最終加入這個團隊的特別探員的職涯與生活，並且為FBI打擊犯罪的武器庫增添了一個新的向度。在我們做完最初階段的訪談之前，我們已經研究並訪談的對象當中，包括了：奧勒岡州的戀鞋癖勒殺犯傑若姆．布魯多斯（Jerome Brudos），他喜歡從他大量收藏的女性衣物裡，取高跟鞋套在死去受害者的腳上；蒙特．李瑟爾（Monte Rissell），他還是青少年的時候，在維吉尼亞州的亞歷山大姦殺了五名女性；還有大衛．伯考維茲（David Berkowitz），人稱「點四四口徑殺手」、「山姆之子」，他在一九七六與七七年讓紐約市陷入恐懼之中。
這些年來，我和匡提科的剖繪員訪問了其他許多暴力與連續性獵食者，像是殺害數十名年輕女性的泰德．邦迪（Ted Bundy），以及蓋瑞．海德尼克（Gary Heidnik），他在費城自宅的地下室坑洞裡囚禁、折磨並殺害婦女；這兩人都為小說家湯瑪斯．哈里斯（Thomas Harris）的《沉默的羔羊》（Silence of the Lambs）提供了角色特徵。艾德．蓋恩（Ed Gein）也是他的靈感來源，這名威斯康辛州隱士殺害女性，好讓他剝皮利用；我在麥迪遜的曼多塔精神療養院（Mendota Mental Health Institute）訪問過他，他也因為做為羅勃．布洛赫（Robert Bloch）《驚魂記》（Psycho）的主角諾曼．貝茲（Norman Bates）的原型而聞名，這部小說是希區考克同名經典電影的基礎。不幸的是，蓋恩的年紀與精神疾病導致他的思維模式雜亂無章，使得訪談沒什麼成果。然而，他確實仍熱衷於皮革工藝，製作皮夾跟皮帶。
最終出現的是一組嚴密的訪談方法，讓我們得以開始將罪行和當時犯罪者的實際想法聯繫起來。有史以來第一次，我們能夠透過犯罪者在犯罪現場留下的證據，以及他對受害者（如果她或他還活著）所說的話，或者他在受害者生前或死後對他們做了什麼，連結到他心裡在想什麼，並且加以理解。如同我們常說的，這幫助我們著手回答那個古老的問題：「什麼樣的人會做出這種事？」
等到完成最初那一輪訪談的時候，我們已經知道什麼樣的人會做出這種事了，有三個詞彙似乎描繪出每一位罪犯的動機特徵：
操縱，支配，控制。
這些對話是後繼一切的起點。我們收集到的所有知識，我們做出的結論，從我們的研究中得出的書《性殺人犯：模式及其動機》（Sexual Homicide: Patterns and Motives），還有我們創建的《犯罪分類手冊》（Crime Classification Manual），我們協助抓捕並起訴的凶手──這一切全都始於坐在殺人犯對面，詢問他們過著什麼樣的生活，目標在於理解是什麼驅使他們奪走另一條生命──或者在某些例子裡，是許多條生命。這之所以有可能，全是因為我們付出注意力，面對這批先前無人請益的講師群：罪犯本人。
接下來，將會深入檢視我離開調查局之後所正面遭遇的四名殺人犯，我使用的是我們在大規模研究中發展出來的同一套技巧。這些殺人犯本身都是不同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技巧、動機與心理特質。他們的受害者從一人到將近一百人不等，而我從他們所有人身上都學到了一些事情。他們之間的對比耐人尋味且引人注目。但相似處也是如此。他們都是獵食者，在他們的人格成形期都沒有和其他人建立起信任的羈絆。他們都是行為科學爭論主題之一的主要證物：先天對後天，殺手是天生的還是被塑造出來的。
在我的FBI單位裡，我們依據這個等式運作：
為什麼？＋如何做？＝誰做的。在我們訪談被定罪的犯罪者時，我們可以對這個過程做逆向工程。我們知道是
誰幹的，我們也知道發生了
什麼事。藉著結合這些事物，我們發現最重要的
如何做？以及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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