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喜邊緣的旅館

作者中文版序

我知道我是誰∕傑米．福特

　　我是中國人呢。大學一年級的有一天，我這麼覺得，當時我正在填寫助學貸款申請表。申請表上有一欄，必須指出我的種族為何，欄裡有「亞洲人」和「白種人」兩個格子可選。我父親是中國人，我母親是白人，所以我是各一半。哪裡有半中國人半白人的格子？就是在那時候，我才明白，大半的生命中，我自認是中國人的時候並不夠多——因為我幾乎要在「白種人」的格子上打勾了。

　　為什麼我會這樣覺得？因為和我父親與祖父不同，我不會說廣東話——也因為我的姓是「福特」，這個姓會讓人混淆，它是我曾祖父鄭明（Min Chung）在一八六五年來到美國闖天下時幾近隨意挑選的姓。會有這種感覺，也因為我從沒有去過中國。我和中國最接近的就是此刻你手上拿的這本書了。而我希望能改善這個情況——而且很快。

　　但是在成長過程中，這卻絕對錯不了。在我所有的全班相片裡，那個外來種族長相的小孩就是我。我永遠是有些微的不一樣。小學時候，我記得白人同學會問我像這樣的問題：「你們過不過聖誕節？」當然過，不過我們也會在中國新年去我祖父母家，吃年糕。你們不是嗎？我以為每個人都是這樣哩。

　　回想起來，我是在相當傳統的華裔美國家庭長大。我們米飯吃得比馬鈴薯多，在銀餐具旁邊擺放筷子。東方雕像裝飾我們的客廳——彌勒佛、蓮花佛、接引佛，我們全都有，雖然我們不算是真正的佛教徒。許許多多的中國圖片、月曆、亞洲地圖和櫻桃木雕家具，形成我父母家中七○年代的裝飾風味。

　　彷彿要符合每個美國人對於華裔美國人謀生方式的刻板印象似的，我父親開了一家中國餐廳，副業是教人國術。如果你曾經去過一間「道地的」美國的中國餐館，也就是廚師和洗碗工全是香港人、唯一會說洋涇濱式英語的人是櫃台收銀員、而小孩子在裡面跑來跑去，像是住在那裡一樣——那就是我，而那就是我的童年。

　　年紀還小的時候，當大多數美國小孩對球芽甘藍皺眉頭的時候，我已經在吃鳳爪、海蜇皮、海參和我最喜歡的零食——魷魚乾。周末我會和家人到西雅圖的中國城飲茶，而不是一輩子就那麼一次隨著學校戶外教學去到那裡。

　　但是這樣就夠了嗎？我仍然不確定。當我看著那些助學貸款申請表時，我仍然思索是不是要在那個寫著「其他」的格子上打勾。

　　身為作家，許多年來我都用非亞洲人的角色編撰故事——這些故事沒有一個出版過。我想要寫受人歡迎的東西，而不是和我個人關係密切的。而我失敗得很慘。但是我仍然故意迴避中國人的故事——部分原因是我不認為會有任何人想要看，但是主要原因是，我對於自己夠不夠中國到可以述說這些故事並沒有把握。我尚未找到我的聲音。我尚未找到我的認同身分，我不知道我是誰。

後來我父親過世了。每件事情都變了。我也變了。

　　父親幼時家境貧困，生長在一個嚴格的中國家庭，他是獨子，所以我的成長階段並沒有中國的姑姑、伯叔和堂兄弟姊妹在旁邊。當他辭世之後（在我祖父母相繼過世之後），我感覺自己遠離了中國傳承——只剩下文化的空洞，和我的姓，福特。

於是我開始探索我父親的童年故事。

　　這些故事當中，有一個是關於他曾被迫配戴一個上面寫著「我是中國人」的胸章。胸章是在珍珠港轟炸事件後不久家人給他的。他告訴我白人小孩會拿石頭丟他，罵他是「日本鬼子」；還告訴我說他跟別人打了數不清的架。而胸章是一種自衛的形式。

　　他還說過他就讀一所人種複雜的學校，有白人小孩、菲律賓小孩、韓國小孩、日本小孩和黑人小孩。然後有一天他到學校上課，卻有半數的桌子都空了。那些日本小孩都被送到拘留營裡。他再也沒有看過他們任何一個人。

