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
一個駐外記者的感觸
初到中國時，對中國畫之美，我是不懂欣賞的。我承認它們色彩絕妙，但圖像似不夠精確，最主要是犯了透視錯誤。那一幅幅歲月染黃的絲綢上，畫滿了奇山異石，問題是，那些山石聳峻傾斜的樣子，似乎全然是不對的。
但隨著時光推移，我的眼光慢慢適應了，或毋寧說，是我的見解適應了。我發現，中國人作畫時，並非在幾乎垂直的畫板上塗抹，而是彎下腰來，在較低矮的水平畫桌上揮毫。看中國的山水畫，若當成是登峰頂之高，觀峽谷之深，則視角就調整過來了，透視法也就不再怪異，整個構圖，便流暢秀美了。
現在，居於佛蒙特州，住在山谷，四周山林環繞，與美麗古老的北平隔開半個世界，我終可以放眼四顧，前後瞻望，好比置身於一幅中國的山水畫裡，來對我的東亞歲月，作一番審度。中國山水畫中那些奇山異石，真是至善至美。而我的回憶，也跟它們一樣的豐滿生動。
在我定居的佛蒙特州山谷裡，有個朋友愛追捧二戰以來所有駐外記者的著作，那些書多到汗牛充棟，他卻樂此不疲。他讀得興趣盎然，激起了無窮好奇，而那顆凡心，也受了某種驚駭。所以，當他把一大堆書還我時，不免要大驚小怪道：
「不值得，不值得，你怎麼會去幹這行？上帝，這算是什麼日子！你們這幫人，到底覺得這裡頭有什麼價值？你又沒掙到什麼錢，不是嗎？」
我們倒真是沒有致富。按那些佛蒙特老鄉的「富裕」標準看，我們連「有錢」的最低微含義亦夠不上。我們這些駐外記者當初為尋求刺激及冒險揚帆遠去，在海外歷盡艱險多年，回國時的有形財富，大概不會多過離去的時候。
既然如此，我們這些代表美國最偉大報紙、最偉大新聞社的記者群體，又為何要赴身海外呢？
我敢說，若預先知道這職業的所有艱難困苦，我們中的大多數，是會裹足不前的。首先是生活動蕩，今天還在這裡，明天「總部」就可能一紙電文，催你儘快趕往某個聞所未聞的所在。其次是遠離家鄉、遠離家人、遠離祖國及同胞。再次，一般而言，至少要去學一門古怪外語。而在多數情況下，尤其是在歐洲以外的地方，還要時時警惕染病──傷寒、霍亂、黑死病、瘧疾和痢疾，不一而足。不經煮沸的水，是絕不可飲用的，甚至不可用來刷牙。全球大片地方，水果蔬菜不經煮熟，便不能食用。對挑剔者而言，火車及輪船的狀況簡直不堪忍受──到處是臭蟲、蝨子、蟑螂。全球半數以上的外國城市都惡臭撲鼻，令人欲嘔。
在交戰區裡，生命則危在旦夕，極可能不死即殘。在政治動亂國家，遭狂熱分子暗殺，亦是隱憂。而至少在亞洲大部分地區，對白人或「帝國主義者」總懷有天生的仇恨。由於美國人一般都被視為有錢，更易遭壓榨及索取，也許是些許小數，也許是龐然鉅款。
駐外記者去國有年後，因長久分隔，便與故國及朋輩關係疏離，付出極高代價。當他每隔三五年回一次國時，常發現友人已對他淡漠，反之亦然。因他所熟知的，儘是那些聞所未聞的異土，他的友人對此是興趣索然的。他們對他的國際政治或種族問題毫不關心，他則可能記不起各位夫人的芳名。若他談起某位總統，或總理，或大使，他們便認為他在「臭顯」。
有次我回國休假時，第二晚便去參加一個晚餐會，發生的事情，讓我永難忘懷。我的鄰座是個甜美可人的太太，只是不再青春了。她一味大談最新上演的戲劇，我是一無所知的。當我提到中國時，她盯著我，一臉茫然道：「中國？哦，對了，就是那個女人把孩子背在背上的國家，對不對？」
即便那駐外記者的朋友是較有知識的，能對你提問，並對你的回答覺得來勁，情況亦不見好到哪裡。我反覆聽人說這樣的話：「天啊，既然這麼嚴重，為什麼不在稿子裡寫出來？」
