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蘇國輝)
「我是很理智的人。」31歲的導演趙德胤說。這句話幾乎是他的口頭禪,在言談中反覆提及。他的第三部劇情長片《冰毒》備受矚目,獲得英國愛丁堡國際影展最佳影片獎、瑞典影展最佳導演獎等國際影展肯定。從2011年拍攝第一部長片《歸來的人》,2012年《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他的製作團隊從三個人擴編到《冰毒》的七個人,一台小攝影機,以最精簡的組合與時間,想盡辦法帶出最好的成果。他出生於緬甸臘戌,現籍台灣,16歲就來台灣念書,在兩地生活的時間,已經各占據年齡的一半,他稱自己「在台灣想念緬甸,在緬甸想念台灣」,永遠的異鄉人藉由電影,為生命下錨。
「對我來講,近幾部片的拍攝題材還是『等待』,這群人在等待一些什麼到來,這些人在等待電話、在等待改變。另外一個是『離散』,大規模的遷移,大時代下的遷移。」趙德胤說,「等待跟離散很適合長鏡頭,『時間感』比較足。他們在等電話,我的生命經驗也是這樣,跑到四五個小時外去接一通電話,等了很久可能等不到又回來,即便現在,緬甸的山上或鄉下仍是這樣。我覺得時間感很重要,《冰毒》裡每個長時間的等待都是跟故事有關係的。重點不是怎麼拍,而是故事的敘事核心是什麼。」2008年,是趙德胤離家十年後第一次回緬甸,那時他去拍了一部短片《摩托車伕》;而《冰毒》拍的,則是他國小同學的故事,他聽過後就一直記在心裡。台灣與緬甸兩種現實生活交織在一起,對他來說震撼太強烈,不得不做一點事情來宣洩。
緬甸有嚴厲的電影審查制度,拍攝前需要申請執照,趙德胤的所有片子都是偷拍的,時間有限,他必須嚴格控制和分配。為了拍《冰毒》,他帶整個劇組到家鄉待了十九天,「大家生病了八天,勘景三四天,等於用七八天拍完。拍慣了其實抓的不是鏡頭,而是注意故事線有沒有遺失,跟角色的狀態對不對。這兩點對我來講,就足以構成一部電影。當然其他也重要,但只有八天,要剪出一部90分鐘的電影,就要很精準。」
時間太緊迫,對於拍到什麼、要拍什麼,只有趙德胤心裡有數。「我是蠻直覺的人,通常拍這類型片的導演都比較感性,但我是理性的人,想要東西精準。現場不只是拍攝,還要解決很多雜七雜八的事情,警察會來,軍人會來,我要安定劇組,所以我壓力特別大,每次拍完片都會生一場病。」不僅拍片如此,趙德胤的現實人生也分秒必爭,從2011年拍攝第一部長片以來,幾乎沒有停下腳步,每拍完一部就緊接著下一部。他的下一部片已經拍攝完成,會是紀錄片。
《冰毒》劇照(圖/前景娛樂提供)
「拍電影到現在有兩大限制,一是沒錢,沒錢到連台灣大學生拍畢製的錢都沒有;二是偷拍,又沒錢又偷拍,那不用再拍了。」趙德胤說,「我覺得我對藝術、對電影的潛力只發揮到30%,再看那些電影時我只會看到不足,每次拍都覺得自己不適合拍電影,每次拍都有極大的遺憾,我都是很理性的,如果可以瘋狂一點,就可以多一點。極度的不自信感跟焦慮,是我拍每部電影都有的問題,我真的適合當導演嗎?」即使經費非常有限,他認為面臨的是創作上的困難,而非執行上的困難。他從文學中借用大量美學,最大的焦慮來自如何轉換,過程中必須不斷下決定,必須割捨掉很多東西,這很困難,但時間不會等待,拍攝總在持續中。
趙德胤不喝咖啡,不喝手搖飲料,不吃加工食品,習慣逛市場買菜,沒有什麼娛樂,生活極度簡單。「我從沒有過今天想要吃什麼,吃是為了肚子餓,肚子餓是為了活下去。」忙起來的時候,他會從市場買來七八樣蔬菜,七八種水果,一堆手打麵,煮一鍋絞肉加蕃茄醬,「每天就是開水煮了,麵放下去,青菜放下去,醬灑下去,我可以一年都吃這樣。不忙的時候,早上去菜市場買菜,弄水煮麵,吃水果,看小說,收大量的信,想一想下個計畫,差不多就這樣。我31歲,但像個60歲的老人,有單一的品味,枯燥乏味的生活。」他補充,「很多導演也跟我說他們的人生很無聊。」
(攝影/蘇國輝)
讀小說是他唯一的興趣,連拍片時也讀,他覺得文學跟電影是很相似的,美學可以互相滲透影響。拍攝《冰毒》期間他讀的是福克納的《燒馬棚》,小說裡的氛圍對拍攝劇中「燒地」一段有很大影響。「我最近在讀川端康成,我都是系統性的讀,會一次把作者的書都讀完。之前在讀比較極端的人,杜斯妥也夫斯基,所以接著想讀柔軟一點的,現在讀川端覺得很舒服。」他曾經想透過書寫來表達,後來發現電影是更好的管道。以大量的理智去包覆感性,趙德胤如同精密儀器,而電影,是一切驅動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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