　　父親的這個故事就是這本書的靈感來源。他成長的時代，日裔美國小孩和華裔美國小孩一起上學一起玩耍，而他們那些舊世界的父母親充其量是困惑的旁觀，最糟的則嚴加禁止。他的成長過程伴隨著中國和日本在舊世界戰爭的迴響，而他的城市裡大多數的白人卻認為「反正他們也長得很像」。

　　他的經驗，加上我自己對於種族認同的不安全感以及迷惑——也就是一隻腳穩穩立於兩個不同的世界中，有時候別人還要你去選邊站的種種感覺——是促使我寫出《悲喜邊緣的旅館》的原因。這是一個根據事實寫出的杜撰故事。這是一個處於個人衝突間的家庭故事。是一個中國男孩長成「美國人」的故事。

　　寫這本小說的過程讓我更加了解我父親、他的童年、他的錯誤和奮鬥，以及他的歡喜。我多麼希望他仍然在世——我想他會很喜愛這本書的。*

　　和我父親不同，我沒有胸章可以提醒自己和別人「我是中國人」。沒關係，現在我不需要了，我知道我是誰。

傑米．福特
二○○九年六月一日

　　* 他也會喜歡我的婚禮。和他一樣，我娶了一個白種女孩，不過我們是在○八年八月八日下午八點○八分結婚。我猜我終究還是中國人吧。

推薦序一

藏在時空膠囊裡的悲喜記憶
譚光磊（本書中文版權代理人）

　　二○○八年十一月，美國總統大選結束，歐巴馬成為史上第一位非裔美國總統，為族群融合寫下新頁。美國雖以族群熔爐自居，可是各族裔之間的紛爭，兩個世紀以來始終難以消弭。如今黑白對立稍有趨緩之勢，然而自九一一後便被徹底妖魔化的中東移民，難道不是新的種族迫害對象？

　　回溯美國歷史，除了黑人問題、近年來的拉丁裔問題、早期義大利與愛爾蘭移民的對立，亞裔族群所承受的不公平待遇和斑斑血淚，恐怕是最慘烈、卻也最受忽視的一片記憶。新人作家傑米．福特的長篇小說《悲喜邊緣的旅館》，講述的正是二次大戰期間美國政府對日裔居民的不人道迫害。這是美國至今依然罕為人知、政府也羞於提起的不光彩歷史。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軍偷襲珍珠港，美國旋即對日宣戰。在一片高漲的愛國聲中，日裔居民頓時成了種族仇恨的箭靶，日本間諜滲透美國本土的謠言紛起，大規模的仇日行動在美國西岸各州爆發。隔年，羅斯福總統更簽署行政命令，將美國西岸劃為戰區，開始執行強制遷移日本僑民的計畫，共有超過十萬名日裔居民被迫遷往內陸拘留營，日僑因此損失的財物不計其數，更有許多西岸城市的日本區在行動中被毀。

　　誠然，日本計畫性對外移民行之有年，軍方在其中安插間諜收集情資也真有其事，但在這次大遷徙中的日裔美籍居民，很多是在美國土生土長的第二代，他們就算對日本還有幾分原鄉想像和文化認同，也絕對談不上國家忠誠。可是在白種人眼裡，他們就是「日本鬼子」，與效忠天皇的日軍沒有兩樣，而那些美其名為「拘留營」（internment camps）的安置所，其實和希特勒的猶太集中營也沒有差別。當美國號召自由國家在海外戰場對抗法西斯暴政的同時，這樁不人道的迫害行動卻在本土上演。

　　大衛．古特森（David Guterson）在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小說《愛在冰雪紛飛時》（Snow Falling on Cedars）算是探討該事件的代表作，當時大為轟動，還被拍成同名電影。不過那究竟是白種人立場的同情式理解，主角伊希梅爾仍扮演了最終的救贖角色，以無私的大我胸襟提供關鍵線索，幫助兒時戀人的日裔丈夫無罪開釋。要談族群融合，這書的立場根本保守得很。

　　相較之下，福特的寫作策略就顯得匠心別具而讓人眼亮：他從華裔移民的角度切入，寫一個西雅圖中國城的十二歲男孩愛上日裔女孩，結果被命運拆散，闊別近半個世紀後追索記憶中酸甜苦辣的故事。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選擇由華人視點切入？或者應該說，這場差一點就成了種族屠殺的迫害行動，與華人何干？