其實，你早就寫過，還自以為動人心魄，脈絡清晰。你早已一次又一次，反覆報導過。你知道那些較有知識的友人是認真讀報的。他們也說，對你的署名電訊和通訊稿，一直跟蹤閱讀，已經持續了「許許多多年了」。然而，他們對你最精通的國度到底發生了何事，卻依然一無所知。你不禁覺得，所有工作，全都白費了。今日上頭版，明日遭忘卻。
然而，當一名駐外記者，為毫無私心雜念的報社工作，卻依然是世上最顯要的職業。
苦水歸苦水，其實回國休假，是不乏心理補償的。走進出國前待過的報館，你看到比爾還在為電訊稿起標題；傑瑞還在寫體育，為誰贏了地方冠軍激動不已；吉米依舊忙於鄉鎮政治的骯髒交易，為某人捲入五萬元的貪污案激動得口吐白沫；而曾經如此年輕活潑、金髮飄飄、無比動人的安妮特，居然芳□褪色，動輒發怒，仍一成不變地負責社交版。她對生活的興趣，也就是社交新秀派對和教堂婚禮了。這時，你對當初未娶安妮特，立刻就慶幸不已了。
你並不想自以為是，但看著這些男男女女，還是由不得要心生憐憫。他們在同樣的地方，幹著一成不變的差事。除了每年兩三星期年假裡短期出遊，他們可以連續十幾年不挪地方。比爾、吉米都自購了住宅，孩子也都十幾歲了。這是不是美好生活呢？當然是。然而，你想起的，卻是西藏的日出，蘇祿海的颱風，戈壁沙漠裡隨你蜿蜒前行的駝隊。望著吉米夫人，你想起的是曼谷偶遇的絕美英國少女，想起如何兩相依偎於鄉村俱樂部的長廊，迷迷糊糊，呷著苦艾酒。當薄暮冥冥，你們各懷心思，卻欲言又止，只望著塘裡像鯨魚般射水的有趣小魚，懶散地下注，賭哪隻掠水低飛的蛾子，會被射濕了翅膀，然後被那魚撲通一聲躍起，大口吞下，成為下一個獵物。
未幾，你就坐立不安，覺得是不是該回去工作了。走蘇伊士運河的話，可以看到紅海的滿月，但如果從莫斯科飛往喀拉蚩，則可以省下時間，繞到克什米爾兩個星期，看看佩格和洛德。達芙妮應該還在孟買吧，還是她在你沒到印度前，先去了西姆拉？
沒錯，該回去幹活了。對手報紙昨日登了廣東省政府主席的事，語焉不詳，背後是否另有玄機？再有，拜慈昨日的公開講話，究竟何意？在遠隔千山萬水的這一頭，你實在無從判斷。你的手指一離開遠東紊亂而有力的脈搏，便覺得無所適從了。
再說，你的家、你的僕從是在上海（或在其他聞所未聞的地方）。你還有文件要處理。若取消在錫蘭（今斯里蘭卡）的兩周逗留，或可趕上秋季賽馬會。最好再去一次華盛頓，只要不待超過兩天，便可趕上下周四去漢堡的快船。乘飛機的話，超重行李的罰款實在要命！不過，只要吃得消行李費，還是飛越大西洋的好，這樣，再下一周，你還可在歐洲逗留，聽聽莉莉．龐斯（Lily Pons, 1904-1976）的演出。
當然，藍色多瑙河並不藍，東亞和南太平洋群島，也並不全如吉卜林及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筆下的描繪。但你仍渴望回歸。此地的美國大都市，大多清潔而平庸，此地匆匆趕路的美國人群，大多乾淨而衣履光鮮。但一切已開始顯得無趣。半個世界以外，各種力量正在較量，他們卻懵然不知，而這些力量鬥爭之結果，終將迫使數百萬我國青年奔赴異國，在那裡戰鬥，在那裡死去。所以，你還是駕帆離去，或是飛越太平洋，並為回到自己的「片區」暗喜。那可不是一般的「片區」，它橫亙一塊大陸，其長度或寬度，絕不亞於紐約到舊金山的距離。
現在，慘烈的大戰在一月一月拖延，而我卻滯留祖國。許多人問我：「你怎麼現在不去了？難道你就不會手癢，渴望報導這場戰爭、書寫這場戰爭？」