　　這當然得談到福特的身世背景：他的曾祖父鄭明（Min Chung，音譯）於十九世紀末來到美國，以開採硼砂為生，後來當上工頭，入境隨俗取了美國名字威廉．福特（William Ford）。傑米的父親是百分之百的中國移民後代，母親則是白種人。他本名詹姆斯，這名字到了奶奶口中就成了廣東話的「家美」（Ja-Mei），傑米（Jamie）於是成了他的小名。特殊的身世和父祖兩代在二戰時期的親身經驗，啟發他寫了這個故事。

　　一八八○年代，美國通過排華法案，導致大批中國移民流離失所。日本移民趁機進駐，搶走華人的工作機會，從此埋下日華僑民間的仇恨。西雅圖的中國城和日本城（Nihonmachi）只有幾街之遙，卻有如壁壘分明的兩個國家。及至日軍侵華，二次大戰爆發，雙方更是水火不容。

　　《悲喜邊緣的旅館》主角李亨利的父親，就是個對日本人深惡痛絕的華僑。他年紀輕輕就離開廣東，飄洋過海來到新大陸；他支持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革命，到處為國民黨奔走募款。他一方面希望兒子能像其他廣東華僑一樣回家鄉念書，卻又希望他能融入美國社會。他動用關係把亨利送進全白人的學校讀書，結果亨利每天早上都要忍受中國城的同齡男孩笑他是「白鬼」，與他們背道而馳孤身走路上學。在學校裡，他遭受無止盡的霸凌和歧視；因為拿的是工讀獎學金，中午還得在食堂裡為白人同學打飯送菜。

　　在家裡，父親不准亨利講廣東話，要他「說你的美國話」（speak your American）。偏偏父母都聽不大懂英文，於是就演變成一種雞同鴨講的單向溝通：父親用廣東話，亨利用英文，而他英文究竟講些什麼，父親也只能略知一二。

　　就在如此「背腹受敵」的情形下，亨利認識了新的轉學生岡部惠子。她同樣拿獎學金進白人學校工讀，同樣因為父母希望她能融入美國主流社會。差別在於惠子的雙親都是日裔移民第二代，生活起居已經非常西化。惠子的母親甚至鼓勵喜歡畫畫的女兒去申請藝術學院。亨利一聽便說「他們不會收你。」惠子反問：「為什麼？因為我是女生嗎？」亨利沉默半晌回答：「因為你是日本人。」惠子說：「所以我媽才要我去申請。要做開路先鋒。」

　　有趣的是，亨利第一次和惠子在學校廚房見面時，根本沒認出她是日僑，還把惠子錯聽成中國名字「凱可」（Keiko），問說「凱可是什麼名字呀？」可想而知，當他明白對方的真正身世，從小父親教導的警戒心油然而生：那是一道永遠不能跨越的鴻溝。但身為學校裡唯二的非白人學生，又同是拿獎學金的半工半讀學生和霸凌對象，他們很快便建立起同舟一命的情感。亨利赫然發現：在白人眼中，所有亞洲人都長得一樣，誰管你是「清客」（Chink）還是日本鬼（Jap）？

　　身份和族群認同的問題，於是精彩好看了起來。面對父親，亨利不能忘記中國的本，卻又被迫上美國學校、說美國話；面對惠子，他要背負的是父親耳提面命的中日仇恨；面對白人，他被一視同仁當成日本鬼，還得不斷指著衣服上的胸章「我是中國人」（I Am Chinese）。這已經是極為複雜的架構，可是福特的企圖不止於此，他還加入了街頭黑人爵士樂手薛爾頓（Sheldon），用他和中國小男孩的跨種族友情，帶出西雅圖在爵士樂史上曾經扮演過的重要角色，以及黑人面對白人主流社會的無奈和無力。

　　《悲喜邊緣的旅館》的故事從一九八六年說起，亨利已經五十六歲，妻子半年前因癌症去世，身心俱疲的他走過封閉半個世紀的巴拿馬旅館，正巧遇上新任經營者的記者會。旅館業主拿出一把日本陽傘，說他們在旅館地下室發現大批日僑遺留下來的東西。當年日裔人士被迫遷徙，倉皇中便把許多衣物、照片和文件寄放於此。誰知世事難料，戰後多數日僑再也沒有回到這個傷心地，位於日本城和外界交口的巴拿馬旅館於是塵封多年，變成一個保存歷史記憶的時空膠囊。

　　講了這麼多，都是關於歷史記憶、戰火傷痕、身份認同和族群衝突，看似沉重無比，然而這正是《悲喜邊緣的旅館》最高明之處：我們完全可以拋去歷史包袱和文化議題，單純享受故事的本質。這是一個男孩的成長故事，一個兩小無猜的純愛故事，一個相隔三代的父子故事，一個勇於追尋夢想的故事。

　　福特的筆觸輕盈而優雅，沒有絲毫矯作，也不是憤怒的吶喊。小說中的喜怒哀樂、酸甜苦辣，皆是普世共感的人類經驗，無論種族和國籍，都能心領神會。或許因為福特生長在美國，又有白人母親，少了幾分僑民的直接苦痛，對惠子的日本家庭和那消失在大遷徙中的日本城，又多了幾分浪漫想像。可是誰說談族群問題必得頭破血流？講種族和解為什麼不可以溫婉？

　　福特大學讀的是藝術，畢業後一直在廣告界工作，作品曾多次獲獎。《悲喜邊緣的旅館》的前身是短篇小說〈我是中國人〉（I Am Chinese），後來他聽從一位編輯的建議，把這個故事發展成長篇，便是《悲喜邊緣的旅館》。這本書在二○○七年的法蘭克福書展前夕由美國藍燈書屋集團簽下，福特更因書寫華裔經驗而被譽為是「男性版的譚恩美」。

　　今年一月，《悲喜邊緣的旅館》在美國上市，獲得書店通路和讀者的一致喜愛，登上紐約時報排行榜，精裝版再版不斷，印量堂堂突破十萬大關。這段埋藏在幽暗過往、不為人知的歷史，透過虛構的小說演繹而重見天日，也讓無數美國讀者正視亞裔種族受迫害的不公不義。

　　半年後的現在，這個故事翻譯成中文、來到台灣，在這塊中國傳統文化、日本殖民記憶和美國文化霸權糾纏不清的土地上，應該更能與讀者產生共鳴。或許，我們都曾是困惑的李亨利，都曾在族群和文化認同的路途上感到徬徨。在閱讀過程中與主角心心相印的時刻，但願我們也都能記得那些四海皆準的人類情感，也希望族群衝突的悲劇永遠不再上演。

推薦序二

在悲苦中找尋甜蜜∕鍾文音

　　一九四○年代和一九八六兩個時空來回交錯，一個逝去的青春之愛，一個逝去之妻。拉扯出四十年的三人感情絲縷細線，以及飄零美國的中日後裔生活，悲喜情境交織，有如喜悅若無悲苦為背景就不足以稱之為喜的蒼涼。

　　全書感情深邃，悠緩，如慢鏡頭。有如封閉劇場，全書焦點是一座古老的巴拿馬旅館，從旅館的去留衍生了主角亨利的無奈摯愛錯失。或許錯失的愛，將更強大，將更茁壯萌芽在記憶的倉庫裡，散發著誘人的潮濕氣息。書末寫：「他會做他一向在做的事，在悲苦中找尋甜蜜。」此是愛情滋味的絕佳詮釋，看似容易，實則難中之難。

作者後記

　　這個故事雖然是虛構的，但是許多事件，尤其是與日裔美國人的拘留相關的，卻如所描述的真正發生過。身為一個作者，我只盡力重建這塊歷史風景，而不評斷當時人物的居心是善是惡。我的目的不是要創作一齣道德劇，讓我的聲音在舞台上發出最大音量，而是讓真相忠實呈現，交由讀者的正義感去決定是非。而雖然我十分努力要忠於這些事實，但是若有任何歷史或地理上的錯誤，責任絕對都在我身上。

　　因為許多人問起，我在這裡回答：是的，「巴拿馬飯店」是個真實的地方。是的，三十七個日本家庭的物品確實放在那?，大多數是放在佈滿灰塵而陰暗的地下室裡。如果你要去那?看看，務必到茶館坐坐，許多物品就展示在那?。我強力推薦那裡的荔枝茶——絕不會讓人失望的。

　　「巴德爵士唱片行」也在那?。就在街上，在西雅圖的「先鋒廣場」中心。你很容易漏掉它，但是它卻很難忘。我有一次進去拍些宣傳照片，店主只問我，「這是要做好事還是要做壞事？」我說，「好事。」當然。「對我來說就夠好了。」是他的溫和回答。

　　不過，如果你到這兩個地方去找一張失傳已久的奧斯卡．荷頓唱片，你可能沒有什麼好運氣。雖然奧斯卡的確是西北岸爵士界大師之一，但據我所知，他並沒有出過一張黑膠唱片。

但是，你永遠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