去報導目前這場大戰，最大問題是，前方的記者，無人可逃脫地域限制。置身達爾文的記者，對雪梨或墨爾本的事，恍如隔世。而報導突尼斯戰役的人，對同時發生於蘇聯前線的事，或英國撤出緬甸的原因，或隆美爾部隊在波恩角被殲情況，一概無所知。此外，前線的記者不僅調查受限，寫好的電文也要經軍事審查員審查，極其可怖。
多年來，我的片區一直是整個東亞。若單單派駐新幾內亞一地，或重慶一隅，勢必很快厭倦。戰前，我可隨心所欲擇地出訪，從各方廣集消息，寫作內容自定。讓我再回去照著軍事當局的油印材料寫稿，將是可歎的反高潮。要知道，置身任何前線、任何戰役，都是無法縱觀戰爭全局的。
是的，等到戰爭結束，我將重返遠東。我要親眼看看和平如何得來，還要看看戰爭的終結，是帶來持久的安寧，還只是權宜之計，以致不出一二十年，便引發另一場屠戮。
對此，我的佛蒙特朋友仍堅持己見說：「我還是認為不值得！」
但我堅信，這很值得。若我有兒子，喜歡寫作，喜歡旅行，生性還算謹慎，則我將不僅鼓勵他投身新聞業，而且要鼓勵他去當駐外記者。
未來的駐外記者應是專家。其中的佼佼者，必須受專門的職業訓練。其所受教育，不僅要包含語言與歷史，還需有地理、經濟及社會科學。他們需精通國際法律與禮儀，瞭解全球政治格局。
當下的大部分駐外記者，儘管報導戰爭有成，卻都是在無意中踏入駐外報導領域的。他們從事這一行時，幾乎無人受過專門教育或培訓。因而，能在觀察時全面深入，報導時言之有物，已是難能可貴了。但未來的駐外記者，若受過認真培訓，當更有成就。其提供給國內大眾的資訊，當更具價值。而歷經此戰後，美國人民也應是更具「世界胸懷」了。軸心國既已無條件投降，美國人民若重新陷入思想的麻木孤立，將是難以想像的。
新聞檢查制度盡可以屢下殺手，官方機構也盡可以不斷壓制，但報導這場大戰的男男女女，仍不畏艱難險阻，為國家立下了豐功偉績，並使媒體獲得了空前的崇高地位及威勢。
戰爭的勝利，若不能使傳媒恢復徹底自由，並在鳴金收兵後即刻生效，則這場戰爭，便是徒然。只有報導自由及評論自由，方能避免和平初臨後的錯誤。而這種錯誤若出現，則不等回國將士的下一代成人，勢將使戰火重燃。
譯者序
關於本書作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 1884-1955，亦譯作「亞朋德」），日本的松本重治在《上海時代》（上海書店出版社，二○○五年）中作了如下描述：
在所有美國新聞記者中，我認為最為傑出的要推《紐約時報》的哈雷特．阿班。由於阿班常年駐中國所積累的經驗，以及他頗為老成的待人接物，加上又有時報的聲譽，所以他的交友相當廣闊。他與蔣介石夫人宋美齡也是極為親密的友人。他不用像我這樣，身為日本通訊社記者，每天都必須為早晚兩次的報導發稿而疲於奔命。他只需揀一些重大的信息加以傳送即可。所以說他是處在一種極為有利的位置上。我雖然身在上海，始終關心美國的對日政策及對華動態，所以常與阿班交換意見與情報。
他是獨身，在外白渡橋附近新建的布羅托多威公寓 包下了最高一層，找了幾個年輕助手，在那裡悠然自得地工作著。有時，我約他一起去江灣的高爾夫球場打球。一次，一局未完，他突然想起什麼事情對我說：「真對不住，我忘了還有約會，今天就失敬了。」我半開玩笑似的問他：「還能有什麼事比打球更重要？」「實際上我忘了今天宋美齡要請我喝茶。請務必多多包涵。」他連打招呼。聽他如此說，我想可不能影響朋友的工作，便只能讓他這麼離去了。這兒也多少可以看出，宋氏一家極為重視與美國的關係。
上世紀三○年代，在駐華外國傳媒中，阿班的地位首屈一指，因他代表的是《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報紙在西方輿論界本就一言九鼎，記者的人品操守又讓人起敬。西安事變發生後，蔣介石的洋幕僚端納（William Henry Donald, 1875-1946）趕赴西安調停，向新聞界發出的電報，頭一個對象便是阿班。這在澤勒（Earl Albert Selle）的《端納與民國政壇秘聞》（湖南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原書名Donald of China）中便有記載。
阿班一八八四年生於美國俄勒岡州（Oregon）波特蘭市（Portland），卒於一九五五年，一生未婚，無子嗣。阿班向不喜循規蹈矩的生活，一九○五年，在史丹佛大學剛念到三年級，便輟學到社會混，謀了一份實習記者職位。來華前，他在美國報界已足足浸淫了二十一年，最高職位做到總編。這期間，阿班不曾考慮娶妻生子，只管頻頻跳槽，還曾隱入山林寫作，總之，任何一成不變的日子，都讓他深惡痛絕。這麼折騰到四十歲出頭，竟又突發奇想，要到遠東一闖天下，就這麼來了中國。
阿班在華十五年，後十四年供職於《紐約時報》。他從駐華北記者做起，迅速升任駐中國首席記者，管轄中國各地諸多記者站。他在華期間，適逢中華民國歷經多重巨變。北洋系統由盛及衰，國民黨一脈則隨北伐興起，並統一全國；歐美勢力在革命打壓下委頓，日本勢力則日益壯大。粗略數來，他的報導覆蓋了廣州革命風雲、北伐大業、東北易幟、蔣馮閻大戰、中東路戰爭、濟南慘案、九一八事變、西安事變……一直到上海孤島時代的最後一刻。可以說，中國歷史這十餘年的每一起伏、每一皺褶，無不通過他的鍵盤，傳遞到《紐約時報》，傳遞給美國大眾、全球大眾，並影響各國的政界決策及外交方略。
二○年代起，湧入中國的西方記者如過江之鯽，但就當時的社會地位而言，無人可望阿班項背。阿班生性爭強好勝，在第一線拚搶突發事件，人所不及，但他的真正優勢，還在於廣泛的上層關係。中國政府高層及日、美、英、蘇等國在華最高層裡，盡是他的私交。國民政府初期想逐他出境，弄到後來，四大家族竟都奉他為上賓。日本方面更重視，文武各派各系的最高頭目，恨不得把他門檻踏破。蘇聯也有趣，一邊掀起批判阿班浪潮，一邊派大使與他密談，託付他轉達高層意思。至於美英方面，自不待言了。阿班之重要，在於他的作用已完全超出了區區記者的層面。對美國政府而言，他是個不支薪的高級情報員，免費提供絕密情報，分量超過任何正式間諜。對其餘各國政府而言，他是個編外的美國外交官，其作用，常常是美國大使所不能及。因此，日美之間、中美之間、蘇美之間，都要由他來頻頻傳話。至於各國的內鬥，也要向他暗洩天機，好登上《紐約時報》，搞亂對方。比如，日本正式加入軸心國前，即因最高層兩派對峙，有人將消息暗中相告，使他平白得了一個全球超級獨家新聞。這一切當然有賴《紐約時報》的金字招牌，及其取之不盡的資源。
駐上海的外國記者中，以阿班的陣仗最大，居則百老匯大廈頂層，行則車夫駕新款轎車伺候，玩則江灣高爾夫球場，飲則英國總會、花旗總會。手下記者、助理無數，僕役成群，保鏢隨行。豪宴酒會裡，他時而主人，時而座上賓。亞洲各地，只要認為必要，便可隨時豪華出行。《紐約時報》的金庫為他安了龍頭，需要時，只管擰開便是。他在北京 、上海的日子，與其說是記者，不如說是王公，寒酸的同行們，誰能與他爭鋒。
《紐約時報》駐中國各地（含香港）的記者站，無論財政、人事及報導業務，均歸上海分社的中國首席記者統管。阿班自一九二九年起便任駐華首席記者一職，前後凡十二年。《紐約時報》總編及發行人的職位迭有更替，他的位置卻穩如泰山，皆因業務精湛全面，難以隨意取代。一九四○年，阿班終於離華，卻不是總部將他調回，而是架不住日本人屢下毒手，企圖對他實行肉體消滅，以至美國亞洲艦隊司令哈特（Thomas Charles Hart, 1877-1971）看不過眼，逼其走避。
阿班一生除新聞報導外，著述也豐。第一本書為一九三○年出版的《苦難中國》（Tortured China），最後一本為一九五○年出版的《一半人為奴，一半人自由：這割裂的世界》（Half Slave, Half Free: This Divided World Abend），凡十一種。其中不得不提的，是一九四七年出版的《華爾傳》（The God from the West），該書早已由雍家源先生翻譯，收入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出版的《太平天國史譯叢》。因流傳不廣，可能知者寥寥，否則的話，近年寫到洋槍隊及華爾（Frederick Townsend Ward, 1831-1862）的作品，應不會如此信口雌黃，令人詫愕。阿班半途輟學，以後也不見受過史學訓練，平日裡忙於採訪，不想治起史來，其謹嚴深厚，已遠遠超出一般史學票友水平。華爾死於寧波後，全世界研究他的著作，屈指可數，出自國人之手的，一本沒有。好在有阿班的《華爾傳》在，這段歷史，才有血有肉。這本書的撰寫過程，也歷經坎坷。全書殺青後，唯一的手稿還未及送交紐約的出版社，便於一九四○年被日本憲兵入室搶走，十個月的努力毀於一旦。日人的惡行，使該書的出版推遲了七年，也使阿班多受了一遍寫作之苦。這段經過，於本書中有詳細描寫，這裡略費筆墨，交代背景。
《採訪中國》（編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簡體中文翻譯版書名為《民國採訪戰》）原名為《我的中國歲月》（My Years in China, 1926-1941），有些版本亦作《中國十五年》（15 Years in China）。書出版於一九四四年，即他去華後四年。全書分三卷，三十六章，外加後記一篇，譯成中文約二十萬字。外國記者關於中國此段歷史的著述不少，但松本重治講歷史，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 1915-1986）講政治外交，史諾（Edgar Snow, 1905-1972）、福爾曼（Harrison Forman, 1904-1978，著有《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原文Report from Red China）講見聞，都與阿班的書不同。阿班此書採回憶錄的形式，有見聞，卻不是見聞錄；有大量歷史片段，卻非歷史著作；有切身經歷，卻不是自傳；有逸事珍聞，卻不是掌故集。此書講的是美國式的新聞採訪實踐，而施展的場所，卻是變革方興的古老中國。自由主義的新聞觀念及美式的採訪操作，處處與中國現實起碰撞衝突。西方記者的常規技能，不足以應付中國的情況，他必須去應對，去適應。有時使狠，有時使巧，有時妥協，卻要死守真實與公正的底線。他以記者的親身體驗，寫出這採訪歷史中的一幕幕。讀下來，在看到歷史風雲的同時，也見識了歷史是怎樣被投射到傳媒。筆者見識有限，涉獵的書中，如阿班此書的還有待發現。
這十五年裡，阿班直接接觸的中、美、日名人政要，比比皆是。他打過交道的著名中國人，有蔣介石、宋美齡、宋子文、唐腴臚、梅蘭芳、孔祥熙、陳友仁、張作霖、張學良、張宗昌、王正廷、吳鐵城、胡適、顧維鈞、伍朝樞、李宗仁。西洋人士中，著名的有鮑羅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 1884-1952）、端納、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林白（Charles Augustus Lindbergh, 1902-1947，首位環球飛行家）、馬慕瑞（John van Antwerp MacMurray, 1881-1960，美國公使）、顏爾露（Harry Ervin Yarnell, 1875-1959，美國亞洲艦隊司令）、哈特（美國亞洲艦隊繼任司令）等。另有大批美英人士，包括駐華的美英軍旅高層、外交官、新聞從業者、租界官員、間諜等，也在阿班筆下一一登場。他們雖不為國人熟悉，卻是中國現代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阿班與日方各種人物的交道，更是精彩紛呈。他筆下涉及的日本人，包括日本外相松岡洋右、駐華公使重光葵、駐南京總領事須磨彌吉郎、駐華艦隊總司令鹽澤、日本的無任所公使伊藤、南遣艦隊司令官岩村清一、日本第三艦隊司令長谷川中將、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及其手下橋本欣五郎大佐等。他對南京大屠殺首要責任人松井石根落墨尤多，許多細節國內出版物中罕見。一般認為，松井及手下八十軍官被日本召回，是因為南京大屠殺後對日負面報導過盛，而讀了本書後即知道，其主要原因，還是與美艦帕奈號（U. S. S. Panay）在長江被日機擊沉有關。而拖松井石根下馬的報導，正是出於阿班之手，發表於《紐約時報》，並造成轟動。對於一干下等的日本角色，阿班也作了描繪，其中有狡詐，有忠厚，有愚鈍，有精明，有凶悍，有溫良……不再千人一面，誇張失真。
阿班加盟《紐約時報》前，曾短暫主持英文的《北京導報》（The Peking Leader）。該報的出版人是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總編是美國人柯樂文（Guover Clark, 1891-1938）。《北京導報》是二○年代北京僅有的兩份英文報之一，陣地雖小，卻各方爭奪。明裡由教會資助，暗中又收受顧維鈞、馮玉祥和蘇聯人的津貼。該報在現代中國新聞史上地位雖有限，卻為在華的國際媒體輸送了兩位關鍵人物：一為《紐約時報》駐華首席記者阿班，一為風頭極健的路透社（Reuters）駐華記者趙敏恆。本書未提及的是，阿班離開該報後，柯樂文又去紐約尋來趙敏恆接任。由於報紙規模局促，兼之柯樂文人品有缺，阿班及趙敏恆均未久留。本書對《北京導報》之運作及柯樂文的為人皆有生動描寫，可資研究北京早期英文報業者參考。
阿班一邊講述新聞的採寫，一邊帶出歷史細節。許多資料是罕見的，因而珍貴。關於孫中山死前向美英求助一事，他從美國駐廣州領事館採得了第一手資料，是全球報導此事的第一人；濟南慘案發生時，阿班是置身現場的唯一非日籍記者，對事件的陳述，具極高史料價值；九一八事變前，阿班事先得了日本人的提示，走遍東北，最早作了預報。
關於中美兩國關稅條約的簽署，阿班也為讀者補充了細節，正是由於國民政府行政無序，美國政府雖主動提議將關稅自主權歸還中國，卻被有關部門誤置十八個月，不獲高層所知。直至宋子文與美國公使馬慕瑞碰頭時，才知此事存在，於是加緊簽署。故而《整理中美兩國關稅關係之條約》是由財政部長宋子文簽署的。而與其餘列強間的新關稅條約，均由外交部長王正廷簽署。
對於鮑羅廷的外表，阿班作了極生動的描述。在中國革命史中，這位蘇俄顧問的作用舉足輕重，提到他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但絕大多數面目模糊，唯有阿班作了目擊者的描寫。他還寫了顧維鈞的暴跳和無奈，張宗昌的奢靡與殘暴，宋子文的堅韌與精幹，張學良的沉湎和昏庸。在中國官員中，他對宋子文著墨最多，評價最高，認為他無論政見人品，都可躋身世界偉人之列。
他動員《紐約時報》援救胡適出獄一事，國內歷史著作中，也罕有提及。胡適在中國公學任校長時，因在《新月》連發三篇重要文章，觸怒國民政府，終於被逮捕。因有消息傳出他將遭槍決，阿班氣急攻心，動員時報總部發表長篇社論，譴責國民政府暴行。他將社論迅速翻譯成中、日文，耗費大量金錢，將社論以電報發送到遠東所有中、日、英報刊轉載，形成鋪天蓋地的譴責之勢，終於迫使國民政府收回屠刀，將胡適釋放。
西安事變的報導，是阿班的又一場漂亮仗。事變發生當日，阿班便憑他與蔣、宋、孔、陳的交情，為《紐約時報》搶到了全球的獨家新聞。新聞史常說，最先報導西安事變的，是路透社的趙敏恆。但趙敏恆是靠嗅覺推斷，最多是猜測，阿班則報導了宋子文及端納的親口引述，鐵證如山。此事的發現，極具戲劇性，也得益於他在人脈上的無敵。那晚，他因缺新聞而苦惱，便隨意打電話給宋子文，不期宋子文已外出，傭人說是去孔祥熙家。他又給蔣介石顧問端納去電話，沒想端納也不在酒店，秘書同樣說他在孔祥熙家。於是，他馬上撥電話到宋美齡公館，傭人說，蔣夫人剛離開，去了孔祥熙家。他至此已嗅到有重大事情發生，馬上一遍又一遍撥打孔祥熙家電話。撥了無數次後，終於有傭人接聽電話，讓他找到了端納和宋子文。宋子文親口將蔣介石被扣的事告訴他。一個驚天大新聞，一個無與倫比的獨家消息，就這麼迅速誕生了。松本重治在《上海時代》有專門一節「協助《紐約時報》」描述此事，他寫道：「這是第一個外國新聞社上海記者對西安事變的報導。」
關於宋美齡的《西安事變回憶錄》，我們從書中得知，手稿的寫作始於一九三七年年初。宋氏著手寫作此書時，便有意售予出價最高者，將所得設一基金，用於西安事變被害衛隊成員遺孤的教育。而出價最高者，正是阿班。他代表北美報業聯盟，以一萬兩千美元從宋美齡手中購得此書的版權，在北美發表。宋美齡的原稿為英文，我們今日讀到的中文版本，即是阿班所購英文版的譯文。
西安事變後，阿班在杭州拜訪了蔣氏夫婦，並以帶引號的直接引語形式，錄得蔣介石對西安事變經過所作的親口回憶，而現場翻譯為宋美齡。此段回憶，與實際經過，應是最為貼近的。
有些歷史事件，在中國長期受忽略，阿班的書便起到□沉的作用。比如，世界環球飛行之父林白到訪中國一事，歷史性有之，戲劇性有之，我們卻大多不甚了了，《採訪中國》裡便有詳細記載。
阿班是為新聞而活的，他不找新聞，新聞也會找他。抗戰期間，中國空軍誤炸南京路時，阿班正帶著他的助手比林漢（Anthony James Billingham）在先施公司採購。他坐在車裡，被爆炸震昏，受了輕傷，比林漢在先施公司大樓裡，則身受重傷，幾乎不治。阿班用了整整一章描述當時情形，從市民仰頭看飛機，一直到爆炸後的搶救與善後，如電影鏡頭，細緻真切，其第一手史料價值，彌足珍貴。
加盟《紐約時報》之初，他還因無情報導，嚴重得罪過上臺不久的國民政府，以至國民政府宣傳部和外交部竭一國之力，花一年時間，不惜與《紐約時報》及美國為敵，欲將他驅逐出境，卻終因國弱而難逞。在中國現代史上，這也是難得一見的大事。他與外交部長王正廷因此案而結怨，又因案結而怨解，終於成了好友。
南京淪陷前幾日，日本海軍航空兵在長江炸沉美國軍艦帕奈號。此事曾在美國掀起軒然大波，舉國激憤。由於帕奈號上載有一批攝影、攝像記者，事件經過被全程以影像記錄，後經米高梅公司製作成記錄片，在全美放映。為避免全美反日情緒失控，迫使美政府過早介入對日戰爭，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1882-1945）總統下令剪去影片關鍵部分，使日軍蓄意攻擊之事實，不至彰顯。即便如此，影片的放映，已使美國民眾之對日觀感徹底扭轉；全美支持中國抗日之民意基礎遂告初成。日美開戰，始於珍珠港襲擊。至於序幕，不乏史家認為帕奈號被炸沉時，即已拉開。日本對此事，一向堅稱為誤炸。而阿班進身幕內，貼近日軍高層每一人，以親歷的第一手資料，揭穿日方謊言。帕奈號事件發生於中國長江，沉沒於南京大屠殺前幾日，對中、日、美三角關係之演變，具重要催化作用。美國有關此事的著述，歲有新猷。而中國史學研究，對此竟然全體沉默，至今留白。有趣的是，松本重治在《上海時代》中，對南京大屠殺草草帶過，對此事乾脆避過不談，或許因事件涉及日軍最陰暗瘡疤，實難處理妥帖。而阿班的書，為中國讀者展現了事件的方方面面。一則為新鮮，一則為深入全面，讀來收穫豈止泛泛。當然，關於美國國內風起雲湧的抗議浪潮，並不在此書範圍內。
這一類的故事和細節，在《採訪中國》中通篇皆是。史家知道的中國現代史是乾枯的事實，而阿班提供的一個個側面，來自美國記者的獨特視角，鮮活得帶著汁水，而且向不為我等熟知，也不為我等常見，因而填補了空白，提供了參照，使歷史更形豐滿完整。
日本的石川禎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一書的後記中寫道：「就我個人而言，對於中國長期以來把『黨史』限制在國內的傾向，雖談不上反感，卻十分不習慣。」對此，筆者是有同感的。豈止黨史，中國歷史各方面的研究，無論視野還是史料，都應放在世界大範圍中。僅舉松井石根與八十部下被召回國一例，若只從中日關係看，而略去美日關係的角度，便不會顧及帕奈號事件，亦不會考慮《紐約時報》報導的影響，所得出的結論，自然欠完整，甚或有實質錯誤。筆者翻譯此書，亦是希望拓展自己的歷史視野，兼而惠及同好。
對於今天的新聞從業者，阿班的書更有意義。它像採訪學裡的《孫子兵法》，教我們於複雜萬變中，如何施展手段，如何施放煙幕，去準確挖掘新聞，搶先發表新聞。它還教我們如何在職業操守上嚴於律己。阿班的個人情感觀點固然愛憎分明，新聞報導本身卻力求超然於黨派政爭及國家、民族愛恨之上，一貫死保新聞來源的身分，不管其為何黨何派、何國何種；社交方面，則長袖善舞，左右逢源，與中外各界打成一片，因而能大量挖掘獨家新聞。即使被日本憲兵壓跪在地，雙臂強扭至背後，腰部、腹部遭猛力狂踢，即便日人在珍珠港屠殺了數千同胞，他的筆端觸及日本人時，卻能避免作情緒性宣洩，該褒處褒，該貶處貶，均秉公直論，就事論事，因人而異，分別對待。在新聞業者裡，這種大家風範，讓人油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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